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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这样的结果一定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文革思维”，它“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澳门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郝志东先生说。今年，2026 年，距文革发动整整 60 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纪念中国当代史中极端荒谬、疯狂的一段岁月，检讨极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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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 子。但事实上，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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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当此之际，为促进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本刊特发表徐贲教授此文。文章聚焦于一位比利时学者的最新 研究——评析马蒂亚斯·德斯梅特《极权主义心理学》的核心理论，重点探讨“游离性焦虑”与“群众形成”在极权主义生成中的心理机制。文章指出，极权并非仅源于外在压迫或特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植根于现代人心理结构的潜在倾向。在人工智能与技术官僚主义背景下，这种心理机制以 “专家理性”和“算法中立”的形式重新显现，使民主社会同样面临思想同质化与异议压制的风险。作者认为，防范当代极权主义不仅依赖制度约束，更取决于心理韧性、批判性思维与开放公共讨论空间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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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秦晖在其新书《拯救德先生》中所充分论证的，片面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反而为昂纳克寓言的应验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高人权国家已终止单维经济全球化，却未重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而是转向关税。秦晖认为关税并非万能，对其推进民主的前景颇为悲观。作者认为若关税能针对低人权实体因偏离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则这种关税的征收不仅将更加师出有名，而且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和完善，因而有利于人权的改善、民主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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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门举行立法会选举，中间派议员被取消资格；

2、叙利亚举行推翻阿萨德政权后首次议会选举；

3、孟加拉国前总理因镇压学生运动被判死刑；

4、欧洲最高法院裁定各国需承认他国同性婚姻；

5、深圳易力声工人罢工，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工人；

6、智利极端保守派卡斯特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7、黎智英被判违反国安法，勾结煽动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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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民主国家争取自由的艰巨事业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是生产和传播知识、思想，基本表现方式则是言论。这固然似乎没有错。但言论通常是个体的，表现空间也总是很有限。“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哈维尔曾说。 因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供讨论的概念——“反抗的共同体”2，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这里的范围而言，“反抗的共同体”涉及两个层面的联结，即知识分子彼此之间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结。例如，对于知识人中极少数敢于发声、受到官方惩罚的“敏感”人物，是竭力避免还是保持接触，抵制官方孤立异议者的企图 ?3 再如，在像 1989年那种学生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是至多只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信使”、“中介人”，还是加入到抗议的一方当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在导致波兰民主化的“团结运动”中，知识分子较早成立了“支持工人委员会”，这对于中国学人是否也是值得借鉴的一种联结？ 很明显，联结还是切割、旁观抑或参与，这是向往自由的人们会真切面对、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问题。“反抗的共同体”是否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如何界定其涵义，可以设定怎样的目标？这样一个共同体如何可能，是否可以、如何从生活的近处开始？其他国家的反对运动中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民主季刊》就这些问题，邀请到了陈健民、胡平、吕频、张艾枚、陈奎德、吴强等学者和观察人士发表评论，结成了以下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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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我走了以后，你去找玛丽，”一位中国流亡者生前曾这样嘱咐其妻子。他所说的玛丽，就是法国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ie Holzman，中文名“侯芷明”。侯芷明集学者、作家、记者、翻译家的身份于一身，长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中文教授。她以当代中国和中国异议人士为研究重心。从 1995 年开始，她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迄今已 30 余年。在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访谈中，侯芷明教授追述了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感所思，她接触或目睹过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参与过的、在国际上为促进中国人权状况所做的努力。感谢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先生接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对侯芷明教授做这个访谈。它是本刊对国际上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系列访谈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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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机遇总会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准备好，也可能错失政治机遇 ”， 国际共和研究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主任亚当 · 金（Adam J. King）说。金先生多年来与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许多国家的在地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选举、媒体自由、公共财政管理、移民劳工和少数族裔权利、青年公民行动、女性政治参与等，他还曾在孟加拉、柬埔寨、蒙古、东帝汶等国家观察选举。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伦敦的青年政治学者李聿脩对金先生越洋做了这个访谈。金先生的工作给了他一种难得的优势，来比较与思考许多亚洲国家 —— 当然包括中国 —— 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问题。他认为，尽管公民社会在中国非常受限、极端脆弱，但还是大有希望，国际社会应该准备好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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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革命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一种社会现象，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重要的华人经济学家、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说。为什么迄今的历次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产业革命的发生？中国是否会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再次落后？这次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可能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与民主资本主义相比，极权主义体系在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时是否会处于劣势？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对许成钢教授做了这个深度访谈。许成钢教授著述丰富，最新著作是 2025 年出版的、包括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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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政治”在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未来民主化后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迈克尔·平托 - 杜辛斯基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此文从全球范围对政治筹资问题的挑战与管理做了比较研究，原载于美国《民 主季刊》2002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4, Octo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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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民主转型一向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关注，但关注往往停留在表面，对于转型发生的具体过程缺乏细致研究分析。约翰·希格雷（John Higley）、黄东益（Tong-yi Huang）和林泽民（Tse-min Lin）的这篇文章 聚焦于台湾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精英和解所发挥的作用。原文首发于 美国《民主季刊》1998 年第 2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9, Number 2,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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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你如果跟一些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的行动者聊天，他们还可能会偶尔用‘维权’这个词。但这两年，你几乎听不到了”，日本中国问题专家阿古智子教授说。阿古智子教授的学术方向涵盖了现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市民社会、人权、教育发展，以及战后中日关系。她特别关注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收缩，研究中国律师、记者、行动者如何在高压下持续表达，以及年轻世代如何找到新的方式进行社会行动。在这个访谈中，阿古智子教授讲述了中国公民运动近年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及原因，即为什么从维权世代过渡到了后白纸世代。2022 年白纸运动后，新的“后白纸运动世代”身影开始浮现。有许多行动者移往海外，形成新的社群与聚点，不仅持续关心、思索中国议题，也更积极参与国际议题，行动方式比前一代更分散、多元。阿古教授注意到女权是现代年轻人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分享了她对这个世代的观察与理解。最后，阿古智子教授还分享了她在日本策划的“战后八十年”系列活动。

阿古智子教授大学时期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浓厚兴趣。 她取得博士学位后陆续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目前在东京大学担任大学院 总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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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刊发表的“反思总统制”上下两篇 1 讨论了“林茨命题”以及议 会制和总统制的利弊优劣。本文继续反思总统制，并探讨总统制和体制崩 溃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权衡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利弊之后，作者的结论是 议会制总体上优于总统制。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宪法变革应保留 1982 年宪法文本规定的议会制度，而不是改换成人治风险极大的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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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20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历史科试题争议为切入点，探讨极权体制下历史观的操控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折射出官方试图通过单一化的仇日叙事来塑造集体历史记忆，限制多元历史解释。这种纪念式历史观通过强调伟人和重大事件，将复杂多维的历史简化为单一叙事，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抹杀多元视角。它“只讲结果、不讲原因”，本质上是掌控历史话语、巩固统治权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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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制约，来察考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学术自由的状况。作者认为，尽管人们通常会强调制度的力量，也即结构的力量，但是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没有个人也就没有制度和文化。从个人因素上讲，从来就有一些学者坚持自己思想的自由、独立和批判性，并敢于承担后果；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协助统治者压制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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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来西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2、台湾“大罢免运动”失败；3、加沙在以色列全面清剿行动中陷入饥荒；4、泰国总理佩通坦被宪法法院罢免职务；5、尼泊尔发生 Z 世代青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6、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被最高法院判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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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调查”在我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关注，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普里西拉·B·海纳（Priscilla B • Hayer）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1974-1994 年期间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原文首发于 1994 年《人权季刊》第4 期（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 1994, Vol.16, No. 4 (Nov., 1994), pp.597-655）。（本文由言晓义 翻译，《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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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与缅甸的案例，归纳出亚洲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四种关系模式：民主与联邦的契合与张力、民主化下的准联邦化、威权型联邦主义及失败的联邦主义。研究发现，亚洲经验既有制度创新，也有失败与逆转，挑战了西方学界关于二者天然互补的假设。文章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警惕多数主义和族群化联邦的双重陷阱，尤其是 “ 汉族主导型民主 ” 的风险；威权联邦主义虽脆弱，但可能成为过渡性路径。最后，作者强调发展嵌入联邦体制的审议民主，以缓和冲突、提升合法性，作为中国未来处理多样性与民族事务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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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追求民主的运动与女权运动之间存在着历史阶段和议程的差异。尽管 1980 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但是妇女议题并未被纳入主流的思潮和社会运动，比如在八九年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而在维权运动与自由主义成为传播主流的阶段，女权主义也与其形成张力。

2025 年是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30 周年纪念。那次大会被认为是史上最成功的联合国妇女大会，发表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消除性别歧视的 12 个关键领域，至今仍然深深影响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和评估。对于中国人的公共生活，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重要的分水岭。它让中国政府走出了因六四镇压而面临的国际社会的孤立，也因此带来了国家对民间组织发展的松绑，也为在发展领域引入国际资金、理论和实践开启了门径，并促成了之后二十年公民社会的发展。女权运动也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在 2015 年之后，随着对工运、人权律师和女权运动的打压日渐严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退出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消失。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权运动和性别多元群体却借助社交网络艰难图存；这些线上和线下网络的存在，成为白纸抗议的基础之一。

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除了女权运动批评民主运动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妇女和性少数权利的忽视，在反性侵害运动中，一些知名的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被指认为侵害者。

是什么造成了女权运动与民主运动关注点、活动领域的差异？除了不同时期、政治环境、策略的考虑，是否还有思想意识的变化、对社会或国家未来看法的不同？女权运动对于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培育和社会资本发展、促成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有哪些作用？

当中国官方庆祝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就、国际社会盘点过去三十年性别平等得失的此刻，《中国民主季刊》季刊邀请到了王政、王亚秋、李思磐、赵思乐、林垚、陈纯、伍惟婷等 7 位专家和活动家讨论了民主运动与女权的张力、女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意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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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两个很相似的国家，一样的资本、一样的人口、一样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两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产出就会完全不一样”，美国乔治 • 梅森大学钟伟锋博士说。中国在现行体制之下，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如何看 Deepseek 这类“借鉴加创新”模式的可持续问题？美国的科技围堵是否可能反而刺激中国实现科技创新？中国以举国体制押宝到几个特定科技产业，如果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有没有可能“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怎样评估科技创新经济的市场前景和潜力？在科技创新经济失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间接或者直接催生出政治转型诉求？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青年政治学者李聿修先生采访了钟伟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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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专制的状态下 ”，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教授说。这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最近反复提出要走向共产党后的中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要点明这一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毛后改革的实际终结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如何看待目前一些人对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怀念？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证明了 “ 中国模式 ” 的不可持续？为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中国可能的转型路径？如何看待有官方宣传因 素在内的、许多人对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和国家动荡的担忧？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专访了吴国光教授，产生了这个深度对话。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许多人那里好像有难度了，这种思想境况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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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调查”在我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 关注，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普里西拉·B·海 纳（Priscilla B. Hayer）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 1974-1994 年期间 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 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原文首发于 1994 年《人权季刊》第 4 期（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 1994, Vol. 16, No. 4 (Nov., 1994), pp. 59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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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因涉嫌受贿被起诉；2、香港 23 条与国安法同步执法引发国际关注；3、亲欧盟中间派候选人赢得罗马尼亚总统大选；4、保守派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赢得波兰总统选举；5、蒙古总理因儿子奢华生活辞职；6、加沙人道危机恶化；7、荷兰极右翼政党因移民政策分歧退出执政联盟；8、中国警方大规模抓捕耽美小说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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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中国境内“田野”和“学术交流”趋于困难，影响中国研究和教学前景。不过，许多学者在田野及学术交流顺利时，有过大量研究成果，却对近年中国形势特别惊讶，似乎存在田野的“碎片”和学术交流的“烟雾”。数十年来，一些研究并未仰赖田野和学术交流，而能免于误判、误导。这些研究从理论基准和经验现象掌握“体制延续性”，在信息相对丰富、开放的场域中，形成共通研究意识和社群，对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方向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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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之后，中国当局对此前活跃的公民社会力量进行清算，中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陷入消沉。然而，此前不在大众和主流媒体视野的左翼行动者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 2017 年底，以全新面貌出现在抗争的聚光灯下，与此同时，反性骚扰运动 #MeToo 迅速席卷中国各界。这两波力量与仍在寻找出路的自由主义者相结合，出现了一个守望相助的“反国家主义联盟”。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联盟的存在是短暂的，并且很快出现了撕裂和割席。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此前的公民社会运动，而在于阐述“反国家主义联盟”出现的契机、理论基础和实践受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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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估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指出其制度性权力高度集中，依靠“总 书记 + 军委主席”体制、反腐整风、意识形态重建和军队绝对效忠，实现了党内空前的集权局面。但文章也强调，习近平的非制度性权威严重不足，既无毛的建国之功，也无邓的改革之绩，缺乏政治“事功”的支撑，导致党内和社会对其多是“畏权而不服德”。习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试图弥补此弱点，却因政策争议和缺乏接班安排，令政权稳定性面临隐患。尤其在经济下行、中美对抗、台湾问题等多重挑战下，其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失衡将成为未来统治风险的关键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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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 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转型正义更可能会以 真相与和解的方式进行。其内容包括：实行言论自由，释放良心犯，取消 黑名单，平反冤假错案，还原历史真相，对受迫害者经济赔偿，确定压迫 者的责任并对其宽恕，开放政治档案，建立防止侵犯人权的机制，移除暴 政象征，建立纪念物，以及经济清算等。经济清算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因 为中国是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私有化，因此未来中国的转 型正义还需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最后，文章强调，民主转型 与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确定轻重缓急，应把实行 言论自由与释放良心犯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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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开始民主转型的时候，一个必须面对的、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专制政权过去严重的反人权犯罪，包括屠杀、酷刑、强迫失踪等。中国未来在结束专制走向民主的时候，当然也会面对这一问题。

从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看，就是否审判独裁者和某些犯有严重反人权犯罪的警察、军人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转型模式。如果转型是掌权者相对主动开启、领导的，审判通常没有可能；而如果转型是在独裁政权被推翻的情况下发生的，则审判可能无法避免。

赛缪尔 • 亨廷顿在其《第三波》做出了这一结论。1 研究民主转型的中国异议学者王天成在其《大转型》中也得出了相同看法。2 当然，在不起诉、审判的情况下，并不排除使用真相调查、禁止竞选或担任特定公职、赔偿受难者等其他转型正义形式。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就这些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 邀请了黄默、 蒂莫西 · 朗曼 (Timothy Longman)、陈奎德、周锋锁、王超华、冯崇义等6位专家和活动人士进行了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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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监控、神经技术、量子计算和数字货币等前沿技术打造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新兴技术也正在被中共输出到世界各地，威胁全球的民主价值和人权保障。瓦伦汀 · 韦伯博士是研究这一重大议题的权威学者，长期追踪中国数字专制主义的发展与全球扩散。他提出的 “ 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 ”(data-centric authoritarianism) 概念，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专制体制运作的新特征。受《中国民主季刊》的委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何流先生对韦伯博士进行了专访。本次访谈围绕韦伯博士最新发表的重要报告《数据中心型专制主义：中国前沿技术的发展如何使镇压全球化》 (Data-Centric Authoritarianism: How China’s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Technologies Could Globalize Repression)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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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四运动到八九民运，每一次政治浪潮都承载着对自由与制度 改革的诉求，但又都在某种时刻被中断或挫败 ”，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教授痛惜地说。白夏自 1967 年起学习中文，至今已与 中国社会打交道超过五十年。他的研究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移民问题、政 治运动与公民社会，重点观察中国社会运动的演变。 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对白夏教授做了专访。 访谈从白夏的学术轨迹切入，围绕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主历程、公民社 会的兴起与挫折以及今日政治氛围中的 “ 影子抵抗 ” 展开，展现出一个时 代的政治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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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没有共产党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 专制的状态下”，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 吴国光教授说。这位著名的华人政治学家最近反复提出要走向共产党后的 中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要点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 的这一前景？中国共产党制度为什么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毛后改革 的实际终结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早？如何看待目前一些人对江泽民、胡锦涛 时代的怀念？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为 什么民变促发官变是中国可能的转型路径？如何看待有官方宣传因素在内 的、许多人对民主化可能导致经济放缓和国家动荡的担忧？ 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专访了吴国光教授，产生了这 个深度对话。 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许多人那里好像有难度了， 这种思想境况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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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方以地域为基础的联邦模式，亚洲国家常面临复杂的族群结构与历史遗留族群问题，难以适用单一的地域或族群联邦制。通过对印度、尼泊尔（成功案例）与缅甸、斯里兰卡（失败案例）的比较，作者提出“混合联邦主义”是一种结合地域与族群因素的制度安排，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与政治妥协空间。文章认为，中国若推进联邦制度，应发展跨民族政党体系，以混合联邦主义为基础寻求统一与多样性的制度平衡，从而突破“联邦即分裂”的认知困境，为未来政治转型提供某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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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性别在威权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在转型正义中，女性的力量体现在何处？就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而言，如何看待镇压加剧的环境下，社会运动结构与议程的变化？同样，性别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为何重要？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中国独立记者江雪采访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沈秀华多年致力于性别、国族主义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关切政治暴力之下的女性以及转型正义中的性别议题，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台湾玉山社 2020 年增订出版）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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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Xi Jinping’s 13-year rule in China, power is highly centralized,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What is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is system, and where is it heading?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itarian politics and market economy? How can we explain the previous succes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urrent predicaments? Are there any viable alternatives or revival strategies to revitalize the Chinese economy? Commissioned by the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Weifeng Zhong, affliated scholar from 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Mercatus Center, and Jude Blanchette, Director of the RAND China Research Center, engaged in the following dialogue. Their conversation provides in-depth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the Xi Jinping era.

1、韩国宪法法院核准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2、尼加拉瓜通过宪法改革扩大总统权力；2、尼加拉瓜通过宪法改革扩大总统权力；3、伊朗加大对阿塞拜疆等少数族裔群；4、自由之家警告全球自由度持续倒退；5、泰国政府遣返 40 名维吾尔族人回中国；6、美政府冻结对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传媒机构资助；7、香港再度悬赏通缉海外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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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崛起，已经在深刻改变新闻、金融和医疗，但它也可能对政治产生扰乱性影响。比如，向聊天机器人咨询如何应对复杂的官僚体系，或请求其协助撰写给民选官员的信件，可以提升公民的参与度。然而，这项技术也具有大规模生成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潜力，可能干扰民主代表机制，破坏民主问责制度，侵蚀社会与政治信任。本文一一分析了 AI 在这些领域所构成的威胁的范围，以及对这些 AI 滥用行为可能采取的防护措施。原文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2023 年第 4 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4, October 2023, pp. 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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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为了追求台湾的宪政民主，以中国国民党主席兼总统的党国强人地位，智慧地结合各种政治力量，逐步推动宪制的变化。他在宪政制度上，最早私慕总统制，小心促成总统直选，最后在第四次修宪型塑出现行的半总统制宪政架构，但这绝非他宪政蓝图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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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出色的政治学家的特殊之处不仅体现在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上，也体现 在其对改变中国政治的期望上。如果说前者是学术、知识领域的，后者则是属于广义政治领域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行动者式的关怀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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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总统制 - 议会制过去三十年的学术论争，澄清了这两种制度的界定标准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概况，总结了两种制度设计对于政体稳定性的优劣。虽然议会制与总统制各有利弊，也互有成败，但总的来说，总统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端，不宜为民主转型国家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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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是政治神学探讨的一个重点，而在中国以基要主义为底色的神学背景下，政治与民主的关系经常是基督教话语的禁忌。作为中国自由派神学代表的吴耀宗在 1940 年代关于基督教与民主关系的论述有很多，虽然他对民主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至于将自由派基督教与中共捆绑在一起来追求民主。但他主动出击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 , 积极就社会政治议题发表基督教立场的观点，特别是其主张基督教应该积极追求民主的精神，值得现在的教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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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掌权 13 年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经济结构面对重重挑战。这个体制的演变逻辑是什么，会向何处去？如何理解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此前的成功与目前的困境？是否有潜在的其他选择与某种真正的复兴战略？受《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员钟伟锋与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进行了以下对谈。他们的对话为理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模式”提供了来自国际智库的深度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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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最近在台湾出版了《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简称《制度基因》）一书，引起广泛关注。许成钢教授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它与此前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有何不同？极权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独特性何在？如何看待极权主义之下的经济增长？民主转型在中国如何才可能？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对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的许成钢教授做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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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 2012 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 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 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 2013 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 - 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 (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 5 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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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中共自己的数字揭示，所谓“不审不判”的战犯政策，实质是不顾现代法理，随心所欲地将战俘升格为战犯。所谓皇恩浩荡的特赦政策，实际上将高达近 40% 的战俘拘押 26 年有余，其中 16 年更被剥夺与家人通讯的权利。高达总数 20% 的战犯更是无缘特赦，在狱中被关死。中共通过长期拘押和洗脑，以自由作交换，榨取被俘的前朝高官和高级将领对中共政权言不由衷的赞美和臣服，以达到统战目的，并粉饰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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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总统制—议会制过去三十年的学术论争，澄清了这两种制度的界定标准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概况，总结了两种制度设计对于政体稳定性的优劣。虽然议会制与总统制各有利弊，也互有成败，但总的来说，总统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端，不宜为民主转型国家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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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从专制统治转型到某种形式的民主体制后，民主派紧接着的一个任务就是巩固新生的民主政体。然而，什么是民主巩固？政治学者、行动者们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导致了一种相当混乱的状况。安德烈亚斯·谢德勒 (Andreas Schedler) 这篇文章梳理了不同视角、观念中的民主巩固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应仅限于指防止民主的崩溃或被侵蚀。 该文首先发表于1998年美国《民主季刊》第2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April 1998: https://muse.jhu.edu/article/16883)。该文由言晓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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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引发政治危机，暂停加入欧盟谈判；2、香港“47 人初选案”宣判，45 名被告被判 4 至 10 年监禁；3、伊拉克拟修改《个人地位法》，引发严重侵害女性权利争议；4、国际刑事法院要求逮捕以色列总理、缅甸代总统；5、韩国总统尹锡悦实施戒严，国会宣布无效并成功弹劾总统；6、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宣布第一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7、德国总理朔尔茨信任投票失败，提前选举定于 202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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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毛泽东理性的一面，甚至推崇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但是宋永毅教授却注意到毛泽东的另一面，即他的独具个性的非理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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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否长期误读了中国政治和社会？这种误读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 西方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经失败？推动中国民主化是否是接触政策的目标？西方是否应该推动中国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有无可能在对抗中共专制政权的同时，加强中国民间的交往？中共的信息控制、洗脑宣传和高科技算法是否有效、有何影响？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能否挺过“高科技极权主义”的摧残，从而继续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就这些问题，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林培瑞教授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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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分析说，中国的转型如果走先地方后中央的顺序，不但可能导致国家 分裂，而且还可能导致暴力与战争，导致民主转型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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