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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我来介绍另外一个看待城市的形态学视角。

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理论，通过直觉我们就能分出城市中的建筑大体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庄严的、有权威感的、带有文化符号的建筑：比如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天坛祈年殿、人民大会堂；比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国会；

第二类，是朴素、直来直去、追求实用的建筑，比如陕西的窑洞、湖南的吊脚楼、意大利海边的渔村、遍及世界的各种四合院民居；比如，北京东郊798的厂房，方庄或者亚运村的住宅区；芝加哥河边的仓库，东京八王子的住宅团地等等；（还有更加简易，更加临时的比如全世界节日市集的帐篷摊位；）

前一类，庄严的，有纪念性的，我称之为经典建筑；后一类，朴素的，实用的，我称之为乡土建筑。

本期要介绍的观察城市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两大类建筑在城市里的比例来分析这个城市的历史、社会结构和财富水平。

可能有人说，我对这两个词的用法和他们的原始定义不一样。确实如此，我的这套论述延申自卢森堡建筑师Leon Krier，我借用了他的‘经典建筑’ Classical Architecture 和‘乡土建筑’ 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用法。并且，对它们的定义进行一般化，扩展到城市演化史的更长时间周期上，让这一对概念可以覆盖对当代建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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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classical又可以叫古典建筑，狭义的说是指那些看起来像古典的神庙、殿堂、纪念碑样式的建筑。

但是，从形态学的角度上，经典建筑的要害在于观念性，是用于炫耀其主人的声望，提高权威而建造。

所有，他们不限于古代的。也因此，和经典建筑相对的，并不是现代当代建筑，而是乡土建筑。

乡土建筑，狭义的说是指本乡本土的建筑。典型的是我们理解的瑞士山村的木结构房屋，或者黄土高原的窑洞。它们的特点是使用的本地的材料、符合本地气候，比如气温、日照、降雨，因地制宜，一般由本地工匠建造。把乡土建筑的定义进行推广，它就不再限于村里的建筑了。一般的朴素的民居、工厂、仓库、商店等等，只要是追求实用，要求经济、高效，不强调声望和权威，也不追求推动特定的文化或者观念的建筑，都符合乡土建筑的精神。（乡土建筑是建筑学的真正宝库。）东京隅田川入海处的超高层住宅，即使是现代的，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即使是精致的，但是它们都是以追求成本低、效率高的原则建造的，它们不试图表达特别具有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它们从形态学的角度，和前工业时代的乡土建筑具有同构性。

如上，就是形态角度上对经典建筑和乡土建筑的定义。

2）历史

这个系列一直围绕着城市的三大组织力量展开：防卫性、经济性和观念性。

其中，保护生存和财产权的防卫性是第一性，体现为城墙、围墙、堡垒、门禁等等。排除这第一个基石不谈。

其他两个基石，是经济性和观念性。乡土建筑和经典建筑，就分别是经济性和观念性的物质载体。

回顾城市的历史，乡土建筑比经典建筑当然更古老、更普遍。最开始，人类筚路蓝缕，艰难生存的阶段，通常没有很多的经济剩余来对建筑进行装饰或者夸耀。

它们能够使用的材料，就是栖居地附近触手可及的材料。树皮加工为麻绳和屋顶的防水，树枝加工为梁、柱、檩条和龙骨，泥土做成填充物或者土坯砖。基本属于三只小猪里面第一只的建筑水平。

最初的人类群体Band，是一个十几人，最多三五十人的血缘共同体，因此也没有什么外人可以用来去炫耀财富。但是，小族群结合成的部落甫一形成，就需要凝聚力量、统一行动的领导力，需要一些标识秩序和阶级的要素。在大量第一只小猪的房子组成的早期聚落里，自发的产生的秩序，是长老的大屋和神社的出现。

族长的茅屋的屋顶，和屋檐会进行装饰。有时候故意修建得高大一些，有时会被放在高台上。经常入口大门会修得高大气派。族长的大屋里会摆放神秘或者贵重的物品。神社也可能进行类似的处理，此外巫师和深居简出，以减少暴露他作为人的一面。巫师的房屋，经常被方形的院墙包围。普通人进出院子受到严格的限制。

除去活人的建筑，还有死去的人的建筑，或者神灵的建筑；图腾柱或者敖包表达一些人群的共同神话。这就是经典建筑的草创形式。直到很久之后，蒙古大汗的金色大帐，或者北欧的一些木质教堂，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古埃及建造的各种纪念建筑，比如金字塔或者卡纳克神庙，规模巨大，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化生存至今。

但是，真正影响最为长久广泛的经典建筑，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在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5世纪这不到一千年之间留下的建筑形式。

最初，古希腊人的神庙最多也就是第二只小猪的状态，主要是木结构建筑。木结构的建筑是留不下来的。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古希腊人进入第三只小猪的阶段，大批建造用石材作为主要材料的神殿，提高了这种建筑类型的声望和耐久度。这类经典建筑随着希腊人的知识和技术在西欧和地中海地区得到广泛的模仿，传播范围远及中亚和不列颠。

这些技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创新，主要在古罗马人的手里，结合了砖石建筑的拱圈、穹顶技术，建筑更高、跨度更大、空间更开阔，使用了红砖、空心砖和混凝土等新材料，形成了一大批经典建筑类型。包括而不限于，庙堂、剧场、议会大厅、竞技场、赛车场、宫殿、塔楼、洗浴中心等等全系列的经典公共建筑。

它们形成了狭义的经典建筑的原型。

这些原型，在很长时间内，在全世界很大范围，被大量的模仿。

这是西方世界和它们影响的地区表达对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的哲学、科学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崇尚和认祖归宗。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全球化，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建筑实践。在中国出现了所谓"县城白宫"，村镇白宫的建筑现象。也出现了日本、韩国的国会大厦这些高度西洋古典化的建筑实践。

然而，所有有坚固传统的文化都有它们自己的经典建筑。我们可以看出清真寺的穹顶、东正教的洋葱顶和中式大屋顶，大体是属于什么文化的。

而乡土建筑，与其说顺应文化，不如说顺应所在地的材料和气候。太行山上的用毛石砌墙的民居，和远在崂山上的民居之间的相似度，远远大于和太行山下平原上用土坯砖的民居之间。日本飞駞高山的合掌造民居，和万里之外瑞士的民居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和山下浓尾平原的民居并不接近。

一个城市里经典建筑和乡土建筑的组合图案是不同的：

1）全乡土。

我们有时候简单的认为，在乡间，就100%全部都是乡土建筑。

其实，100%的乡土建筑的情况反而是相当的怪异。

自然届不存在完全扁平的结构，不可能有生物群落而没有食物链。

氢原子构成的原始宇宙会因为重力而产生密度的不均质，高密度的局部会发生热核反应，然后就会演化出多种原子和更复杂的化学结构。

演化产生的村落总来都不是均质的。而均质的村落，缺居然只存在于人为规划中。或者明代卫所兵营之中或者华北的一些新农村中，每家每户都是一样大的院落和房子。这种人造的散沙社会反而是不自然的。哲学家称之为一筐土豆，或者一带沙土。

这样的村落会自发的产生不均质。在没有外力强行进行的控制的的情况下，村内各家各户的建设行为会产生不均质，有的人家把房子增建到两层，有人用华丽图案的瓷砖装饰门面，有人子屋顶上装上葫芦形尖顶。这样，村庄虽然仍然是高度均质化的。其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观念性元素，出现了一些经典化的努力。

2）乡土为主

比较正常的形态是山西乡间那种村落，大体是朴素实用的四合院，属于乡土类型。但是，在大户人家的正房的门头带有华丽的装饰。在村庄里，有宗社和或者寺庙，带有纪念性，是传播观念的经典建筑类型；有一两处戏台，土豪赞助戏台的娱乐活动，同时具有类似大众媒体的道德教育功能；社会规范形成的组织设施。在乡土建筑之中，经典建筑有含蓄的表达，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制。

3）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

在一些欧洲的自治市镇，经典建筑的发展更加充分。除去教堂、宫殿、剧院之外，学校、金融机构、法院、公墓之类也经常构成城市中的经典建筑。经典建筑在城市中占据10%甚至更大的比例，甚至压倒了为数更多的乡土建筑的风头。这是发达社会的一种特点。上面的这两种状态，可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代表发展的不同阶段。

4）高度经典化：帝都——伦敦、巴黎

世界上也存在高度经典化的城市，比如伦敦、巴黎，比如曾经的罗马。多数的房子都体面、华丽。甚至伟岸而充满纪念性。

这是长期的稳定、经济发展和巨大财富积累的结果。经常是在200年甚至更久。而且，经典建筑，能够维持它的功能，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一般需要从很大范围里汲取资源。

所以，高度经典化城市，依靠的是帝国体制，和广阔腹地的资源输入。

如果说，伦敦和巴黎还算比较平衡，那么罗马，在帝国末年，是一种三步一宫殿，五步一神庙的状态了。

这种高度经典化的城市本身也是不稳定的，任何城市都会吸引无产者的涌入，无产者的涌入要求更低成本的住房。这些低成本的住房就构成乡土建筑类型的填充。如果没有劳工阶层，城市也无法控制其生产生活的成本，也就无法长期维持竞争力。全面士绅化的城市是虚假和短暂的。面包与竞技维持的纯粹消费性城市只能是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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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具有其独特的调子。同为世界一线城市，伦敦和纽约的调子不同；同为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调子不同；同为欧洲的历史名城，伦敦和罗马的调子也不同；同为托斯卡纳的名城；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调子也绝不相同。

调子，这个词，抽象且模糊。为了有助于理解，我引进形态学地观察方法。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观察城市。

本期介绍第一个角度：城市都是漫长时间的沉淀。这些沉淀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城市的各个历史层次的丰满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每个城市在它们的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的发育速度和发育水平不一样。这是它们重要的形态学特征。

就好像有的植物跟特别大，比如萝卜和芋头；有的茎特别大，比如仙人掌；有的果实特别大，比如西瓜。这就是它们的形态学特征。关于城市，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类比。

我们化身植物学家，把若干城市拆解开看一看：

伦敦，有古罗马时代城墙和桥墩的若干遗迹，有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这些中世纪的纪念碑，就好像一棵树有发达的树根；大量18-19世纪，乔治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宫殿、剧院和民居；有非常强健的树干；还有20世纪之后连续不间断的建筑精品的沉淀，可以说是茂盛的枝叶；今天，在伦敦的金融城、国王十字、南岸、加那利码头这些区域，仍然有非常活跃的建设活动，相当于持续地萌发嫩芽。可以说是各个历史层次沉淀匀称，而且这些历史遗产仍然发挥着活力，令人感觉相当亭亭如盖，健康协调的一株植物。如果说这株植物的特色，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顶峰是在摄政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那个时代留下了伦敦最主要的公共建筑——白金汉宫、国会大厦、几大博物馆、几大火车站和一大批私人建筑精品。代表那个时代世界最高的水准。也就是说，伦敦这颗植物，在世界城市的森林中，是茎干最发达的。这棵树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伤痕，发生在二战中伦敦大轰炸的过程中，城市里损失了100万栋以上的房屋。其中东区损失尤其惨重。所以，在1940-1960年代，这个时期的项目，与之前的衔接较弱，一批比较草率、质量略低的。就好像一个很健康的古树上被砍掉了若干树干，上面次生了一些枝条。当然，这些次生枝条，生自高度精致的环境，又经历环境的训练，在世界城市的森林中，仍然是一些有特色的建筑精品。伦敦现当代建筑品类的经典性和多元性，都保持在世界一流。当下开发活动非常活跃，在欧洲首屈一指。可以说这颗大树上开满了奇花异果。并且目不暇接。

我们再看慕尼黑，它历史始于12世纪，此后的发展比较持续和健康，在各个历史层次上的沉淀也是非常匀称。可以理解为伦敦那种匀称树木的略小的版本，甚至于二战破坏的痕迹更明显，他和伦敦的差别是，他缺乏伦敦大批存在的那种21世纪明星建筑，也就是说，他的奇花异果同样精致、但是他们的存在没有那么显性。慕尼黑

在欧洲大陆具有代表性，和瑞士的巴塞尔相比，慕尼黑战争破坏后修复的痕迹更明显。而巴塞尔的历史沉淀更连续。也就是说，同样是郁郁葱葱的两株植物，巴塞尔枝干更遒劲；而慕尼黑枝干要用填充物去修复，更多在用树叶去补充绿意。当然，他的战争的伤痕和东德城市——德累斯顿、莱比锡比起来就文雅多了。德累斯顿，是已经过火之后，用水泥替代了一部分躯干，然后上面野火春风有长出些新苗的状态。

慕尼黑之后，我们再讨论一下罗马；罗马的古代遗迹发达，中世纪和巴洛克时代的资产也颇为丰厚。比喻成植物的话，罗马这颗植物的根部之发达、之华丽，可以说是一部大型根雕作品，这一点冠绝世界城市的森林。古罗马剧场上面，嫁接了中古以后的民居；就好像一株古树的根上长出了另一颗树，而这个此生的树也已经够得上古树了。今天的古城，是一个繁忙的景区、博物馆、名品街、考古基地和宗教朝拜点，大型古典和文艺复兴文化体验中心。

罗马这个大型树根不能说是僵死的。也不是靠泡福尔马林而防腐。这个树根仍然暴露在自然的空气、阳光和雨露之中，古城被一些相对自然、相对符合逻辑的功能填充并且被使用着，完全符合科学保护的范式。

罗马19世纪之后的新建筑，主要被控制在古城周边，就好像在伟大的巨木树根周围，又生出小树。当然这些小树无法和老树相比，也没有人看他一眼。这就是罗马的形态特点。

离罗马不太远的佛罗伦萨，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他在古典时代沉淀下来的东西，远远少于帝都罗马。所以他的根部缺乏帝都的姿态。他的黄金时代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几百年，这也使它根部强壮，具有和罗马略微相似的形态；佛罗伦萨在1865-1870年之间，短暂成为新的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期间进行了若干近代化建设，你可以认为这次改造是一种破坏，不过，佛罗伦萨的局部因此具备一些19世纪大国大城的面貌。在20世纪到当代，佛罗伦萨仍然处于经济相对繁荣的状态。因此，佛罗伦萨市区不缺乏比较高规格的现代建筑。呈现出老树而枝叶葱郁的面貌。

而佛罗伦萨的邻邦，锡耶纳；在中世纪是佛罗伦萨不相上下的竞争者，但是缺乏一段近现代的繁荣。呈现出老树的姿态，而近于风干。几乎以中世纪城市标本的形态而存在。

威尼斯，也是一个生活在昨天的城市。它的建筑存货的年代和锡耶纳几乎一样。只不过这个地方的旅游业太过繁荣，为这株中世纪盆栽提供了过于充分的营养液，导致他呈现一种异样的、天山童姥式的生命力；

上述的罗列是为了让听众理解这种分析方法。

北京，有辽金元三代的寺院佛塔、巨大的明清古城，这是它非常发达的根系；古城内部，民居衰朽，经济社会活动空心化，呈现出古树树根衰朽的景象。和西方大城市相比，甚至和天津、上海相比，北京的近代建筑沉淀偏少，也就是说，在上海1870到1940年代发生爆发增长的时代，北京留下的资产不多。呈现不发达的树干。但是，在1970年代之后，出现了社会住宅一小波；形成一些枝条；又在1990年代之后，出现了国际风格大厦和商品房的无比茂盛的发展。而且新区围绕旧区，两者人为分开，并不混合。所以，北京的样貌，好像古树根的外围冒出来一大片茂盛的枝条，这些枝条虽说属于次生，但是品类之盛也十分炫目，与古树根遥相呼应。

当然，多数的北方二三线城市的层次甚至不如北京匀称。在一些新区，放眼所及，只有最近20年的建筑和街道，。甚至村落也被拆除。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整齐均质。标准化住宅楼在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余主要是国际风格办公楼。从植物形态类比，恰恰就像韭菜大葱的状态。

有人抱怨的所谓“千城一面”，也就是这种韭菜大葱的城市形态在中国的普遍存在、并且占据巨大环境份额的状态。

被诟病为千城一面，并不只是中国的城市。北美的城市也遭到过类似的抱怨，明尼阿波利斯、佛特沃斯、辛辛那提、堪萨斯城、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北美有上百个大中城市，都是在一个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两三个平方公里的高层商务中心区，周围有一些工业区围绕，外围是树木掩映下无穷无尽的独栋住宅。到底哪个是哪个，去过的人也不一定能分清楚。往往城市特色鲜明的，不是靠建筑，而是靠山川和海湾之类自然要素的特点。比如多伦多、迈阿密、旧金山、芝加哥之类，具有相对明显的特点。

多数的北美城市也确实具有相似的历史沉淀层次，除了个别城市，其它城市里几乎没有200年以上的建筑；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发展史大概只有150年。所以几乎所有建筑，都属于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以及现代国际风格。这个一百多年连续光谱上的东西。

而且他们经历的经济周期和发展高峰都非常类似。一般最老的一大波是镀金时代，也就是1860年到1900年间出现的比较坚固、朴实的多层红砖楼，比较精致的褐石，配以装饰更精致的一部分公共建筑精品；这些房屋是北美第一批坚固耐久、质量比较考究的建筑，因此它们中相当一部分生存到现在，仍然在很多城市区域里占据了30%-40%的份额。到1900年之后出现了一批电梯钢结构高层建筑，这部分现在在美国大城市中一般占据20%左右的份额。然后，是1950年代开始的郊区化，独栋住宅和郊区产业园的蔓延，在市中心之外，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1960年出现了城市更新，建设了一些低标准社会住房。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速度或快或慢的市中心复兴，中央商务区的玻璃幕墙超高层属于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就是北美城市的典型的历史分层形态。因为这种形态上的相似，北美城市呈现出很高的相似度。虽然你单看个体建筑，它们很多是力争个性的，但是个体的努力，不足以弥补大面上的相似。

这就是北美式的所谓千城一面。

这种千城一面和中国新区的千城一面不是一种程度的。没有单调到韭菜大葱的程度，应该说是苗圃小树苗的状态。和中国式新城相比，它内部的秩序似乎复杂得多，健康程度和抵御环境波动的能力都似乎稍微强一些。

当然，北美式树苗的单调之内，是存在内部差异的。

这种差异是对城市形态进行更细颗粒度的分析的对象。

亚特兰大和多数北美城市比，它的褐石资产相对缺乏，这是它在内战中遭受的破坏比较严重，战后恢复期的建筑资源有限，质量偏低，也就难以沿用至今。这就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创伤。在北美的苗圃里，它是一株根部烧焦，次生枝干茁壮的树木。

而辛辛那提的顶峰实际上是在镀金时代前后，当代市中心发展的程度比较有限，市区内局部还是100年前的状况，呈现出一种沉睡着的过去的世界的印象。

即便在市中心，80年之后的新项目也为数不多，最优质的项目仍然很多是100年前的那一批。

底特律的黄金时代比辛辛那提要晚，高度要更高。横跨在1900年到1970年之间。底特律是美国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内河航运中心。这也是高级建筑资产沉积的主要历史阶段。

即便今天，它周边仍然是一个400多万人的都市圈。然而，它的市中心的衰落更加触目惊心；而且纵然有相当的人为的复兴行动，仍然无法扭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株接满奇花异果的高级乔木的枯死，和它周围茫茫的次生林。

日本的城市，虽然也有京都、金泽、镰仓之类历史更厚重一些。但是，整体看，日本城市次生林的感觉甚至大于美国。毕竟日本在工业化之前的建筑资产，大部分是木建筑，今天的存留很少。战争期间，传统市区收到的破坏也很严重。

战后同时发生了，1）大城市化和重建；2）技术更新、3）经济爆发；这三者导致日本大城市里的建筑沉淀大量的五六十年代起步的小建筑。年代集中而且质量有限。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语言就是城中村的状态。日本的这种城中村的状态，出于不断整合和士绅化的过程。今天你看东京的多数房屋，都是非常精致体面，只不过规模很小。只不过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是效率和面子并重的。这座次生林正在形成更加复杂的秩序和更加繁盛的品类。

这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第三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比较健康的路线，只不过它略微走在前面。

经过上面这些举例，应该意见大体说明了有关历史分层的观察思路。

人们羡慕那些有历史积淀，有丰富历史层次，有传统空间的城市。因为这些品格在发出一些信号。

一个几千年历史，并且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它必然是地质和水文环境稳定的。历史实证的告诉大家，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选址。这本身就令人安心。

那些横跨千年的精致建筑，说明这是一个相对连续，相对稳定的社会。没有经历巨大的人道灾难导致的文明毁灭。精致的建筑是脆弱的，他们的生存，说明这个地点，是可以产生出剩余。或者是商贸繁盛地点。有人在培育和呵护文化传统。

而缺乏文物建筑，是一种朝代更迭和社会动荡的信号。

本期继续上期讨论天际线，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天际线，反应它内部权力和财富的结构，为特定的群体塑造社会声望，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统治集团就有可能试图影响天际线，或者说设计天际线，用来表达他们像表达的东西。如果说一个城市需要设计的话，那么天际线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期城市的塔楼，被领主用于宣示主权，用于震慑敌人，并引导群众服从劳动纪律。寺庙修建高塔，来强化信徒的景仰。造塔，是宗教团体热衷的活动。这些实际上就是城市设计。这种城市设计专注于建设权力和观念的纪念碑。但是，一般不主动对广阔世界里的其他建筑活动进行干预。

如上期所说，纽约的市政厅也曾经盖得很高，想突出自己，但是，由于它没有去压制其他的高层建筑活动，所以，市政厅的突出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很快被淹没了。当然，它的失败，不等于纽约的失败。成功和失败，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对于一部分小政府支持者而言，这种失败反而是纽约的成功。纽约政府，没有对天际线的通盘管理，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服务型政府。

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天际线控制在世界各地的情况。

————日本————

日本的情况，限制建筑高度的立法是存在的，但是主要是为了协调社区内部关系，而不是为了满足谁设计的冲动。东京的高层建筑经常是和一户建城中村区域相混杂。但是一般一户建区域里的高层建筑不集中。形成零零星星的分布。高层建筑建设活动的主要障碍就是邻里协调。协调的成本就过大的区域里，就不容易批准高层建筑。

在东京，不太能看到天际线设计的迹象。按照中国常常听说的一些说法，故宫附近不应该建高楼吧，那样会破坏古都风貌。但是，在东京超高层建筑最多最密集的区域，恰恰就是和皇宫直接相邻的丸之内区域。丸之内，字面上，就是城墙以内的核心区域。

之所以在这里会形成连片的超高层商务区，因为这里从前是江户时代诸侯的宅地。在东京市区，有若干这种大地产，明治维新时代被收为国有。后来一般做为公园、大学、铁路、军队和其他大机构的用地。这些地块由于所有者单一，没有什么邻居的限制，其中一部分变成了高层建筑区，比如新宿西、汐留、中城这些地方。

另外东京湾内的有一些填海造地。比如台场、晴海。这里的建设活动也制约较少，形成了不少高层建筑和形式更加自由的建筑。

所以，东京的原则是：可以不限制的地方就不加以限制。对天际线是没有实质性设计的。

——————华盛顿——————

————————欧洲————————

熟悉华盛顿的人，很容易把它的城市天际线和欧洲城市联系到一起。欧洲大陆的多数城市，确实没有发达的高层建筑。经常被认为，欧洲城市有非常严格的限高政策。但是，这只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我们要注意，欧洲具有非常分散和多元的政治结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管理，也没有一刀切的政策。城市间政策是彼此独立，不可能都如何如何。

欧洲的超高层建筑为什么少？主要要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观察：其一，欧洲从1914年到1945年经历了战争和衰退。经济到1950年代之后才稍微恢复。而这个时间段，就是超高层建筑第一波崛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欧洲没有赶上追赶时髦的机会，等到它有经济动机修建超高层建筑的时候，这个事物已经进入了冷静期。

其二，更关键的，超高层建筑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边际效益是负数。简单说，就是超高层建筑的结构成本高、平面效率低，建设周期长、资金负担大。在多数地方都是赔钱的。

建超高层，无非是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容积率，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其实不需要盖很高。我们前面说过华盛顿市中心的限高不过三十多米，九层左右，但是它很多地块的容积率是大于6的。

也就是说，虽然很多欧洲大城市，它的土地价格可能在一平米十万人民币以上，但是它的楼面地价也就是一万多的水平。办公楼的售价也就才三万多一平米。这个价格上建摩天大楼是不划算的。

我有一个大概的评估，要建设超高层办公楼，房价要到5万一平米才进入一个比较合理的利润水平。这种情况在欧洲99%的城市都不存在。剩下的1%，就只有伦敦、莫斯科、巴黎、米兰、法兰克福之类的几个。它们实际上都出现了超高层商务中心区。

而在很多其他的欧洲城市，比如慕尼黑、巴塞罗那、马赛这类，有一个现象就是每个城市有那么一两座比较突兀的高楼。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想象中，欧洲的文保意识是铁板一块。总是有不信邪的人们，对高层建筑进了一些尝试，也突破了传统城市的天际线。但是它们没有形成商业上成功的模式，所以也没有机会得到普遍的文化认同。

当然，欧洲也有过批量出现的高层建筑，特别是在50-70年代，出现了一些类似今天中国小区的住宅区——在草地上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比较高的楼房。它们属于带有那个年代印记的社会住宅区，也就是公租房和经适房。

这个类型，不限于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欧各国也广泛存在，在法国甚至相当发达。不过总体看，这种模式实际上机动车依赖性更强、能耗更高，更消耗土地，是一种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都更低的开发方式。

这些项目，其实，反而具有更强的主动城市设计色彩。它们也很大程度的改变了欧洲城市近郊的天际线。可以说是一种表达意识形态的天际线设计。只不过，这种欧洲左派的城市设计，表达的是一种反权力和反传统秩序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念。

欧洲的天际线，有时候还保留着自然主宰的味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英国巴斯的天际线上的一颗巨树。一两公里之外也非常突出。它其实是一个人造景观，是一处260多年历史的环岛上的一片古老而高大的悬铃木连在一起，树冠40多米高。看起来很像意象中的世界之树。

欧洲无疑是城市风貌多样性的比较强的地区。欧洲城市的天际线，经常富有表情，而且生动地表达出秩序地。这其中包涵一种自觉地对多样性地保护，就像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一样。但是，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想象地，它们全都是，这是一种特别刻意地保护地结果。实际上，保护和自由并存。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这才是多元地真相。很多现代城市被说成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说欧洲千城一面。缺乏顶层设计的地区，不可能千城一面。

——————莫斯科————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莫斯科。在沙皇时代，莫斯科天际线上，最突出的建筑是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和各大教堂的尖顶。这种秩序和其他欧洲大城市并无不同。

进入苏联时代，新时代，要求出现属于自己的纪念碑。从1922，苏联诞生的同一年开始，一个大项目在莫斯科，开始被策划。这个项目被策划为全世界共产国际的总部。后来被策划为最高苏维埃的主会场，容纳两万名代表开会。所以它被称为“苏维埃宫”。这个项目的设计竞赛，吸引了全世界左派建筑师的参与，最前卫的现代主义设计概念在各种方案上百花齐放。由于整个设计过程拖得非常长，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1933年，由领袖比较倾向的新古典art-deco风格的方案中选。这个中选方案，高400m，如果建成，它就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它不但高，同时也很宽，比商业开发的摩天大楼体格大得多。如果把它和纽约的帝国大厦放在一起，那么它就是大象，帝国大厦只是一只小鹿。为了给建造苏维埃宫让地方，1931年，莫斯科当局拆除了103米高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教坐堂。这显然不是建筑活动而是一个政治行动。苏维埃宫工程意在彻底改变莫斯科的天际线，如果它建成了，他就是人类历史上再难逾越的擎天一柱。

这座建筑总重150万吨，需要消耗刚才35万吨。这样大的消耗，即便对于苏联这种大国，也是非常重大。项目缓慢推进，到1941年，钢结构出地面五六十米高，这时候苏德战争爆发，苏维埃宫的建设，被战争打断。为它准备的钢材被挪用修铁路，后来甚至已经建成的钢结构被拆除，被回炉用于修桥。

到战后，苏联的资源得以扩充，但是斯大林的兴趣转移到了另外一些项目。苏维埃宫进度缓慢。1952年斯大林死后，苏维埃宫直接被下马，地基坑被改造成世界最大的露头游泳池。

斯大林生前得以完成的是被称为七姐妹的七座规模略小于苏维埃宫的摩天大楼。其实也都规模巨大、鹤立鸡群，高度在134米到240米之间，它们长期占据着欧洲最高的大厦的排行榜，其风格，和大家更熟悉的北京展览馆或者上海展览馆相同，建筑史上被列为俄式巴洛克加哥特风格。尖尖的塔顶非常醒目。它们完全重塑了莫斯科的天际线。统治莫斯科的天际线五十年，到今天依然如此。它们是如此的高大醒目，以至于在莫斯科市中心任何一个开阔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七座建筑中至少两三座。也就是说，它们非常彻底的实现了超高层建筑在天际线上的地标作用。 也可以说是人类城市设计历史上的一座奇峰。今天，一部分莫斯科市民对它们的感情非常矛盾，一是这些建筑构成了他们人生记忆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它们对这些大厦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创伤带有负面的情感。当一个人的家乡被一些他不认可的纪念碑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对自身原生社会的态度也处于一种又爱又恨的痛苦的不协调之中。这种创伤甚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治愈的。

在后苏联时代，莫斯科天际线再次改变发生在西三环一片原来的工业地上，这就是莫斯科的国际商务中心区，简称Moscow-City。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国贸或者陆家嘴。毫不意外，他反应俄罗斯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变化。2000年之后，这个商务区上，建成了欧洲大陆最多的外观非常国际化的高楼大厦。超高层建筑的数量多余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商务区。这里面的业主主要是全球化时代发财致富的俄罗斯能源业寡头和国资企业。这组高层建筑群，从体量上，反应了改朝换代。

——————————中国————————

本期最后一部分，我稍微讨论一下中国的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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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际线的介绍到此为止。后面，我试着用形态学的角度去解释一些城市现象。

 城市的天际线，是城市形象的重要部分，因而受到重视。这期我们讨论一下天际线。它首先是自然现象，然后是城市的演化现象，在近代，有时还成为了设计的对象。下面我展开解释一下。

什么是天际线？天际线是视线尽头天和地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如果你面前被很近很高的物体遮住视线，就无法看到天际线。所以，一般要隔着几公里、几十公里的空旷空间，才能看到典型的天际线。我想，如果你第一次从远方驶向芝加哥、纽约或者陆家嘴的市区，对他们的天际线的印象一定是是非常深刻的。

城市的天际线，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能够揭示出关于城市的很多信息，一个事物的力量是和体量有关系的。天际线上高大的东西，很可能反应力量的所在。

在历史上，天际线，在很多情况下，在最漫长的时间里，其实是被山峰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统治的，即便今天，自然物在有些城市的天际线上仍然醒目，东京、横滨的市区，在晴天可以看到富士山。波特兰市区，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德火山。西雅图市区，可以看到雷尼尔火山；温哥华市区可以看到贝克火山。鹿儿岛市区则直接面对樱岛火山。这些体量巨大，突出于云层的山峰，很容易引起居民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对天地之道的思索。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天际线，更多是人造建筑塑造的。

这些人造天际线的层次，一向是政治的和敏感的。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人们非常在意别人家的房子是否比自己高的。很多人盖房子的时候会悄悄超过隔壁的屋顶。这既是显性的攀比，也是一种社会巫术。

所谓攀比，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科学，屋脊的高低，可能暗示他家在社区中的地位；高的屋脊，导致他家的社会资本的增减；也可能导致他家今后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他家在做生意、嫁女儿的时候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

所谓社会巫术，就是说，如果我房子比你低了，那么可能就会有一系列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了避免这些不幸，我一定要比你高一点才安心。

今天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扁平的社会，在传统社会，身份认同更加重要。普通成员的房屋的高度，如果超过社区领袖、酋长、祭司的房屋的高度，是很破坏规矩的。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显赫的诸侯，被尊称为oyakata sama——御屋形样；显然，在日本社会，你家屋顶的形状和高度，应该能够反应你的社会位阶。

在传统村落中，一般而言，房屋组成的天际线不高，甚至不如林梢醒目，呈现相对柔和、含蓄的层次。

而天际线上明显突出的元素，一般还是依靠市区内的山丘和地形的高点上来营造。也就是雅典卫城这类，漂浮于平原城镇之上一个城中城。往往是堡垒、神殿、金库、粮仓的综合体，在中世纪，经常是领主或者修道院的城堡。这种类型，因为在雅典、摩纳哥、爱丁堡、布达佩斯、萨尔茨堡、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具有显性的表达，而为人们所熟知。

日本诸侯，比如织田信长的岐阜城和安土城，均是在山顶建筑天守阁，和萨尔茨堡、爱丁堡并无不同。这种设定，并非地域性的，而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居住于山丘之上，一方面有利于防守，可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上山下山的交通和运输成本很高，有时候喝水打井都不容易。如果是农业或者工商业者，需要经常出入于道路或者农田，住在上山就显得成本太高。也因此，有条件居住于山顶城堡的，是王子、公主、寺院长老之类作为封建主和他们的从属人员。居住于山顶是一种特权。

在平地城市，有些情况下，城墙、城门和望楼，这些防御工事可以构成天际线上最醒目的元素。

城墙，做为城市的外皮，是搞形象工程的很合适的场所。破烂的城墙是会显得虚弱的。而高大的城墙，足以表现一个城市的财力和武备。所以，以城墙做为天际线主要元素的古代城市非常常见。

它是一个文明现象。充满心机的统治者，对城墙、城楼进行的修饰，大大超出城防本身的需要。比如两河流域的古城，尼尼微、巴比伦，修筑的一些不成比例的高大楼台，用极为华丽的彩釉砖来装饰的城墙和城门，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他们的华丽超过了城墙本身的需要。城墙上的楼台甚至成为观星、做法事等等神秘活动的场所。用这些活动向外国人，也向本国的被统治者来表达文治武功。这些皆是用来教化人心，引导秩序的硬件。

修筑高大坚固的砖石建筑物，就可以永久性地支配天际线，建立一种千秋万代的秩序。埃及金字塔矗立4600多年，它的主人和那个文明已经逝去，但是你不能不说，它即使没有感动，也至少震撼、启发了几百代的人，今天仍然在荣耀着那一片土地。类似的永久性支配天际线的建筑物，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在渭河谷地，在印度、斯里兰卡或者墨西哥看到。

这种构筑物的诀窍是，要呈现清晰的几何形状，如果不是棱锥，就如同南亚的很多巨大的佛塔，也需要是半球形，或者如日本古坟时代的陵墓一样，前圆后方。这样才能和自然界的山丘形成绝然的反差。不会被混同于自然物体。

和这些大如山峰的纪念建筑相比。细高的塔，是一种更加主流，有意突出于天际线的纪念建筑。约旦境内出土的9000年前的古城里，就存在这种塔楼。据认为，它是用来呼唤农民去耕作出勤。中世纪教会的塔楼和亚洲的钟鼓楼，都整点敲响，向居民告知时间。

伊斯兰传统城市的各级寺院，配有塔楼，宣礼塔，他们经常立在寺院的周围，一天五次，向四面八方呼唤社区居民进行参拜活动。

所以塔楼作为一种秩序服务的器物，它提供的秩序最初是非常具体的。

12世纪之后，在欧洲，出现了特别高大的教堂。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高91米。科隆主教堂塔尖高157米。高度在两者之间个主教堂有一大批。这些超高塔楼，就超越了实用的范围。

在电梯出现之前，城市里绝大多数房屋不会超过20米高；在那个时代，这些主教堂当然是鹤立鸡群，主宰着城市的天际线。

除去主教堂之外，一个城市里还有多个社区教堂。兰恩爵士主持设计了伦敦五十多个教堂。这其中包括伦敦东区的主教堂圣保罗大教堂，而其余的多数是社区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顶高110米，而其他几十座社区教堂的塔尖高度一般在30米到70米之间。配合着众多做为背景的十几米高的民居，这样，它们就共同构成一个典型的欧洲传统城市天际线。这个天际线秩序井然地表达了城市和社区两级的组织机构。一个城市的主教堂，除去荣耀上帝的初衷之外，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财富、政治信用和艺术水准。如同每个社区的教堂，也代表了该社区的财富和声望，它的背后是一些行会和布尔乔亚家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社区和城市的教堂的辉煌是和他们的财富和声望是相配的，甚至是有所夸耀的。

所以，传统城市的天际线，是一个多层次竞争的系统。没有统一的安排，却能相当准确的表达市民社团之间的实力和雄心的强弱对比。

除去宗教团体建造这些改变天际线的地标，世俗政权也建造高大的地标建筑。

托斯卡纳地区中世纪的名城锡耶纳坐落在一片丘陵的顶部，主教堂在最高的山丘顶上。这个位置，早在9世纪就已经被教堂占据了。12世纪修建的钟塔高度七十米左右。锡耶纳共和国12世纪成立，比教会晚来了400年，没有占到山顶的位置。到14世纪，在半山腰的位置建起市政厅，它的地面海拔高度比主教堂矮了30米，为了能够表达政权和教权平等的理念，它的钟楼反而要造的更高，达到102米，这样它的顶部和主教堂的塔楼刚好平齐，它们就构成了锡耶纳天际线上的两个高点。同时它也成为了中世纪第二高的世俗建筑。

这个的高度，一是不僭越教会的权威；二是要超过城市里其他的塔楼。当时的锡耶纳比现在多很多塔楼，不止锡耶纳，在博洛尼亚、圣吉米亚诺、卢卡，都是如此，城区内塔楼林立，这些塔楼属于土豪家族。这些塔楼是townhouse的一种特殊表达。我们知道，英国地主，除去在家乡的庄园之外，经常在伦敦同时会买一座townhouse。

意大利土豪并非不同，土豪家族一般拥有乡村大农庄，主要收入也来自于这些农庄，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城里会有一处房子，城里的房子比较紧凑，符合townhouse的概念。城市是土豪们参与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场所。那个时代，国家机器弱小，缺乏警察和大包大揽的司法制度。和金庸武侠差不多，土豪安全需要自理，土豪如果被另一个土豪杀了，它只能靠自己的子孙去报仇。每个土豪家族在漫长的跨代的发展中，都积累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存在持续的低烈度战争。所以他们的townhouse的表现形式和伦敦大大的不同，体现为堡垒塔楼的形式。这里面保护自己家族的要人，存放金银之外，有时也囚禁敌人。这些塔楼，一般高度从二三十米到八九十米不等。超过一定高度之后，这种塔楼在军事上的收益就不大，但是，只要不失礼节，每家都希望能尽量高一点，以做为他们家族表达财富和声望的手段。也就是说，每个家族都是在设计自己的塔楼在城市天际线上的呈现。此外，这些塔楼的分布也不是随机的、松散的。他们基本都在城市的主路边上，处于价值较高的、同时在城市中存在感更高的地段上。它们和特朗普总统给他的那些大厦选择地段和进行设计时候的考量并无不同。

我们看，在前工业时代，存在过这些土豪的塔楼，他们在一部分城市的天际线上，和教会和政府的建筑构成过竞争，但是，当时在世界上多数城市里支配天际线的，主要还是由类似城墙城楼、教会钟塔、政府大厦之类纪念碑建筑。

然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民间商业机构、盈利性机构继承了古代土豪的角色，并且，它们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到了压倒教会和政府，成为高层建筑的主要建设者，确实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颠覆了原来的秩序。

这些商业化的高层建筑的建设活动在世界上一部分城市，不受限制，或者受到很少的限制，得到了比较自由的表达。在新兴商业城市中，比如纽约、香港；在传统商业城市中，比如法兰克福，比如伦敦的部分区域。在这些城市，我们目力所及的主要是商业机构修建和占据的高楼大厦。

美国国会早期的召集地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尔街26号，现在，这里有一个二十几米高，立面庄严如同巴特农神庙，内部有一个穹顶犹如罗马万神殿的建筑。它目前是旧联邦议会的纪念馆。是在1842年在原址上改建的。在当时，显然是一个相对高大、相对醒目的建筑。但是，今天，它被众多金融机构的摩天大楼包围，隔壁紧邻着，只隔了一个两三米宽的施工缝，就是283米高的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相比之下，它看起来好像一个菜市场一样的平房。去华尔街的游客，几乎不会注意它。这种做法相当于把上海中心贴在一大会址上。所以说纽约体现的就是所谓资本的”野蛮扩张“。香港也是类似，港英政府的建筑，在中环的各种摩天大楼的阴影中，处于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状态。

纽约的政府当局，也有过想改变天际线来突出公权力的尝试，那就是1909年开工的曼哈顿市政大厦，34层，主体高106米，塔顶高170米。在当时也是曼哈顿最高的大厦之一。但是，不出三十年，这个建筑被曼哈顿下城各种更高的建筑淹没，仅仅实现了若隐若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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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城摩门教的神殿，也努力建的高大庄严，但是，它同样被相邻的商业建筑包裹，高度也被它们超过。

美国式的CBD体现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环境下，同时也是相对自由的城市公共政策环境下城市的天际线就会呈现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自由放任就会出现高层建筑群的CBD，那也想太美了。离开盐湖城的市中心一公里，城市的天际线上就再难找到高大的建筑，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独栋住宅。皇后区和曼哈顿只隔着一条河，但是高层建筑只有那么一点。更多的是几层、十几层的中等密度街区。东京都市圈，规模之大，密度之高，所产生的高层建筑群也只是丸之内、新宿西口、汐留之类几个小片，无边无际的是密密麻麻的独户小住宅上点缀着十几层、二十几层高的公寓楼和一些商业街。

也就是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环境下，产生的建筑，仍然是6成的低矮房屋，3成的中等高度房屋，加上1成不到的高层建筑，而且，高层房屋会非常集中。这样的图案。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但是大概符合这样一个分布。

其实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的秩序，比砖制主义的秩序还清楚，还斩钉截铁。那就是土地的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居住价值，它们会直接决定这块土地上建筑的类型。

所谓的野蛮生长的城市天际线。不等于没有秩序，只是秩序不如一些人所愿。

当技术革新刚刚展开，比如在铁路或者电梯、钢结构，他们做为一个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

城市土地价值的波函数的参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人的认知能力还没有跟上，人们只会看到波函数在一些零散的点上坍缩留下足迹，从1900年代开始，在纽约，人寿保险大厦、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东一个西一个，好像杂乱无章；但是100年过去了，在纽约很清晰的形成了中城和金融区两大坨的高层建筑，天际线上看相当的清晰。而且，这种坍缩还在进行中。每10年，纽约都还会涌现若干座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他们都在揭示着全球化商业社会的秩序，并且其出现也影响着秩序。

当然，公众并不都喜欢这样的天际线，公权力有时候也是如此。在当代，市场的自发秩序和公众观念、文化习俗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天际线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对天际线管理的态度上。我以后有机会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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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两期，我讨论了城市设计的两种语言，一是方格路网，二是放射状路网。

这期，我们继续讨论城市设计的语言。

第三种是使用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

如果说前两种，非常主流或者比较常见，那么这个第三种相对非主流的了。

我第32讲，做为举例，讲过圆形城市，它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图案，实际上应该是这个章节的内容。它是一种演化产物，和城防效率有关。如果没有印象了，可以复习一下。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圆形被符号化、观念化之后，有时候被称为曼陀罗。在佛教里有诸多神秘意涵。按照曼陀罗规划的城市，你可能很熟悉，那就是后金的盛京沈阳。沈阳在明代，是一个小小的方形城堡。女真占领之后，引进了藏传佛教高僧进行规划扩建，他在方形城堡外面套了一个圆形。外圆内方，城内主路两横两纵，把曼陀罗切成九宫格。原来的方形城堡化为皇城，占据中间那个格子。形成一个神奇的新形状，也就是一种曼陀罗。这个形状，应该说，既赋予了大量神秘主义的意涵。又保存原有的硬件。乾隆老佛爷说它：规天距地，向明授时；是一个颇为天才的改建。

即使排除神秘主义的层次，两层城墙，符合城防系统的一般需求；两横两纵，井字形主街，设置八个城门，也比明朝的标准化城堡一横一纵，十字形主街，四个城门，更符合大城市的需要。每个方向两条道路，这样就形成了城市设计上说的“替代性道路“，如果一条路因为什么原因被堵死了，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这增加就是所谓的交通韧性。

圆形或者叫曼陀罗，它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特殊城市图案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图案。呈现三角、四角、五角等等正多边形。它们基本属于棱堡，星形堡垒，或者叫文艺复兴式要塞。也经常，有莲花瓣形状的、甚至雪花形状的多层次防御构筑物，形成华丽的图案。然而这种图案和装饰艺术没有任何关系，是高级的军事工程专家设计的。都是用来保护自身，把来犯的敌人暴露在火力之下；或者逼迫来犯的敌人不得不经过被火力包围的死亡陷阱。它们几何的形状是和加农炮的射击角度和交叉火力覆盖范围有关系的。因为使用了制式统一的加农炮，才让城堡的形状具有对称性。加农炮的性能参数对它们的设计影响很大。这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建筑物。就好像航空母舰甲板的形状，是舰载机的起降距离决定的。歌剧院的布局是舞台台口的尺寸以及观众视力能大概看清的距离决定的。

一般面积越大的要塞，炮台越多，边数越多。最小的是正三角型的，也可以叫三棱郭；常见的，有四棱郭、五棱郭、六棱郭；比较大的比如威尼斯共和国16世纪修建的大型要塞Palmanova，是一个正九边形，就非常接近圆形了。

这些星形堡垒，在城市历史上还是留下了很多的遗痕。它们的特点是，其一，占地巨大；君士坦丁堡，罗马时代的三道城墙，纵深才50米，这就是古代世界顶级的城防，而星形堡垒的城防纵深，动不动就四五百米。而这些堡垒内部使用区域的半径，以算很大的Palmanova为例，也就400多米。所以光军事工事的面积占城市整体面积的7成以上。超过一个平方公里。这种东西，占据很大空间。但是非常坚固耐久，就算拆除，工程量也很大。所以，如果在近代没有特别强的城市发展动机，往往就弃之不理，任其存在，或者在里面布置现代军事单位。有时候这些堡垒和山丘结合，就做为城市公园存在。在比较常被访问的城市中，佛罗伦萨市区内就有两处和明显的星形堡垒，其中之一在皮蒂宫的山坡顶上。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也很明显的在向星形要塞这种经典军事建筑致敬。

此外，历史上还出现过，用宫殿、建筑、纪念碑来模拟天象的一些尝试。这些也可以算一种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据我所知，秦国都城咸阳，在大尺度上，超过10公里的距离上，有模仿天象的考量。这些，之前我也提到过，其一是表现统治者在知识上的优越，其二是一种巫术的尝试；巫术的细节，不是我这个系列的范围。但是，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巫术不管用，巫术在历史上肯定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除去上述的，我认为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那就是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五大班子的平面布局。它是需要有一些讲究的，但是没有固定的模板。一直在尝试中的一种图案。而且似乎，经过多年的摸索，似乎发现不把它们凑到一起，可能是最好的图案，可以避免一些敏感。

我们看，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布局，大草坪十字轴线，四个端点，一个交叉点，白宫和国会大厦各自占据一个端点。另外两个端点分别是杰斐逊和林肯的纪念堂，交叉点是华盛顿的纪念碑。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在国会大厦的侧后方，连个中间的位置也没混上，甚至在草坪上连个前脸都没有。如果是个特别挑理的人，就会说：不是说好了三权分立吗？凭啥行政分支的总统占了四个好位置，国会占一个。把我放在国会图书馆旁边的位置上呢？

对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的小结一下。

如果说，方格网和放射状路网，都和交通、和效率有比较大的关系，特殊形状，则体现社会和自然中的其他的力学结构。在城市的历史上，它占据的比重会比较低。但是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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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介绍我归纳的四大类城市设计的语言中的最后一种，自由曲线。它指的是一种没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那种弯弯曲曲的曲线。

严格来说”自由曲线“不算一个术语。或者说，他滥用了自由这个词。因为自由曲线并不真正自由，我拿一支笔，随便画一条线，它就真的自由吗？或者说我能自由地随便画线吗？其实是不行地，我画出来的线总是弯弯曲曲，忽粗忽细，它受到我手脑配合能力的制约，还和我的呼吸，心跳，肌肉的力量等等都有关系，这些的综合构成了这条线的抖动。艺术史学家可以从梵高晚期的画上，看出他罹患梅毒。

这类曲线之所以变化莫测，只是因为它背后的支配力量非常的复杂多元。

或者，我们之前提过的，人牵着驴子走的路线，是人的意志和驴的意志的一种加权，其中的权重也是随着人和驴的意志的强弱变化在抖动的。

城市和郊野环境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曲线。它最主要的来源是地形地貌。

地貌，是多层次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上叠加造成的。

比如河流的作用，板块构造的作用，火山陨石的作用，海洋的作用，空气的作用，生物的作用，冰川的作用，重力和潮汐的作用，人类活动的作用等等；每一种作用都具有独特的力学结构，给大地留下不同的图案。地貌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学问，也是关于演化的，虽然我对地貌学的知识非常陶醉，但是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也就不和大家特别多的展开。

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人类改造地貌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比如，在山地上，古人没有能力、或者不值得进行特别大的土石方工程，所以它们修筑的道路和房屋，一般要顺着地形的形状，蜿蜒曲折。河流由于地球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也倾向于曲线前进，而且在河岸和河底进行冲刷和堆积，不断改变河道的位置。蜿蜒曲折，变化莫测，这就是人类百万年中看到的世界。虽然5000年以来，出现了人造的笔直的房屋、道路和河流。但是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没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

所以，蜿蜒曲折，也保存在了很多艺术作品中，比如，古今的风景画作品，再比如东方瓷器和刺绣上的江南小景纹样。这种所谓的”蜿蜒曲折“形成了观念性的东西。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逐渐成为了一种设计语言。

近代设计中，在不涉及河流，没有很大地形起伏的地方，也故意设计蜿蜒曲折的形状。比如一些苏州园林和日本园林，比如，伦敦的摄政公园、巴斯的皇家新月、北京金融街，都有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曲线构图。这些，也许或多或少，和当地的地形、水文、存在的街道和建筑有关，也许根本无关。它们被抽象成设计语言，不再来自于地形，不再出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而是来自于观念，成了所谓的”自由曲线“。

在芝加哥的Riverside，和很多郊区别墅区中，它们明明是非常平坦的土地，也往往故意蜿蜒曲折的布置房屋。在今天中国的很多住宅小区，小区里的步道也是明明可以直着走过去，偏偏故意拐一个蛇形弯。或者房子故意摆成弯弯的月牙形。这种设计语言，术语叫the picturesque。翻译过来，是”画意“。画画的画，意思的意。意思就是，这种风格，是对风景画的蜿蜒曲折的模仿，试图创造一种类似野外、自然界的印象；或者说，在不真正考虑在地自然的情况下，却要表现出尊重自然的样子。北京的奥森和朝阳公园的设计都是非常典型的picturesque，他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设计手法，在很多城市公园中采用。这种设计，是具有武断性质和反效率的性质的。但是，它做为一种城市巫术是有效果的，人造的虚假的自然也具有很好的休闲效果。

如上就是我介绍的四种城市设计的语言的最后一种了。还有其他的，比如天际线、公共空间、街道系统等等，都经历了从自发演化到设计的过程。我以后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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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做一个小结：

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设计都远见卓识，大有名堂。事实上，城市设计主要不是成功案例，而是失败案例。根据一个对口腔水泡病毒进行的实验，它的人工诱导的基因突变，71%是有害的，27%是无效的，有利的突变仅仅2%。失败是演化的主要部分，如果都不失败，恐龙早就登上火星了。

城市设计的语言大多来自演化产生的自发秩序，但是，多数情况下，是在不能充分理解的情况下的不恰当的使用。

我们之所以看到的古代留下来的城市相对精妙，而现代的城市相对笨拙，并不是说古人更英明。古人肯定做出过更多的愚蠢的设计。只是经过了沉淀。多数愚蠢的设计没能留存至今。而留下来的是相对协调的、合理的设计。就好像一个在自然界生活了几百万年的动物，大概率的是比小孩子拿乐高刚刚发明出来的东西，要精妙得多的。

然而，目前看，人类发明的机器，已经在某些能力上远远超过自然界亿万年演化出来的生物。比如，速度更快，力量更大，计算速度更快等等。从城市设计上看，现代人设计的城市，从局部密度和交通承载力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传统城市。也就是说，有效的设计和愚蠢的设计都同步在产生。如果你要进行判断，就需要相当强的洞察力。

从未来主义的视角，人类有可能设计出更强的城市，不断发明的新的城市的片段，发明新的语言，最终会有一部分在演化中存活，成为未来的经典。

在方格网之后，我讨论一下城市设计的另外一种语汇，放射状道路。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放射状道路，可能是巴黎凯旋门为中心的那个环岛，从这个环岛放射出去12条街道笔直的街道。或者从罗马古城北端的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向南辐射出去的三叉戟形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大连的中山广场和沈阳的中山广场也是类似的设计。

如果说方格网几乎到处都是的话，那么，放射状道路的设计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是相当不平常的一种设计。

放射状道路，具有很明确的中心感。有时候，就很直白的，放一些纪念性物体在这个中心点上。比如凯旋门、比如伟人的巨像，比如方尖碑。这种放射状的设计经常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调子，非常人工、刻意、非常具有仪式感；给人一种皇皇帝都的印象。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大地上更大尺度的图片。如果你找一张地图，放缩到一定的尺寸，你会发现，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网，就是呈现一种放射的形态。十几条高速公路通向所有方向上的卫星城和更远的城市。即便在城内是方格路网，一旦出了传统市区的范围，城市间道路就会脱离路网的束缚，朝向目标而去。

而每一个城市，都是如此，和它们周边的主要目的地有相对比较直接的道路相连。

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各自是一组放射形道路的中心，共同构成一个蜘蛛网状的公路交通系统。

自发的放射状路网，比较常出现在城门外。比如卢卡的很多城门外面，你都会看到通向左前，正前和右前的三条道路。

北京的前门南面，也存在很多斜街组成的放射状路网。

在方格路网里，你去哪里都要拐一个或者若干直角弯，没有斜向的捷径。与之相对，放射状的路网就是通向中心的捷径的组合。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放射状路网，这种设计语言，也很大程度上取材于自发秩序里，各个地点向中心汇聚的这种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然也是以效率为基础的。

放射状的路网，还有其他的实际效果。

第一，比如，通过中心位置的地标建筑，在城市里便于找路。从凯旋门的环岛放射出12条笔直的道路，换句话说，这12条道路上都能看到凯旋门。这样就很有助于形成方向感。我们也可以从欧洲园林中发现这种放射状的林间道路。几条或者十几条笔直的林间路汇聚在一个圆形的空地。那里会有一个亭子或者其他标记物。

当猎手们穿行在幽暗的林间时，他们是不容易感受自己的位置的。但是，他们会是不是经过这些小路，这时候他们能看到远处的标记物，从而产生方向感。这种，从远处看到笔直道路尽头的地标的这种空间感，是城市设计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术语叫做Vista。

第二，反过来，从这样一个中心的交汇点，可以观察到所有放射状道路上的情况。在狩猎园林中，鹿群是在林间随机运动的。领导提着枪追逐猎物的时候，你不能让领导像没头苍蝇一样在林子里乱追。这时候，安排人在交汇点观察，可以看到鹿群进入了哪个扇形区域，如果你在树林里有多个这种观察点，就更容易给猎物定位；便于引导领导找到鹿群。

在城市里，放射状的建筑不多，最主要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监狱。

监狱牢房的几条笔直的走廊汇聚在一个点上，狱警坐在这里，可以同时监控所有的走廊。这样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管理人力。

19世纪之前的巴黎，是一个经常爆发革命的城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巴黎，是经过了路易波拿巴王朝的改造，一个平面很像狩猎园林，或者监狱的城市。它有发达的放射形大道，这些大道有利于火力封锁城市里的一个个街块。便于对起义群众进行分割包围。

应该说上面我讲的这些功能，都可能是放射状路网在现实中的素材来源。然而，它还可能从舞台布景当中吸取了营养。这就是帕拉迪奥的作品，维琴察的奥林匹克剧院。在这个剧院里，帕拉迪奥搭建了一个三维的虚拟的城市为背景的舞台，舞台所处的位置仿佛五条街道的交汇点，观众可以通过这些街道，看到城市的中景和远景。Vista的概念，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掘。舞台艺术和其他美术作品，在过去，起到今天照片、漫画、电影电视等媒介的作用，它们对城市设计或者建筑设计是存在影响的。

这种放射状路网的城市设计语言，还被用一个艺术史术语来称呼，叫“grand manner" 也就是大手法的意思。它做为设计语言成形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悠久。它主要还是一个近代现象。可能开始于16世纪的罗马，在教皇S西斯图斯五世主政时期；他通过对罗马市区进行整理，来恢复统治秩序，恢复教会的权威性。罗马的改造工程，希望能用直来直去的大道连接朝圣地点，使罗马成为皇皇帝都。不过，坦率说，教会开辟的这些大道，宽度才十米出头，这个工程的力度和后世的墨索里尼没法比，和齐奥塞斯库更加没法比。墨索里尼，可以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大道拓宽到30米，而齐奥塞斯库能把布加勒斯特共和宫前的大道拓宽到90米。这几者的专制程度是以几何级数依次提高的。

在十六世纪的罗马之后，这种大手法并没有特别快的兴旺。过了一百年，到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才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达。凡尔赛，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象征。法国的诸侯，像江户时代日本的诸侯，或者被秦灭亡后关东六国诸侯的家族一样，被集中到君主的身边居住。减弱他们和自己臣民、领地的关系。凡尔赛，就是削弱法国诸侯封建权利的一个工具。从工程建设的角度，凡尔赛是在郊区，做一些大动作、大构图，需要拆迁改造的工程有限，本身成本并不高。不能算一个非常勉强的项目。

下一个使用大手法的帝都，有点意外，居然是在1791年的美国。法国裔测绘员L'Enfant，为华盛顿特区规划了，层次丰富、秩序井然的、放射状路网发达的城市总平面。放射状大道的从国会大厦和白宫两处为中心，散射开来。这些大道以美国各州名字命名：宾夕法尼亚大街、马萨诸塞大街、康涅迪格大街等等。这些大街，通向四面八方，意念中美国各州广大腹地的各处。华盛顿称得上一座，充满大手法、象征意义和纪念性，遍布爱国主义庙堂的煌煌帝都。。

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华盛顿的城市气质和纽约的城市气质之间的巨大反差。纽约，是实用、紧凑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都；和华盛顿毫不相似。而且，纽约和华盛顿都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里，于是，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关于美国的截然相反的印象。到底哪个更能代表美国的文化呢？

纽约代表了对全世界新移民、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融合和统战，给美国提供经济动力和创新力。华盛顿，代表了对美国忠诚战士、爱国者的肯定，是把美国精神做为宗教来朝拜的圣地，鼓吹美国优越论和尚武精神。这两个城市，代表了美国的两面性，而且单靠其中一面是无法支撑这个帝国的。

华盛顿特区大手法的实施，和专制主义关系不大。毕竟，1791年的特区几乎是一张白纸，人口比附近的村镇还少。这上面的街道用什么格局布置，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原来土地的所有者，非常痛快地把修路地土地赠送给了联邦政府。然后靠其他地块地增值大赚一笔。最初100年的特区，只是在白宫和国会附近的一些官员的住所和几家报馆。大家并不在意它、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按照L'Enfant最初的设计发展下去。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国会前的大草坪上，曾经横着一些铁轨，在今天国家美术馆的位置上，是一座火车站，去巴尔的摩的人在这里上车。

直到1902年国会通过McMillan方案，才保障了、甚至是放大了原有规划的纪念性。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Grand Manner的最大杰作的华盛顿。这中间又隔了100多年。

在这个时间间隔内，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拿破仑三世的巴黎。

从强调纪念性，和民族建构的角度，巴黎和华盛顿，我们不说他们是成功的，至少也是效果显著，令人瞩目的。

如果你说巴黎成功，那么我们看，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可以吊打整个欧洲的法国；在巴黎大项目的爱国主义洗礼之后，被欧洲二流国家的普鲁士吊打。

我们抛开纪念性。回到放射状路网的交通性能的角度上来审视。适当的配置，有利于在城市目的地之间形成捷径，有可能提高交通效率。以巴黎的情况看，这些大道，起到了交通动脉的作用，而巴黎中世纪的街道网，基本被降级为小巷，承担局部支路的作用。所以，巴黎改造的交通系统是相对清晰的。

而从华盛顿的情况看，他是在一个和芝加哥差不多的方格路网上叠加了放射状道路，这两个系统，单独以哪个为主工作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两个层次的路网，宽度接近，形成势均力敌的叠加，难以区别主次。本来，大道系统成为主路，方格网成为支路是可行的。但是，偏偏发射状大道经常被环岛和公园切断，而方格路网反而是连续的。而且方格路网的街道足够宽，一般在27米，在这样的街道，在商业区中必然会承载巨大的流量。比如华盛顿西北区的M街和L街，从图形上看属于次级街道，但是交通流超过了附近的弗蒙特大道和新罕布什尔大道。这就造成的等级的颠倒。

造成了无比复杂多样的路口和单行道系统。这个系统，看似清晰，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打了很多补丁，不再具有直观性，产生了很多交通陷阱。给开车的人，特别不熟悉道路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华盛顿大道系统的问题。

回到历史主线，在欧洲和美洲，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导致了城市的高速发展，状况和2000年前后的中国差不多。因为有了巴黎和华盛顿这两个世界级的首都做为不坏的榜样。各个城市在新城扩展阶段，热衷于采用Grand Manner的手法。巴塞罗那、马赛、米兰、佛罗伦萨，等等，只要在这个阶段发展比较快的城市，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类似的语言，留下了很清晰的历史的痕迹。只不过，绝大多数欧洲的城市的环境相对复杂，施展手脚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大构图在这些城市也只是得到了有限的表达。

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

比如，其一，前面说了，新城比较容易用Grand manner，而老城比较难；其二，19世纪经济不怎么发展的地方，比如威尼斯、比如锡耶纳，它们就错过了这波，没有出现Grand manner；其三，和文化、和政治环境有关，我们看到，整个19世纪，主导世界秩序的英国本土，这类语言表达得特别微弱。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做为挑战者的次一等强国里，表现得相对明显。在荷兰、德国、瑞士又表现得比较弱。这个现象，可以进行不同角度的解释。从表面上看，Grand Manner吃香的地区似乎主要是拉丁语区域，而日耳曼语地区似乎不怎么吃香。似乎在天主教地区吃香，而在新教地区不吃香。似乎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特别快的地方不吃香；经济发展中等的地方反而吃香。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观测，一般，艺术风格的传播，确实和语言、文化圈子、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关。但是有些也不太能说通。

按说，经济发展得快，应该更有钱搞大手笔城市建设。

比如法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也是很快的。路易波拿巴在巴黎这种国际一线大城市搞改造，是大手笔里面最触目惊心的。能够搞成，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世纪中期的巴黎，正处在长期和平，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升值的高峰。和今天中国有一点相似。这里面有一个窗口期，房价年年涨，政府出面把你们家拆迁了，盖3倍面积的新房，其中一半赔给你们家。工程干了三年，这时候房价翻翻了，你们家固定资产一下增加到3倍。政府自己也没赔本。大家都高兴。但是其实资产升值是不是和政府改造有关系？谁也不知道。在这种时代，总是容易产生收益，这些收益，足够弥补大拆大建的政府工程的消耗。

我有一个假说，那就是，统治者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倾向Grand Manner。只不过，在封建传统比较发达，封建自由保存得比较好得地区，比如英国、德国、荷兰、瑞士这些地方，Grand Manner不太容易施展开。在封建自由比较薄弱，或者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更不对等的地区，包括在殖民地，北美这些地方，能施展开地地方，只要有足够地经济发展剩余，Grand Manner有机会就会露头。这才是我认为比较靠谱一个历史解释方向。我们看看后来20世纪的情况。在20世纪前期，西方文明仍然在全世界扩散。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区不怎么施展得开的这种放射状路网，大构图。在西方文明传播的边缘的印度的新德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放异彩。它们成为Grand Manner新的的两大帝都。所以我说，英国本土Grand Manner不吃香，不是因为英国人不喜欢，也不是真的和语言、宗教有关。而是他们在英国本土干不成。在殖民地，没人管得了他们，他们一样会干。

这两个案例，不出意外地，也被我列入消耗性、实验性项目的案例。它们和巴黎改造的差别是，巴黎是自负盈亏的，以经济可行为基础的。而新德里和堪培拉纯属财政消耗性的。除了大手笔，放射状之外，还具有了早期汽车郊区的反城市乌托邦风格。即便在它们本国，评价也不见得高。

所以，经济上制约因素少了，可能反而轻佻浮躁，反而不能搞出好的城市规划。

在20世纪，紧随其后，日本，做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粉丝，仍然在热情地传播这些在西方已经稍微落伍地城市设计。坦率讲，Grand Manner在日本本土也非常施展不开，毕竟日本本土有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国情在。但是在日本军事冒险家和开拓团开发东三省的时代，崇拜西方文化的日本建筑师，在沈阳、鞍山和长春也大干快上地搞出了一批大手笔都市设计，给这些城市留下了众多的环岛和放射状大道系统。

在文明中心，思想和技术呈现多元、混杂、相对平衡的状态。而其中，比较激进、比较非主流、比较理想主义、比较实验性的东西，在中心有时候没有占据优势，反而往往在文明传播的外围得到最极致的表达。

这就好像，现在中国城市规划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是西方左派20年代发明，在西方50年代最流行的现代主义一样。这和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最传统的东西，在文明中心被其他东西淹没了，但是在文明的边缘有所残留；是结构相同，方向相反的两种传播规律。

城市，从自发性聚落开始，从乡土建筑类型开始。其早期发展的过程，是非常质朴的，是缺乏理论的。但是是有秩序的。

秩序，来自于社会内部，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力学结构；就好像水分子不懂什么理论，也没有审美偏好，但是，由于水分子的形状特点和分子间作用力的特定参数，它们可以结晶成外形绚烂的雪花。

人类集中生活的城镇里，也有类似的结晶现象。我举一个例子，圆形的寨堡，在平地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类型。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平地部落都大量采用这种形状。而人们集中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可以高效互助的实现安全防卫。

圆形寨堡这种形状没有什么神秘的，它的特点就是，同样的周长，同样的围墙壕沟防御工事里面，可以容纳最大的面积。可以容纳最多的人口和财物。

所以，它是最经济实惠的一种寨堡形状。非洲游牧民、美洲印第安土著、欧洲和亚洲的古代部落民，都大量采用这种形状。今天，德国城市诺德林根，13世纪的圆形的城防仍然清晰可见。

所以说，圆形是一个类似雪花的城市结晶形状。这个形状来自于相对单一的一种力学结构，就是防御工事成本效率问题。但是，圆形，是一个非常缺乏环境敏感性的形状，一般适合于比较小的聚落。小聚落，它接近于点状，它四周的地理环境比较一致。如果是比较大的城镇，就更可能和商业道路，山坡，特别是河流等地貌元素交叉，这时候城防就需要结合这些地理要素，保持简单的圆形就不再有它最初的节约防御工程量的意义了。

就好像，雪花它完整的形状，依赖于很单纯的环境。所以它只能是很小的。而大块的冰，会受到更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不可能还是雪花的形状。

但是，圆形，这种形状，在历史上，作为对城市的一种认知，进入了人的大脑。成为人对城市的理解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在后世，一些大城市，也采用了这种圆型平面。比如，公元前700年左右，古代米底王国的城市，埃克巴塔纳Ecbatana，比如公元后八世纪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17世纪满清的大都市盛京。它们正圆形的平面都很大程度上是从理念出发的。

如果说，这几个古代城市的圆形外形在防御方面仍然有一些意义的话，近代和现代，没有了传统的城防工事，但是还有一些建筑师，在挖掘圆形城市这种语言，比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构想的明天的田园城市，是一些圆形城镇的组合；比如Jacque Fresco，在佛罗里达搞的一个叫做the Venus Project的虚拟的圆形城市的项目。再比如，最新的，Norman Foster爵士设计的，在加利福尼亚2017年开张的苹果公司的新总部，也采用了一个巨大的圆环的形状。它们的仪式感、或者说科幻性质；远远大于现实的效率性的设计，甚至于有反效率的色彩。

所以，圆形，我们把它看做一种城市设计的语言。它来自于自发秩序，逐渐成为一种知识，或者一种观念。它有时候脱离了原来秩序的内在力学基础，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时不时地表现在城市实践当中。

类似地，有很多城市设计的语言，都是这样，来自于自发秩序，然后被人类地大脑所捕捉，进入了观念世界，然后就仿佛具有了自己地生命。成为了顶层设计经常采用地语言。支配着城市的历史和现实的先当一部分。

当然，它们也参与到了城市演化的进程当中，表现出或强或弱的生命力；成为城市新的机遇或者威胁。

我下面就讨论一下这方面的现象。

我简单粗暴的，把城市设计的语言分成四类。

1）方格网；2）放射状路网；3）特殊图案；4）自由曲线。

我声明一下，Kostof也把城市的形式分成四类，和我分的基本一致。

下面逐一讨论一下。

1）方格网；

方格网显然是最重要的一种城市设计的语言，他占据了古往今来城市大部分的份额。

首先，我前面番外提到过，方形，本身就是“原始茅屋”采用的一般形状。它是来自于实践，由于高效而沉淀下来的一种形式。

其次，古人的几何、测绘知识水平有限，没有微积分知识，没有办法高效地计算曲线形状的面积。

按照方形划分土地和街道，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在古代，也只有长老、祭司之类人物，才具有数学和水利知识，去公平、可度量地划分土地。所以，方格网，自古就是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

均等切分的土地对应着均等的财政或者劳役、军事义务。古埃及的祭司就是如此给农民划分土地。这种方块地代表了标准化的税赋。罗马共和国给退伍军人划分土地的时候，也经常是这样方格切分的。这就是他们的退休金。美国1785土地条例划定的1英里边长方格，是把国有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工具；也是设置县和镇两级自治机构的依据。所以，方格网土地，是行政体制的痕迹。

然后，标准化的方块地，有利于节省土地买卖过程中的测绘、调研成本。也就是说它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土地交易发生。纽约曾经把大量土地，模拟成25英尺乘以100英尺的小地块。在地图上编号上市倒卖。如果你去现场，那里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街道。你可能看到的只是毫无差别的野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第130街从这里开始。你要买的那块地更是没有任何记号。你只能想象你的地块，是这条意念中的街道旁边大概某个位置上的一个标准化地块。然后交易就这么完成了。

当代中国房地产也惯常采用标准化的户型来销售期房。来尽量弱化差异，减少客户决策的事项，避免客户去进行比较而消耗时间。

方格网城市的优点不只这些，从现代交通工程的角度上，方格路网的交通计算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给出信号灯控制方案。当然，这个优点是相对不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城市人，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一般很熟悉平面直角坐标系，方格路网，给街道标号，形成一个城市坐标系。非常便于找到位置。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国会大厦为原点，分成四个象限，然后看门牌号可以代表它的坐标点。比如205 F Street N，E，其中N，E代表国会东北边的第一象限，纬度是F街，205代表经度，在第二街和第三街之间，05这个数字比较小，代表一个非常靠近第二街的位置。这种门牌号非常容易被人搞清楚你居住的位置，几乎可以用来精确制导了。

应该说，方格网作为一种城市设计的常见语言，是很有生命力的。属于自发秩序中产生的高质量的知识。

但是，它们经常是出自顶层设计的，同样是顶层设计的方格网，它们内在的差异是巨大的。唐长安那种一个个巨大的封闭里坊，和加州橘郡的超大街区差不多。边长有800到900米。而乔治亚州萨凡纳的小方地块，才25米乘以50左右。前者一个街区里面可以放下后者500多个街区。

即便在美国，即便都是19世纪的规划，它们也存在差异，盐湖城的一个街区可以装进去波特兰的9个街区。

如果说波特兰更接近于主流的尺寸，那么盐湖城则大得另类。原因是盐湖城的奠基者们向往每家每户都在自己的宅院里面种菜的生活。然而，这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误解。一个人一天工作的时间就那么多，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最专精，收入最高的那个行当。不可能什么都干。所以盐湖城的街区是低效的并且面临改造的。

但是，把盐湖城的大街区，放到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里，又实在算小的。这里面的技术细节，我有机会另行讨论，这里暂不展开。有兴趣的可以看我早期的节目，28-30期，对波特兰和盐湖城的讨论。

所以说，同样是方格路网，它们从设计的动机上、技术流派上毫不相同。效果也南辕北辙。

方格网，在有的场合被引入了一些神秘因素，比如，用南北大道去严格的对齐地球子午线的方向，形成真正的正南正北。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认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地产销售员比较关心，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正南北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附会。从建筑热工学的角度，这种精确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有人统计过，正南正北的路网，在方格路网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其来源，大概分两种情况：

第一，要找到子午线的方向，用罗盘或者看北极星都是不准的，地球有磁偏角，北极星的位置随着岁差也是在飘动的。必须观测天象，才能找到真正的北。在古代，观测天象，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知识，是一种特权。大汉朝几千万人口里，真正观测天象的也就十几个、几十个人。今天又有几个人在一本正经地观测天象呢。

所以，在古代世界，能够找到真正的北，能够在城市规划中采用这种朝向，并且能够宣传出去，这至少代表着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在知识上的优越。老百姓会觉得领导很厉害，对于天地间的神秘力量有所把握。

人畏惧不确定性，为了安心，禁忌，在历史上不断被发明出来。一旦你知道了北在那边，统治者会想，如果我祭祀的庙堂不是对着正北，如果我头不是枕着北方。万一受到上天的惩罚怎么办？如果我头枕着正北，万一受到上天的保佑，不就赚了吗？

最著名的追求正南北的例子是埃及的金字塔，它们背后有一整套神秘的故事。然后就是古代东亚的都城，比如唐长安，也追求正南北的布局。日本的京都，刘秉忠设计的元大都，还有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州城府县。都是后继的小长安。或多或少地，要追求南北向。在现实中，正南北，一旦存在于叙事当中，之后，街道是不是都是严格的南北，反而没那么重要。即便北京的长安街也不是笔直东西向的。保持南北笔直也不是非常容易，有的最开始就有误差，也总有在管理薄弱的时候，有不解风情的人，把房子向道路方向侵占一些，然后它隔壁的邻居也会把围墙一起拉过去，久而久之，路网稍微倾斜或者弯曲，反正也不会有人去核实。

如果说在古代世界，方格网城市颇多。而正南北的占比其实不算大。但是，在近代，特别是在北美，正南北路网比例很高。比如华盛顿和芝加哥的市区。在其他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和西部。即便市区的路网并非正南北，郊区路网也极有可能正南北。底特律市中心的网格是随着河流方向的，而郊区是正南北的，形成嵌套拼贴；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洛杉矶，众多的美国城市都是如此。因为美国的广大腹地的产权，是我之前说过的1791土地条例指导下，由专业的测绘队伍在空白土地上切分的，他们注重测绘作业的计算方便。当然是在经纬线上切分土地更便于计算。

测绘员是真的红蓝铅笔开疆。比如，美国纽约州、佛蒙特州和加拿大边境，说好了沿着北纬45度线分。但是，当时给美国建要塞的测绘员，据说喝多了，测绘出现误差，把要塞的位置，往加拿大边境那边偏了几百米。最后将错就错，美国边境就在这里越过45度线，向北扩了一大条。

无脑地画正南北地方格，同样是一种缺乏环境敏感性的做法。我们看，美国的城市市中心路网很少是正南北的，因为，你不能为了追求正南北而无视城市里的地理要素，比如桥梁、码头、河道。

只有，在千里无人区，很空旷的地方，测绘员才能大笔一挥，一条线穿过溪流、岩石、红蓝铅笔开疆都没问题。但是，北美不是真正的无人区，本来上面是游荡着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只不过这些土著居民人少，打不过美国人；而且他们没有形成稳定的土地所有制，经济和军事力量微乎其微。于是，它们的土地、村落就被当成了空白。所以，方格网，特别是正南北的方格网，做为一种城市设计的语言，体现的是画图者对被画图地区的专制。

中国北方，总不会是无人区吧？方格网发达，也同样体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极其悬殊的非对等关系。

这就是本期的陈腐粉碎机，下期我继续介绍其他的城市设计的语言。

这期，介绍一种分析方法。是对之前城市演化动力学进行的补充。

首先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论述。这个系列第13讲，我把资源和技术流动的动力比喻为电势差，把交通因素比喻为导体。

势差，是一地具备资源和技术，另一地缺少资源和技术，于是产生交流的需求。这种交流在实现的时候，会创造出价值。需要注意，势差不是由于距离产生的，而是由于不均质产生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刚果之间相距13000公里，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流动的需求，而清华大学和五道口相距几百米，之间流动的需求非常旺盛。

人群，自身内部就能产生分工，产生不均质。资源和技术，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人就是资源和技术本身。

所以，城市可以通过内部人的分工，凭空地产生很大的势差。

大城市里，人们经常换着餐厅吃饭，今天吃意大利菜，明天吃泰国菜；而在村庄里，人更多自己在家吃饭。

在大城市里，人上班一天，会坐不认识的司机开的车；发几十条电子邮件；和上百人合作；去不同的地方消费、娱乐。

而村子里，每天也娱乐，都是去同一家和固定的几个人打麻将。

人类聚落，符合网络效应。用户越多，价值越高。

大城市内部产生的势差比村庄里大得多。

势差越大，电阻越小，资源和技术流动的电流大，发出的功率也大。于是产生的财富更多，秩序更复杂。

秩序更复杂，就会产生更精密的分工。产生更大的电势差。

要产生一种分工，需要达到一定的体量。在这种体量下，才能产生足够的热度，才能爆发出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秩序。这与核爆炸的临界体积——critical mass——具有类似的原理。每个美国城市都有理发师，但是不一定都有日本料理。理发师和日本料理都属于比较通用的行业。

而有一些更加特别的行业的秩序，需要在特定的层次上进行积累。不是单单对比人口。

法兰克福比新德里小得多，但是金融业的电流强得多。

横店比拉各斯小得多，但是影视业的电流强得多。

普林斯顿比布宜诺斯艾利斯小得多，但是科学的电流强得多。

城市内部的这种电流，是短距离的、多层次的。

这一讲，我介绍城市研究中，被采用的另外一个类比方法，叫热力图。thermal map。

你如果带上红外热成像仪，去看一个人。他身上热的地方就比较红，凉的地方比较绿。这就是热力图。

城市研究者也用类似的工具，一般是给人口，或者特定地理信息画地图。用红色或者某种点来表示城市区域的热度。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观察结构的方法。大众点评或者租房网站的地图搜索上，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你所搜索的特定餐厅或者特定房源在各个地段上的密度。这就是表达特定城市侧面的一种热力图。

我下面介绍几个一般规律：

1）第一个规律，每个人都是里面热，表皮凉。里面，相邻的质点都是发热的。而表皮只有一侧有发热的邻居，就比较容易凉下来。城市也一样。纽约曼哈顿东西两面临河，从东到西，依次是第一大道、第二大道，一直到第九大道。第一和第九是临河的，临河的景观肯定是不错的，而且有些地方，比如金融城西侧WFC附近，开发的也很用心。但是这些临河的街道没有哪个商业特别发达的。曼哈顿最热闹的大道是第五第六第七三条。都是在岛的中间位置。

城市活动，存在马太效应。热度高的地方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所以中心相对于边界，一开始就具有优势，这种优势还会随时间积累。本来就热的地方越来越热，凉的地方不容易赶上来。

2）上面这条规律反过来，就是第二个规律，叫边界真空。这是Jane Jacobs六十年前就归纳过的。公园的边界上或者河边上，绿化带边上。都是不容易进行商业经营的。河越宽、道路越宽、公园越大，就越难。

有过很多想在河边搞商业街的尝试，多数不太成功。纽约的中央公园已经算很热闹的公园了，但是，与它直接相邻的街道都没发展成商业区。第五大道在南面一直是非常热闹的，北段到了公园边上，立刻就热闹不起来了，变成了居住区的氛围。世界大城市的主要商圈，基本没有临河的。对抗边界真空创造热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在一些有传统码头的地方。码头，虽然一边临水，一边是城市，但是，水的一边带来了资源和人流。所以码头是一个特例。比如上海，比如萨凡纳。

3）下一个规律，我称之为“腋窝效应”。你观察人体表皮的温度，你会发现其实他腋窝的地方温度是很高的，因为他周围被身体封闭着。他虽说是体外，但是附近发热的质点很多。

在城市上观察，体内和体外，这两种空间，他们之间的不均质，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流动势能。

纽约中央公园东南和西南两个角部，这两个路口，都是三面是城市，一角是公园。呈现腋窝的形态。很多人从这里进出公园。于是，这两个地点仍然体现出了很强的活力。

处于腋窝的位置，如果体外的一边是水道，一般是一个好的港口城市的位置。这种港口可以汲取、或者辐射最大面积的陆地。古典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科林斯，处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海湾。芝加哥、热那亚、威尼斯、营口和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也是这种腋窝状的位置。腋窝位置上，会发生陆路交通的挤压。就好像连接人躯干和手臂的主动脉和神经，也集中在腋窝区域。

4）这就是下一个规律，挤压效应。明清北京的内城，有皇城这样一个超大街区挡在中间，无法穿行。从北到南，从什刹海到南海，还纵观着宽阔的古河道，上面只有有限的桥梁。北部的东西向交通大量挤压在银锭桥和烟袋斜街。形成了繁荣的商街。这座桥也是清末摄政王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所以成了暗杀活动埋炸弹的案发现场。挤压效应，在桥上经常发生。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颐和园和圆明园，都是封闭的超大街区。导致这附近南北向的交通，压缩在中关村北大街和圆明园西路，形成两条流量巨大的道路。

伦敦西区，海德公园和白金汉宫之间的交通，也在Knightsbridge街发生挤压。但是，如我们之前所说，在大的公园的边缘，存在边界真空效应。所以商圈，并不在狭缝处发育。而是在越过狭缝，进入有一定密度的城区之后，挤压效应带动的街道上形成商圈。在Brompton街上，发育出全球最大的百货公司——哈罗德，和发达的商店街。

交通压缩，也发生在，城门口，车站口，小区口，学校口等等。

5）我介绍的第五种规律，我称为“变异凝结核”的规律。

纯净的过饱和的水蒸气不会凝结。需要一些其他的颗粒，带有更大的电极性，促进凝结的发生。卤水点豆腐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一个特别均质的背景上，A点和B点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一筐土豆，无法产生秩序。

美国广袤的中西部，无边无际的英里网格，是一种极为均质的结构。但是，存在一些变化，比如两条河流的交汇口，比如一个架桥过河的位置。这些位置会产生凝结，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不均质形成的凝结。

纽约的路网，是非常均质的路网，每个街区都非常相似。百老汇大街，斜着穿过这个路网，就提高了这些局部的路网的密度。这些局部更容易发育出商业区。洛克菲勒中心，有意地规划了更密的路网，提高了自身和附近街区的商业价值，也成为了城市设计史上的经典。

6）我介绍的最后一个规律，称为“环境诱导效应”。在比较冷的天气，两个人并排坐着，可以感觉到靠近彼此的一边更暖和一些。朝向暖气的方向，比朝向冰冷的窗户的方向暖和。

明清北京的南侧城关商业区的规模大于北侧。因为南侧华北平原腹地的人口更多。

西安东侧城关商业区的规模大于西侧。因为和体量巨大的关东地区往来的人口规模更大。

一个城市，并不是孤立于真空中，它的外部的热环境，也决定它内部的热力学分布。

新泽西的泽西市，和曼哈顿岛一河之隔。它也有相当的体量，也有自己的市中心，在Journal Square。但是，泽西市的高级住宅区和商务区显然是朝向曼哈顿，沿河发育的，能方便登岛是决定地段价值的最重要方面。

上面，就是对热力图，这样一个城市动力学分析方法的介绍。

这个系列讨论城市的演化。在城市里，一个个的建筑，你可以比喻成细胞或者什么，他们自身也在演化。这些建筑群体的演化，作为一个集体现象，构成了城市演化。而城市，也就是建筑单体演化地外部环境。这两个层次上的演化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这期，深入到建筑单体，来观察一下它们的演化过程。会地涉及建筑学的几个重要概念。

我们今天见到的建筑是五光十色的，这给人一种印象，建筑的设计带有很强的随意性，甚至有些专业人员潜意识里也是这样认为。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上，建筑是高度类型化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建筑类型的主干，这个类型不断被复制，过程中，变异，并且分化出了若干分支。这些主要分支，就是类型学的观察对象。

我举一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在北京，存在着无数的四合院，历史上曾经见过几十万、上百万个四合院，它们互相之间存在区别，但是非常微妙，几乎难以分辨。而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只不过几十座。之间却争奇斗艳，每一个都能被识别出来。被戏称为“牙医工具箱”，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像是不同类型的东西。

从演化建筑学的角度，这几十个不可能都是经典的，其中绝大多数会落入进化的盲端。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异发达，非主流建筑学发达的时代。

极少数，占总量1%不到的非常特别的建筑，吸引了90%的关注。把我们引向一个失调的比例感。

实际上，首先，建筑的起源是非常单一的，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祖先，那就是“原始茅屋”，除去本尊，它有两个分身，”原始地穴和原始树屋”，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分身。原理基本一致。

原始茅屋，primitive hu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8世纪普罗旺斯的建筑理论家劳及埃尔曾经进行过论述。

38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就会建造这种茅屋。到现在，它的兄弟，比如蒙古包、比如森林木屋，比如日本雪山地区的合掌造，仍然普遍被使用。历史上可能被建过几十亿次。

而且，从最开始，原始茅屋，就已经在解决几乎所有人对建筑的基本需求。那些需求呢？

首先，最重要的，那就是遮风避雨，帮助人维持体温；其次，防止掠食动物进入。再次，要能在里面生火。这就需要开窗，把烟排出去。通过这个窗，还可以采光，有了光线，就在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从事一些劳动。

这些性能需求，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满足这些需求，要掌握一些技术：

1）大雨的时候，要防止水灌进屋里。还要防止地表水把房屋冲走，选址就很重要，入口处要高于室外的地面，有时候有个台基、有时候楼板像吊脚楼一样架在高处。

2）屋顶要能防水，最好是让水能流走，不要积在屋顶上。所以多数茅屋屋顶是斜坡的。

3）屋脊那个位置的风压最大，茅屋容易被秋风所破，所以屋顶固定的构造是非常重要，屋脊上看起来有点装饰性的构造，很多是为了固定屋顶的。

4）此外，有挑檐、散水之类的构造，防止雨水反复冲刷外墙的根部，造成倒塌。

5）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需要能防止雨水从门窗进入。需要能把门窗关上，保持房屋的封闭。

6）此外，房屋的结构要安全结实。同时建造起来还要尽量的廉价，高效。一般使用本地出产的材料。木头、石头、土坯，在北极，爱斯基摩人甚至用雪建屋子，完全看本地能找到什么材料。

这些技术要点，在原始茅屋上都得到了解决。从古到今，建筑工匠关注的技术问题，大体不超过这些。

此外，原始茅屋，给建筑学共享了两种基本的平面形状。那就是方形和圆形，两种非常完美的几何形状。选择这两种形状，不是出于什么观念性的考虑，完全是因为技术现实，茅屋上数量最多的构件是支撑屋顶斜面的椽子，因为古人缺乏测量和计算手段，他们在采集材料的时候，是去找一些树枝，截成大概一样的长度。那么如果你平行排列椽子，你盖出来的房子，平面只能是矩形；如果所有椽子一头固定在一个端点，那平面就是圆形。

从全世界出土的古代原始聚落的遗址，到目前还在被使用的他们的同类，比如蒙古毡房、比如两河流域的芦苇房屋，还有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居民搭建的简单茅屋——方和园这两种形状都很普遍，旗鼓相当。（各种现在仓库依然是圆形的，因为这种形状应力比较均匀。）

人类在这些方形和圆形的茅屋里面生活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然后，在最近这几千年，部分地区，逐步地进入了城市生活方式。在城市里，方形房屋可以不留空隙地密集地排列，而圆形不行。所以，在城市里，方形房屋占据绝对多数。如果不是纯粹的矩形，也是各种矩形地组合。

方圆这两种形状，他们的历史是如此的久远，使人们对这两种形状产生了神秘的感受和特殊的执着。

以至于，我怀疑他们已经被编入了人类的基因程序之中。

人对方的执着，不限于房屋的形状。

在河南安阳出土殷商中期宗庙，耶路撒冷的圣殿，法隆寺的金堂和五重塔，这些神殿都矗立在方形庭院中间，这种封闭方形的空间的圣地，是一种跨文化的神秘格式。

方形的城市广场非常常见，庞贝的广场、佛罗伦萨的ufficci，马德里的主广场，以至于英文的广场就用square这个词。

城市里圆形的建筑和空间，占比略低，但是也不是没有，比如德尔菲圣地的雅典娜神殿是圆形的；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圆形的神殿在圆形的台基上；比如罗马的tempietto，一个圆形神殿在一个圆形的院子里。圆形，符合古人对天体运行的观察。具有更强的神秘气质。

武则天的明堂辟雍，据认为是一个下半部方形，顶部圆形的庞大建筑。下方上圆，是高规格殿宇的形式。罗马的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佛罗伦萨的圣母教堂；难道不也是下方上圆的吗？

这是两种源自于原始茅屋的形状的观念性叠加。

从原始茅屋做为共同祖先，在不同需求的推动下，分化成不同类型。我下面分析一下：

1）第一个需求，就是加高，比如神庙：一个原始茅屋，如果在一个木头平台上，下面有个大楼梯，它就是神庙的一种形式。古代版本的出云神宫就是这个样子。被建在高大的基座上，甚至金字塔一样的高台上，可以是商纣王的鹿台、摘星楼。如果这个屋子是石头或者砖砌的，它就可以是乌尔古城的大塔庙；或者奇琴伊察的金字塔神庙。

灯塔，钟塔，防御塔，佛塔，都经常被修成细高的形状，比宽大的高台技术复杂，但是节省人力物力。亚历山大的灯塔，可以超过110米。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塔，是一座木塔，高度超过130米。

2）另一个需求，是变宽、变大的需求；比如开会的地方，会堂需要容纳很多人，一个元老院，几百人。帝国中各地的朝觐的代表，有时候上千人，装下他们需要很大。但是木材的房梁可能的跨度有限，能少能超过十米。石头梁自身重量大，比木头梁更短。于是就需要立起并列的几排柱子，形成一个连续多跨的建筑。这样就变成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大建筑。这种建筑，里面柱子非常密密，叫多柱式建筑，Hypostyle。埃及卢克索的阿蒙神庙，伊朗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北京太和殿，各种大殿。属于此类。

3）这种房子进身很大，如果窗子不扩大，会非常黑。古代用油脂照明很昂贵，所以，需要解决自然采光的问题。于是，把房屋局部加高，开很高的侧窗和天窗，补充光线。

在斜坡屋顶中间断开，增加高侧窗，这种形式，会形成一层层的屋顶。中式建筑里叫做重檐。在山墙顶部开窗，下面接一段坡屋顶，这种设计中式建筑里叫歇山。

4）这种有天窗的，多排柱子，连跨的大建筑，在君士坦丁堡、大不里士这些古代商业重镇，被做为市场Bazaar，他们是shopping mall的直接祖先；

古代制造业一般都是小作坊，但是有时候需要制造大装备，比如威尼斯的造船厂，一个空间内需要能容下整个战舰。

这种连跨的大建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是今天制造业工厂、仓库建筑的直接祖先。也是Costco这类仓储超市的直接祖先。

5）为了进一步增加跨度，让建筑中间的主要空间更加开阔连续。古人发明了圆拱、穹顶的技术，古代最大的穹顶，公元2世纪的罗马万神殿，直径可以超过40米。13世纪的哥特式主教堂中间的空间的宽度可以超过20米。室内从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达到40米以上。有些主教堂里可以容纳超过一万人。古罗马的洗浴中心也采用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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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从原始茅屋为起点，建筑向更高、更大、更宽阔、更明亮；向解决公共生活和纪念性的方向演化。

但是，更多的建筑，在城市里，还要追求容纳更多日常功能，更经济，更紧凑。

早期的聚落里，房子一般是一栋栋独立，互不连接。在土地紧张和私有制出现之后，出现了院墙，来定义产权边界。墙，是和原始茅屋平行的一种独立的建筑原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院墙中间建一个房子，四周是院子，显然不是经济效益最好的方案。那么，把房子和院子的关系倒转一下，房子在四周，院子在中间，产生的建筑面积更大，窗户朝院子里面开，更加安全。采光通风也没有问题。这就是四合院。有研究说8400年前，在约旦河谷就产生了这种类型。

在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的情况下，四合院发生分化：

1）因为继承分割或者出售变现的需要，有时候一块土地被切分成多个小地产。一个四合院会变成两三个细长方型小地块，短边朝向街道。每个地块会分别建成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rowhouse或者townhouse，也就是我们说的联排的类型。近身很大的联排，内部靠小天井采光。

2）如果院子够大，在切分成小地产的时候，甚至可以中间通一条内街道，朝着内街建起很多栋非常小的小联排，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大杂院。在日本，这种类型的街道被称为横町。这种小联排，被称为长屋。是平民一户建的祖先。

3）四合院加高，变成一个大楼，中间一个天井，这就是palazzo的类型，这个类型是城市大宅、公寓楼、机构办公楼的祖先。也是一些百货大楼的祖先。

4）城市里的建筑，都很有变成多层的动机。不同楼层天然的适应不同的功能。比如《名侦探柯南》里毛利小五郎家，是一个三层的townhouse，一层，出租给一家咖啡厅；二层，是他们的事务所办公室；三层，是他们住的房子。下店上住，这种垂直功能混合，是城市里市场引导的一种天然图案。

此外，也有前后功能混合。前点后厂，或者前店后住。伦敦的联排建筑，朝着后街本来是布置马厩的，在现代，这些马厩除了很多变成了车库，还经常成为一个单独的小住宅。在费城，这种后街房屋有的，一套房子有三层，每层只有一个房间，一套房子一共只有三个房间，摞在一起，被称为“Trinity“也就是”三位一体”。这是最小的联排的一种。

5）大地产可以分割成中小地产，中小地产之间也兼并成大地产。在城市里的良好商业位置，这种兼并非常明显。兼并后的土地，可以进行更大手笔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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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是说城市，在乡村，原始茅屋的演化要缓慢得多。乡村一栋栋独立的农舍，很大程度上是原始茅屋的同类。但是，农村类型并非不重要。因为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农村。这种生活状态仍然做为一种乡村浪漫主义被刻印在很多人的大脑中。城市人对它还是非常向往的。

在铁路和汽车出现之后，城市蔓延到郊区，乡村农舍演化出来的独栋住宅这个类型，被大量采用，演化成为当代独栋别墅。

独栋别墅，加上电梯，被盖得很高，发展成今天，在中国最主流，在欧美也颇为常见的类型，towers in the park，绿地中的高层塔楼。所以说，今天中国多数人所住，所认同的这种绿地板楼。它的祖先并不是任何一种城市建筑类型，而是来源自乡村别墅的加高。这是一种秩序很简单的类型，但是它符合群众的认知能力。因此，在普遍富裕的21世纪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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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建筑类型演化的梗概式的论述。还谈到了矩形和圆形这两种重要的形状。

他们还将会，出现在城市演化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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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ownhouse 城市房屋、联排

无产权时代，家族村寨、独立建筑的蔓延式发展

土地价值的形成、产权的形成；私有地和公有地混合得情况

习惯性的占据和有组织的划分（寺庙、教会、君主）

大地产的细分，继承、转让、土地投机，——垂直于外部道路切分（庄园）、垂直于内部道路切分（町人社区、长屋社区）

四合院，（150平方米以上地产）和联排房屋（150平方米以下地产）的诞生

大杂院（密度增加而不能加高，组织失效的炎症反应）

三 多层建筑的诞生

效率论，临街商铺化

效率论，二层的效率衰减

土地价值的提高

公寓

出租，收租和封建主、佃户之间的对应关系。

共有产权，对应于共和制整体。其操作的逻辑和共和制相同。

共有产权Condominium, Cooperative

2000年前巴比伦时代

Homeowner association，Syndicat de copropriete辛迪加组织

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协议

四 整合、分散和涨落，

治理能力强：高效率、复杂所有制、高整合度、复杂技术

治理能力危机：技术障碍、灾害、破碎、分散

根据治理能力而演化，潮涨潮落——罗马的大公寓的溃散

整理化，整合，大标准层，集中设备，暖通

唐人街的破碎产权

吉祥寺的演化状况

五 高层建筑的诞生

电梯

钢结构（自身重量不会把自己压垮）

这期，我对贯穿我这个系列的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一下说明。那就是，城市是人类社会三种组织力的硬件。

现代人类与几万年前的人类在个体先天条件上差异不大,但是现代人作为群体的能力强大得多。

这种差异的根源是现代人具有更复杂的组织体系。

城市，从最基础、最深刻的层面，就是用于组织人群的硬件。城市的形式也是组织力的表达。组织力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其一，经济组织。帮助人群更有效率的解决温饱问题，并且创造财富；剩余财富的作用是给更多样的秩序的产生提供资源余量，也就是说，创新需要有资源剩余来支持；更复杂的组织促进更广泛、更大规模的贸易和分工合作。经济事务的组织者被称为行会会长、老板或者经理。在城市硬件上体现为工场、作坊、道路、仓库、交易场所。

其二，防御组织。保护个人、家庭和团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基于安全的自由是秩序生长的重要因素。安全一般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组织实现的。安全事务的组织者，历史上一般以国王、贵族、武士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硬件中体现为围墙、壕沟、门禁、兵营和塔楼等。它们提高侵略者的成本，来遏制侵略事件，提供阶段性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其三，观念组织。通过信仰、崇拜、认同这些观念工具，可以构建虚拟共同体；可以帮助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战，降低内外之间斗争和破坏的烈度，从而降低实现安全的成本；也可以构建信用，降低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观念的组织者，被称为祭司、巫、史、儒生、牧师、教师、政工干部。观念组织是高级文明的重要特征。在城市硬件中体现为纪念碑、公共建筑和其他有仪式感的、有文化意味的建筑和空间的各个局部。

上述这三种组织力，反射在文明社会各种的器物当中，

我通过画两幅漫画来说明，秩序的产生。

我们画一个站立的人的剪影。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点。

我们复制三个。第一个，给他加上军事防卫的工具，一把佩刀。这时候，他看起来有一点攻击性，好像一个匪徒。

第二个，穿上西装，再给他一个仪式感的工具，一顶高帽子。这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权威感，好像东方列车的列车长。

最后一个，给他全套的东西，一身西装，一顶高帽子和一把佩刀。这时候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贵族了，甚至你可以说他是奥皇弗朗兹约瑟夫。

另外一个漫画。我们画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小平房。

也是复制三个。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房子拔高，变成三层的。这时候，虽然它看起来仍然简简单单，但是它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区位才会盖的房子，很像武林外传里的酒家客栈。

第二个，我们在原来的小平房上面加上一些有仪式感的装饰，比如屋檐上加上鸱吻嘲风，同样一个房子，看起来就有点像个小庙，感觉有可能会有香客跑进来。

最后，我们把在那个酒家一样三层的房子上，加上装饰，鸱尾嘲风，再把他放在高高的石头基座上，这时候，它就是一个天守阁，织田信长统治天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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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建筑，就是通过这些元素的堆砌，来形成组织力，构建秩序的。

我在之前，第99期，讨论过防御系统的机制。这次就不再重复。下面我对观念层面的组织力的硬件，稍微展开：

一件衣服，不仅能够保持体温，保护身体，一般也能体现社会身份，甚至体现政治偏好。扎克伯格穿帽衫还是穿西装领带，都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和观念性。

一件家具，从最简单的，到装饰华丽的，再到现代而简洁的。它的使用功能一样的，但是反应主人的文化站队。

一个小区的大门比较简朴，可能会引起客户的不满。今年社会新闻中，有一位购房者在开发商门前怒吼，说这个大门让大家丢了面子，他要为大家要回面子。他说的很有道理。大门不止是一个门禁安保的硬件，也是一个观念性的硬件。明清北京的四合院的门，严格的对应主人的身份，富商，虽然也只能用平民的格式，但是可以进行华丽的装饰，体现和普通平民的区别。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四合院，门前五光十色的马赛克铺地，反应主人的财富和艺术修养。面子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人的影响力，他和别人达成交易的成本，甚至择偶，都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通过观念来团结人，来达成交易，来一致行动，意义重大。

在面子上投资，进行纪念性、政治性的建设，从帝王、贵族到商人、平民都是看重的。资源越充足的人，在面子上投入越大。

一个城市里最体面的建筑一般都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坚实的花岗岩外墙，要表达一种屹立千年的印象。

城市中道路不仅仅是交通设施，美丽的或者体面的大道就是纪念碑本身。是统治者政治能力的表达。

所有时代，所有阶级，各种层次的行为主体，都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和立场，去优化它们在这三种组织力场中的位置。

从史前时代起，人们在原始茅屋上，进行装饰、雕刻，用来体现屋主人的财富和地位。地位越高的人，鸱尾的尺寸越大，雕刻越精美。它们，是把阶级秩序映射入人心的工具。即便在平等主义的时代，知识分子建筑师会故意建造一些去除一切装饰，朴素，无差别的标准化房屋，来表达其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其实也是在制造和旧秩序的差别，其建立新秩序的意味同样强烈。而且，白左建筑师制造的这些东西，并没让群众理解，只是让他们不明觉厉。他们脱离群众的程度，为自己制造纪念碑的冲动，不亚于旧时代的君王。

统治者的立场和被统治者的立场，既有一致，也有冲突。区别是，在有冲突时，被统治者没有条件给统治者造成特别大的伤害；而统治者更具有实施其意图的机会，所以当它造成伤害的时候，更加的显性。汉唐长安，对各个里坊，实现封闭和宵禁。居民生活在夜间禁止外出的软性监狱里。这当然不符合居民的行动自由和经济利益，但是可以有效的防控暴动，降低治安防范成本。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为了建设了宏伟的轴线和巨大的纪念性政府建筑——共和国宫。不惜整体拆除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核心的三个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广岛核弹的破坏范围。市民把齐奥塞斯库的名字和广岛Hiroshima拼贴到一起，组合成一个新词“齐奥岛”Ceaushima，用来称呼他拆迁的这个区域。

合理的纪念物建设，有利于促进组织的形成。夸张的纪念物建设，则是一场豪赌，有时候损害建设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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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格局，体现其社会结构，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建筑图案非常细碎，不整齐，具有城中村宅基地小产业和小街小巷的格局。主路一般只具有交通功能而缺乏纪念性。然而一个个小建筑一般是干净、体面的；交通堵塞也不严重。大地产、大资本只体现在个别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地区，和特别核心的商业地区。这体现的是平民为主体社会结构和服务性的政府经营理念。

伦敦，街道极其蜿蜒复杂，中型产业占比较大，老建筑占比高，各年代建筑品质都很高；没有纪念性的大道。这体现了一个持续几百年的稳定社会，和多元化传统势力的积淀。

巴黎，在19世纪中叶之前，是和伦敦非常相似的小街小巷的城市。拿破仑三世时代奥斯曼男爵主持修建的放射状路网系统，使得巴黎的纪念性非常发达。成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然而这个工程也具有很强的争议。而且，奥斯曼工程几乎是法国历史的分水岭。从瓦鲁瓦王朝到拿破仑一世之间几百年小街小巷小巷的巴黎，没有影响法国军队横扫欧洲，而拥有了时髦巴黎的1870年法国，却立刻输掉了普法战争，并且在未来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屡屡依赖英美的救助来赢得战争。

当然，并不是巴黎的工程毁掉了法国，一个工程没有整么大影响力。而是，这个工程反应了法国基层社会的退化和官僚制度的鼎盛。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城市的性格，经常非常精确地反应它所处的社会的权力构造。

经济、防御和观念，关于这三种组织力的讨论，还会继续贯穿我的这个系列。

这期讨论，非正式的占据，这个概念，英文叫informal occupation。

它是城市研究方面特别重要，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什么是非正式占据呢？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一男一女两口子搬到新家，新家有个新的大衣柜。夫妻各自把自己的衣服挂进去。男的挂在左边一半，女的挂右边一半。形成默契，分的挺好的。不过，很快，太太的衣服越来越多，把右边一半挂满了，就开始往左边挂，挤进先生挂衣服的空间里。先生也没意见，因为他本来衣服就少。但是，不久，先生买了新的冬装。没地方放了。他一看，柜子顶板的上面还有一些空间。他就把自己一些衣服叠起来，装进盒子，放在柜子顶上，把上面占满了。

最开始，它们有过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一人一半。然后，它们默默地突破了这个规矩。女的越过了中线，男的占据了顶上。这都是之前没有约定好的。这就是非正式的占据。

在人类的城市起源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土地证，没有明确的所有权界限，而且地方有的是，先到先得。而且，每家就一个茅屋，只要别挡大家的路，不怎么碍事就没有问题。但是，渐渐的，人口和财富增加了，每家都会增加新的东西。比如在屋外面围一个羊圈。堆一些谷仓和木柴。谁家的家长地位高，谁家东西多，儿子多，不好惹，大家就会让着他们一些。他们就又能力多占些地方，占好一点的地方。这些占据都是非正式的。没有什么确定的规矩。但是，渐渐的，茅屋之间的公共区域就会变得紧张。这时候，模糊的边界，就会引发内部矛盾。这时候明确所有权，是非常必要的。

吕氏春秋说的：一只兔子跑，一百个人追。因为这只兔子没有所有者。市场上堆满了兔子，路过的人看都不看一眼，不是他们不想要兔子，是因为这些兔子是有所有者的。模糊的所有权导致争夺，争夺会消耗大量资源。于是，就出现栏杆、围墙这类构筑物，不见得能有效防卫，但是可以用来主张产权。如果，这些占据没有侵害别人的利益，没有人出来挑战。他就形成比较正式的权利了。

所以，非正式占据，是产权形成的前奏。产权是占据阶段博弈的结果。

甚至，传统市区的街道，就是非正式占据的结果。人们沿着道路占据土地，它们要尽量贴着街道，修建建筑或者围墙，这样才能主张明确的边界，然而，它们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太靠前，不能妨碍交通。交通，涉及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所以，大家总是倾向于，在不突破公共利益底线的前提下，尽量向前。最后，形成整齐的，连续的街墙，每一栋房子，都顶着自己地块的边界，贴着街道。这是公私利益博弈的平衡状态。传统城市里，没有菜园对着街道，因为那样不利于占据，不能形成稳定态。

人们会在地面上保留街道，避免占据街道引发公愤。但是，在街道的上空，占据经常还可以继续。二层悬挑出来比一层更突出街道，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大的面积。这种行为在很多城市也得到了容忍。在意大利和荷兰都比较常见。

在多雨的东南亚城市，这种悬挑因为可以给路人挡雨，对商业街非常有利。有的挑出的特别多，以至于必须有一排柱子落在街道上。这就是骑楼。起源于印度和新加坡。在广州、厦门非常流行，成为一个建筑现象。

非正式博弈还遵循什么规律呢？

谁创造的价值大，谁就有更大得机会占据。老公把大衣柜里的空间空着，不创造价值；太太就会把自己衣服塞进去，让这个空间创造价值。

太太占据老公的大衣柜，制造了既成事实；这时候，老公如果抗议，他就会破坏太太的利益，受到太太的抵制。他要恢复他原来平分大衣柜的权利，会很费劲。

所以，你要改变既成事实，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有时候这个成本特别高；而你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就是占据大衣柜顶部。这时候，你就会让步。

在尼泊尔，有没有房子的居民，占据公共绿地，搭建彩钢房的行为。北京的大杂院，其实也是居民占据公共的宅院，私自建房的情况。这就是一种非正式占据。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有权强拆这些占据，恢复公共土地原状。但是，你要赶走这个居民，会导致他无家可归。你是不是还得帮他解决临时住房呢？

先生把太太的衣服赶出自己的衣柜，那他是不是还得买新衣柜呢？那不是一样需要成本吗。

如果管理者手里没有这个资源，那可能你就会纵容这种非正式占据。

太太占据衣柜的时间越久，就显得越理所当然。以后，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孩子从小就看到这个衣柜有一大半是妈妈的。他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本来就是妈妈的衣柜。如果人们的长辈都没能挑战这些占据，他们后辈挑战的机会就更小了。非正式的占据，一旦跨代了。就会大概率变成半正式的。甚至可以得到上户口的机会。

从经济学角度，如果这种占据，没有破坏（或者没有严重破坏）别人的权利，有给自己创造了福利。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帕累托优化。

在东汉末年，人口损失、流散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荒田。这时候，基本上，谁开垦，这个地就是谁的。

到这里，可能，我们感觉非正式占据，都是些小打小闹。

不过这些小动作，经过时间的积累，可以改变道路网格和城市格局。

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动荡之中，居民死走逃亡，十室九空。出现了大量的无主地产和无人街道。

原来规划整齐，方方正正的路网，十几米宽的街道，在这时候显得多余。居民即使向街道扩建房屋，只留下五六米的通行宽度，也足够通行。不会妨碍任何人。

而居民占据街道的时候，不会保持整齐。有的在左侧，有的在右侧。道路于是变得弯弯曲曲。

有些地产空置无主，房屋倒塌，于是，人们可以走捷径，斜穿这些空地。在原来的方格之间，形成斜向的新路。

无人经过的街道，甚至可以完全占据，乃至于可以并吞街道对面的无主地产，连城一片。于是又有很多街道消失。

过去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建筑，比如尼禄大浴场，现在无人维护。建筑材料被居民偷走建造自己家的房屋，以至于这些堂皇的巨大建筑逐渐消失。剧场、竞技场，结构非常坚固。它们的看台下面的空间，经常被无房的家庭占据，砌墙切分，变成若干户住宅。广场上也出现零七八碎的房子。

帝国灭亡后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瓦解，威权粉碎。呈现肌体死亡后降解、溃败的场面。非正式的占据大行其道。

非正式的占据，要正式化并不困难。城市、诸侯都需要收税；收税之前他们会组织产权登记，这个时候，只要没有人重复登记，没有引发争议。非正式的占据就很容易借这机会上户口，你就可以拿出产权证了。就好像超生黑户的小孩借着人口普查上户口一样。拿了产权证，就可以当成自己家的祖传财产，好好建设了。

然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秩序又会从帝国的残躯上产生。流民组合成行会和自由城邦，难民的后代成为布尔乔亚。当年胡乱拼凑的房屋，经过几百年，多次的翻建，变成了精致的艺术。

罗马台伯河边的剧院，被几十个家庭瓜分，成为几十栋高级住宅。它们整体组成的轮廓还是原来那个圆圆的形状。但是，好像忒修斯之船，除了地基，多数砖都不是原来的。这些住宅现在甚至装上了电梯。目睹这样惊心动魄的重生，总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非正式占据，在人类聚落的历史上，相当重要；甚至在有些场合充当了关键角色。非正式占据，是充满矛盾的争议的，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它们还是以对等，尊重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进行的是一种比较柔和的博弈，不可能搞得特别过分。

最激烈、最不平等的占据，是通过强权、暴力进行的，这就征服；征服者可以随意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土地附着的财税义务。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占据，在征服者的面前都是非常脆弱的。

我这里问读者一个问题：艾伦马斯克在火星上建的殖民地，是不是也会从非正式占据呢？

这个系列讲座，从第9期，到26期，我们讨论的内容，围绕着城市演化的动力学展开的。

27期之后几期，我会用若干期来讨论城市演化的形态学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有一本很好的书，Spiro Kostof写的《城市的成形》。The City Shaped。我是接受了这本书的教育和启发的。

这本书，对顶层设计的条件，思想来源，做事方式。有比较丰富的论述。

在城市史上，分布式的，各个小主体出于自身立场进行的局部的决策，经年累月的积累，是建设活动中主要的决策方式。村里的农民房的方案主要是各户农民自己决定的；商业综合体和住宅小区主要是开发机构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的；即便大学、教会、医院之类的社会事业机构，甚至政府的大楼，一般也是这些单位根据它们自己的需求分别建造的。

只不过，有时候，在有些场合下，决策者们快速地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可能产生持续几百年、上千年的影响力。顶层设计最常见地痕迹，就是横平竖直地方格道路网。当然，也有其他形状的设计，只是占比较小。

有顶层设计的需求的场合，一般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种情况。

1）灾害后的重建

2）殖民建设

3）经济技术爆发带来的快速城市化需求

我依次展开

第一种情况）灾害的灾后重建

大河文明平原地区经常遇到洪水。洪水过后，留下的淤泥会覆盖原来的田埂。就无法分辨土地的所有权边界。需要一个有数学知识的人，一般是祭祀，来重新进行分割。这样几何分割的土地一般都是一条条，非常均匀，接近于矩形排列。土地的所有权就被这样分成类似棋盘格的形状。如果，这样的土地被开发成房屋，它们当然也会延续这样的方格网。原来的田埂阡陌就成为道路。这种田垄网格，一般不是像坐标系那样横平竖直，正南正北，总是要结合灌溉和耕作的实际情况，所以会顺应地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有机性。

埃及尼罗河谷地区，自古以来大量的聚落，是沿着这种田地的方格图案建造的。今天开罗依然如此。

纽约的西村，也是一个田垄发育出来的路网，所以它和纽约的整体方格路网的尺寸和方向都不一致。呈现出和开罗类似的图案。

马耳他的瓦莱塔，是一个网格严整的中世纪城市。1565年，马耳他经历了4个月的惨烈围攻，挨了土耳其人13万发炮弹，主要城市基本被炸平。战后，得到了全欧洲的资金资助，选择了更加易守难攻的新址重新修建首都，这就是今天的瓦莱塔。

伦敦的路网是极其复杂蜿蜒的，这是两千多年的沉淀。但是，曾经有一个机会改变，1666年，伦敦大火，烧毁了市区三分之二。灾后曾经有若干个方案，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街道整理成更有结构的状态。但是，这种方案需要改变太多宗土地的所有权轮廓，受到业主们的强烈抵制，没有实施。

6世纪修建的隋唐长安和13世纪修建的元大都，是经典的有顶层设计，一次性规划的典型的方格网城市。它们都是甩开旧城，也就是汉长安和金中都，这两个古代特大城市，在旁边并排修的新城。原因是旧城年深日久的地下水污染，导致井水无法饮用。这一定程度也可以认为是对针对环境灾害的一种重建。

第二种情况）殖民建设。

方格路网最发达的地区就是美国。这个很容易理解。欧洲殖民者登上北美大陆的时候，武力是可以碾压土著居民的。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就轻易得控制了大片土地。它们可以把土地当成白纸来随便规划，没有特别多的条件限制。

殖民者在切分土地的时候，会把地切成什么形状呢？当然，他们很自然的把地切成非常均等的方块，这样很容易计算、估值、出售或者转卖。而且，房子的最基本的平面形状也是方的。在方形土地上很方便布置房屋。这种棋盘一样的格局，也很符合殖民者团体内部追求平等的理念偏好。

所以，我们看到费城、萨凡纳之类，有清晰顶层设计的方格城市。

把方格网切地发挥到极致的，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公有地测量系统PLSS”。1785年，当时还没当总统的杰斐逊提议。把美国中西部广阔的土地，划成一英里为单位的巨大方格网。这种方格绵延千里。（但是地球不是平的，沿着经纬线的方形切分，东西两边可以保证等长，但是北边界总是比南边界短一点。这个误差会积累。所以每隔几十公里，还需要设置错缝出以修正误差。）作为结果，美国广大中西部大量的道路和土地产权，到今天为止，都是按照这种格式切割的。大城市，比如底特律、克利夫兰、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这些会沿着河流码头的方向设置路网，不会沿着这个正南正北的大网格。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芝加哥，就是沿着PLSS的路网方向。从画蓝图的成就这方面，确实无人出杰斐逊之右，即便不算他起草了独立宣言、做过总统。仅仅切地块这一条就足以让他在美国地国父之列了。

实际上，殖民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有之。

4600年前，古印度河文明的古城——摩亨佐达罗，就是一个有着整齐方格网的城市。这暴露了这个文明，是一个外来的集团，带着土著前所未见的技术和战斗力，为了快速建设而统一规划的。

在欧洲城市——比如佛罗伦萨、维也纳、卢卡。我们经常看到，城市核心里有一个不太大。可能还不到一平方公里方方正正的区域。和周围比较自由的放射状的蜘蛛网形状的城市肌理拼贴在一起。它们是古罗马兵营留下的痕迹。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在西欧和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存在几百个类似的兵营，驻扎着44个军团和400支辅助部队。罗马帝国通过这种军区和大道组成的系统，来保护贸易路线、确保税收、维持秩序。

罗马兵营，是一个标准化方形小城堡。大的驻扎整个军团，小的驻扎一支辅助部队或者连队。城堡内的街道用数字编号，像棋盘一样。城堡标准化有什么好处？首先，它有标准化的方案和建造流程，标准化的成本预算。其次，部队换防去任何一个兵营，都可以采用固定的防守战术，履行固定的岗位职责。这些兵营，由于有军事保护和行政功能，经常发展成地区的贸易中心。发育成城市。

所以说，这种兵营，是一种军事殖民活动的支点。后来，军事用途没有了，城墙拆掉了，过去兵营的部分和城市其他部分融合起来，但是，原来的街道还有所残留。

中国也有类似的街道形状，比如烟台市芝罘区，有一个有十字型主街的方形城中村，嵌套在市区其他不同走向的道路中间。它是明朝的一个沿海堡垒，奇山千户所的遗存。在天津、厦门、沈阳、香港九龙都有类似的情况。明朝在全国留下了几百个类似的方形城堡，通称卫所。他们和罗马兵营的相似度可以达到80%。也履行着类似的功能。

明朝逐步统治全国的过程，修筑了遍布各地的这种方形堡垒，来压制蒙古帝国体系残余势力和民间武装团体。

这种标准化兵营。在中国，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

所有在中国上过大学的建筑学学生都学过《周礼.考工记》里“匠人营国”这一段，考工记据认为是汉朝编辑的，但是，其内容可能来自西周时代。西周早期，分封诸侯，那么周朝诸侯和被分封的地区的原有居民是什么关系呢？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这是周族对商族原有势力范围进行军事殖民的过程。姬姓诸侯就是周族派出的军事殖民分队，他们在各地修筑的据点，就是这里所说的匠人营国。国这个字，外面口字是一圈城墙，里面或字是一个手持武器的武士。原意就是一个有武士守卫的城堡。这是这个词的本意。相当于英文的Stronghold或者Fortification。诸侯的这些城堡，作为周的分支机构，承担地方军事、外交工作。和罗马兵营机能相同。区别是，封建制的诸侯国实行个人承包制和总经理世袭制。而罗马兵营实行分公司干部任期制。

考工记描述的国，特别强调战车行动的道路宽度，这暗示着它写作的年代在春秋之前。和罗马兵营相似，考工记的国，有神庙、市场和集会场所，在棋盘形城市里占据特定的方格。这些殖民据点，在早期，一次性规划建成。但是，在后期，随着殖民者和当地居民统战融合进程成败，或发展、或溃灭。发展的据点周围也会发育出比较自由的田野道路网，形成拼贴。溃灭的据点，它的棋盘格会呈现松散，溶解的趋势。有的完全溶解，不可辨识。

卢卡为例，他比较好的保存了罗马时代的路网，只稍微有所溶解，东侧和北侧，Y字形的街道是沿着过去城外道路发育出的城关社区，后来被整合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墙之内，城墙之外，是以城门为起点的放射状的城镇间道路。

下面，我们讲第三种情况）当经济和技术水平发生跳跃式发展的情况下，突然产生的新增城市人口和资本洪水一样的涌入原来价值很低的土地。

这时候经常会刺激新城开发和土地投机。

这和殖民活动有类似之处，殖民活动本身就经常伴随着新技术进入原来技术落后的地区，发生跳跃式发展和城市化。

历史上有少数时期，比如，19世纪后期，西方进入工业化的阶段，在欧洲各大城市，在老区外围，出现一大批新区。

巴塞罗那的这个时代的新区，叫拓展区Eixample，是其中特别有代表性，规模又特别大的，大概7.5个平方公里。

纽约曼哈顿的网格，比巴塞罗纳要早一些，但是也可以认为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

它并不是早期荷兰殖民地留下的。事实上纽约早期城区在下城金融区，那里的路网弯曲复杂得多。14街以北连续、大片的均质的街区，是19世纪初，莫里斯、卢瑟福、德威特组成的委员会规划的。是革命后美国吸纳移民和房地产投机活跃的一个反应。

20世纪二战后是新一轮顶层设计的高峰，英、法、日本、巴西、印度，都出现了新城规划的实验，主要实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留下了一些不算特别成功的案例。到1980年代之后，在美国和英国，又出现了新城市主义流派主导的新城规划。新城市主义具有更加注重协调的工作思路，纽约的BPC炮台公园城和伦敦的金丝雀码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也比较正面的案例。

当然，这些经济跨越的烈度都不如21世纪初的中国。中国的经济跨越特别大，涉及的人口特别多。1850年，欧洲总人口才1.2亿，美国人口才2300万。而中国2000年的人口是13亿。在中国出现的面积超过纽约中城的新区，以数百个计。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的都采用了相当整齐的路网结构。在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如上，我们讨论了三种情况，灾后重建、殖民活动、快速城市化。是城市顶层设计的主要时机。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力非对称的社会结构，就是说——权力、资源、知识集中在上层，或者上层掌握比较大的资源剩余的情况。

顶层设计，在比较平稳发展的社会，用武之地不大。在变动比较大的社会，则是一种刚需。

在近代，顶层设计占据的份额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科技进步、知识积累，顶层设计的技术水准逐渐上升，信息掌握更加全面，协调性提高、武断性下降；但是在权力特别集中的社会，经常发生专家失语、专家不作为的情况，结果是武断性提高，技术水平退化。

顶层设计一般是阶段性的。一千年，可能也就只有几次，每次的推进进程可能只又几年、几十年，其他90%以上的时间，城市还是会回到自发建设活动为主的状态。自发建设活动，对环境更加敏感。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原有权威衰退的情况下，自发的建设活动，持续的，日积月累地对原版地顶层设计的修正，优化原有系统的效率。会侵蚀、溶解原有顶层设计的框架。只不过，顶层设计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们走出来地轨迹，也会形成路径依赖，延续后世。就好像今天北京人，还在使用着元朝顶层设计的街道。而且这些街道也完全看不出消融瓦解的迹象，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顶层设计的手法，当然不限于方格网。它的思想来源是多种的，手法也是如此。我放到以后讨论。

每个人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单个细胞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经过无数次分裂，到成熟的时候，有大概37.2万亿（3.72*1013）个细胞。这些细胞组成人体内的四大类组织，78种不同器官。

这些组织、器官每个都有独特的结构，细胞也各不相同：

肌肉组织的细胞是纤维状的、神经组织的细胞是神经元拉着一条长长的线、骨组织的细胞呈现星云状、淋巴和血液的细胞是游离状的漂浮在液体里。

器官们各自有复杂的结构，牙是一个器官，外面是矿物质硬壳，中间是牙本质，里面空腔里是神经和血管；气管也是一个器官，一节节的软骨环包着的一跟管子，模样像洗衣机排水管，下面有个三通的分叉，通向两边的肺。

细胞的外观和命运非常不同——神经细胞能有1.5米多长，红血球细胞只有5个微米长，尺寸差30万倍。神经细胞能活超过100年，胃上皮细胞只能活几天，寿命差一万倍。

但是，别忘了。它们都是最开始那一个受精卵，有丝分裂，自我繁殖形成的，它们都带着一模一样的染色体和遗传性息。

这个分化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最初这个细胞分裂了几轮之后，产生了十几个细胞的时候，这些细胞通过周围兄弟细胞的化学信号，可以知道自己在中心还是外面。如果你四面八方都是兄弟，说明你在中心；如果只有一边有兄弟，说明你在外表面。应激性导致它们内部的转录因子会给基因打开不同的开关。里外会分化成不同的胚胎层。

但是这时候胚胎还混沌一团，分不清头和尾。也就是说每个位置都可能成为人的脑袋，也可能成为臀部。但是，它接触到子宫壁之后，子宫壁会给它们一个诱导，让胚胎产生头和尾的分化。上半身和下半身会打开不同的基因开关，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各自释放不同的化学信号。然后受到左邻右舍不同强度和特征的化学信号，分裂成手臂和胸膛，心脏、肝脏，各种不同的器官。每个细胞，都自动分化成和周边细胞协调的类型。如果上半身的干细胞没有和周边协调，发育成为了下半身的干细胞。那就会产生畸形。

只有非常精密的协调，最后，才会分化成一个个正常的器官，才能看起来是正常的，成为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其实这种平淡无奇的才是真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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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经常被类比为一个有机体，里面有类似的机制。

城墙是城市的外骨骼，城门是它的嘴巴；街道是它的循环系统；市场是它的肺；兵营是它的拳头；警察和监狱是它的淋巴；克里姆林宫和伦敦塔是城市的颅骨；里面居住着的统治机构是它的大脑。

五湖四海的城市，形状各异，但是整体看很大程度上同构。这是其中蕴藏着的类似的人类行为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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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每一栋房子，每一条排水沟。它们的建造，都是一套独立的决策过程，就像一个分裂中的细胞一样。只不过，人的想法比细胞要多得多。但是，即便如此，通常，每一个房子的建设，都是对环境高度敏感的。

城门口，主街边上的房子：会开商店；而且大家都会这样做，于是形成连续的商业街。

水井口、神庙门口：人来人往，会出现集市。

远离主路和城门的边角地、低洼地，不适合做商店、住宅，不如做马厩、菜园

在陡坡上，会整理成梯田状的台地，在阶梯上开发；因山就势，可以节省土地平整的工程量。

别人的房子都什么样，你最后做出的选择大概率也不会差太多。比如你隔壁的房子都是石板砌的，而你考虑用红砖；你调研之后很可能发现本地就是石头山，因为石材太便宜，所以没有人建砖窑。从外地运砖又会太贵。

再比如，邻居都是五层的房子，你如果只建两层，你会比别人获利少；如果你要建八层，可能爬楼太累，租不出去；或者因为高度太压人遭到邻居的抵制。所以你大概率和邻居层差也就一两层以内。不是绝对的，但是是大概率如此。

你左邻右舍通用的房子的类型，代表了长期积累的经验；便宜的材料、本地工匠擅长的建造技术，有效率的布局。如果，一意孤行选择了错误的类型，可能会吃亏的。

大家学外语应该都练过完形填空，在一段话里抠出来一个空白，让你填一个词进去，其实能考虑的选择并不是特别多。建筑也是一样，你置身于所处的环境中，真正合理的解决方案是有限的。

协调的决策，照顾很多方面的关系，瞻前顾后。城市学的术语称之为contextual，名词是contextuality。意思是：尊重上下文的，考虑周边环境的做事风格。

有的人把它翻译成“文脉”。这样一个新词，反而难以理解了。它其实没有什么玄学，是一个很直接的单词，意思就是周边协调的。

传统城市都是演化史上的胜者，其实多数的房子都是很不突出的，融入背景的；但是它们构成的整体却是生动的、高效的。

大清朝并没有法律规定北京只能建四合院，但是最后，90%以上都是四合院。

意大利的庞贝古迹也是90%的四合院。它和北京之间隔着8000公里，一千多年，两边也没有打过招呼，但是最终产生的结果和北京差不多，说明四合院是那个环境下有生存能力的类型。

鲸鱼的祖先是一种长毛的、和黄鼠狼差不多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进入大海几万代之后，变得和与他们亲缘关系比较远的鲨鱼有点像。特定环境下，演化趋向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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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陈腐粉碎机的第一期里提到过的所谓的有机性。不是蜿蜒曲折的样子就一定是有机的，那可能是假有机。真正的有机的含义，就是广泛协调。

和协调、和文脉相反的做事风格是“武断”，武断的意思就是考虑的外部条件少，掌握的信息不充分，由着性子。历史上武断的案例也是非常多的。城市规划的历史是一个充满失败的历史，讨论失败案例的书很多，比如Kenneth Kolson的《大规划——城市设计的诱惑和荒唐》，讲美国历史上的武断案例。在经济发展的红利里面，有时候，一个武断的规划，看起来好像还挺成功、还可以运转，但是它本质是消耗性的，是搭时代的便车、消耗社会的元气的。但是，武断是简单的，而协调需要知识，耐心，更需要复杂的组织工作。

 城市是通过提供分工协作的环境来创造价值的。

人口密度高，可以提高分工合作的效率。

快递员、出租车司机和餐馆老板最懂得人口密度对提高它们得生产效率的贡献。

其他行业，虽然不一定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有那么直接的感觉，但是它们从中收益不一定更小。

传统城市中，神庙、议会、法院、集市、商业街、甚至公共娱乐场所，在古罗马，是洗浴中心。在有些地方，是青楼酒肆。它们是城市里合作发生的枢纽。

普通工种的日工资是两三百元，而企业家、律师、金融家、高级技术人员之类的工种的日工资可能是上千、上万元。专业机构每小时取费上千元的情况并不少见，企业家日常处理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交易。一个金融家一天能开三个会还是四个会，差别是很大的。

普通行业为一个职工每天支付三五十元的办公场所费用是比较普遍的，而金融企业为一个金融家和他们的辅助人员每人每天支付几百元，选择一个更方便、更集中的地点，是非常划得来的。不同地段的房价和租金能差十几倍、几十倍，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功能强烈的倾向于集中。空间上集中，用建筑尽量把土地铺满。铺满之后，就要向上发展。增加楼层，产生垂直方向的交通。每一栋楼，可以被理解成一条垂直向天空的街道，一层的入口是进入这条街道入口。这条街道在顶层结束，形成一个尽端，也就是死胡同，出来的时候，你还得原路返回，从一层同一个地方出来。

你可以想象，在死胡同上，大概只有胡同口适合做生意。一层是地面空间的一部分，通达性好。商铺二层的租金大约只有一层的60%，三层只有一层的40%。楼梯等交通空间，降低得房率；高楼层也会增加结构的费用；爬上爬下会消耗体力，搬运货物更是不方便。

所以在多数情况，增加楼层，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

但是，只要边际收益大于零，就可以继续往上加。

其实二层三层的房屋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人所共知，武大郎是住楼房的。否则潘金莲的晾衣杆也不会砸到西门庆。

树屋吊脚楼是建筑的基本型之一。进水的地方，一层比较容易淹水，也比较潮湿。最极端的是威尼斯，一天涨水四次。所以威尼斯几乎没有一层的建筑，否则涨水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了。二三层的建筑结构成本也不高，一层是商铺、工作室、用人房间。三层是屋顶阁楼，夏热冬冷，作为储藏室和次要房间。 二层最舒服，是主人住的套房。这是一个标准格式。

有两三层的房子，一般代表一个经济地位比较稳固的家庭。它不可能特别小，因为楼梯还要占空间。一般要在150平米以上了。

但是，四层以上的建筑，在古代世界就没那么普遍。因为它很可能是一个多租户的公寓。是一个代表着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城市现象。古代世界的大贸易港，罗马的竞争对手——迦太基城，是以6层的楼房为主组成的。6层，差不多是人体力允许的上限。

当然，也有更高的，在罗马有的公寓盖到了9层。可以想象，趴9层楼是很累的。这不是什么高档的房子。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比住在市中心外几公里还是要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为了建筑安全，也出现了住宅限高，基本把罗马城内公寓楼房高度限制在了五层以内的状态。

罗马城早期是四合院为主，有少量的公寓楼，高于四合院，像海上矗立的岛屿，因此公寓这个单词在拉丁语中就叫insula。在四世纪帝国衰败之前的这段时间，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城内公寓楼越来越多，独栋越来越少。形成三到五层的楼房占9成以上的局面。这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有意大利古城并无区别。在前工业时代的佛罗伦萨、锡耶纳、威尼斯、比萨、博洛尼亚，也都是这种三到五层为主的状态；即便1881年的纽约，还很少有建筑高于六七层。这反应了那个技术条件下，建筑类型漫长演化形成的一个准平衡态。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处于一种建筑覆盖率很高，人口密度也相当高的状态。中心区和商业区建筑覆盖城市40%-80%的土地，纬度越低、日照越充足的城市，建筑覆盖率越高。综合容积率（行话叫毛容积率）局部能达到1.5-2.5。在城市边缘区域，特别是不靠近城门和主路的区域，低洼排水的区域，有可能相当空旷，有大片的菜园。整个城市的整体容积率一般能够达到1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2万人以上，局部可以达到4万人以上。种平衡态被打破，要等到19世纪电梯的出现，1852年美国人Otis发明了安全电梯。到1870年，9层47米高的的人寿保险公司大楼Equitable Life Building，一次性装备了10台电梯，取代了楼梯，成为这个大楼里的主要垂直交通工具。

李鸿章1896年去纽约访问的时候，看到很多20多层的建筑，也住了13层的老华尔道夫饭店（在第五大道，而不是现在公园大道的华尔道夫），乘坐了电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时候电梯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钢结构也开始普及，摩天大楼接连落成。1913年，出现了38层，169米高的Equitable Building。地块内容积率达到27.5。

记录不断被打破，1931年出现了381米高，102层的帝国大厦。局部市区的毛容积率能超过10，电梯是这波发展的动力学基础。

我们可以把电梯和电车进行非常直接的类比。他们出现的时间和技术基础都非常接近。一个是在水平方向上，一个是在垂直方向上，把城市扩展了5倍以上。

虽然，1916年，纽约出现了控制容积率和建筑退台的规定。

但是，抛开这些限制的对错。其实，在提高密度方面，技术上是没有上限的。经济上更是可行的。今天，即便超高层的造价每平米可能会比普通楼房高一万多块钱，一平米的建造成本能达到2万以上；即便如此，只要这个办公楼每平米的价格，能够卖到每平米3万块人民币，那么，它产生的价值就有能力覆盖成本的增加和资金的成本。盖的越多，越能摊低土地的成本。

电梯出现之前，越高楼层越便宜；电梯出现之后，越高越贵。大家争相盖高，还出现了《魔鬼的代言人》里面描绘的顶楼豪宅Penthouse的概念。

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电梯提高了传统市区的紧凑度，缓解了向郊区发展，占据更大国土空间的压力。

它也缩短了城市整体的出行距离，提高了公交系统的效率，降低了机动车依赖性。

电梯和楼梯，构成的这个垂直交通，它和汽车郊区里的尽端路，或者城市里的死胡同，在拓扑角度上是同构的。所以，它们也有类似的特点。上下楼梯或者电梯的人，目的地或者出发地，都是这个单元里的住户。没有外来经过的。也没有闲逛的。所以这种尽端上，人流必然少。在某些年代，是一个治安犯罪高发的空间。

随着物业管理和门禁出现，目前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它增加了维护成本。

此外，如果是住宅楼，和郊区尽端一样。各户都是同质化的居民，彼此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协作和交易。这和村镇里的商户之间的协作要松散得多。所以，它们组成的业主委员会，也是一个生人构成的组织，是生硬的。它的天然组织力就比较差。不利于管理它们共有的这栋楼。所以，团地、经济适用房、集合住宅的管理不善和衰退是一个普遍现象。威胁着居民的长期利益。

其中比较有名的案例是1950年代建设的，美国圣路易斯市里，一整个廉租房小区Pruitt-Igoe，建成还不到20年的33栋大板楼，像极了今天在建的这些中国小区，一共2800多户住宅，因为治安不好，入住率越来越低。大量空置的住宅，变成汪达尔主义行动（也就是搞破坏）的场所。这个几十万平米的项目在1972年被整体爆破拆除。这是历史上把电梯楼房作为社会工程而失败的最惨烈的案例。

但是，其实，把电梯楼房当成社会工程道具的祖师爷，天才的瑞士建筑师le Corbusier，早就对我提出的这个高层楼是盲肠尽端的这个问题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在他的名作，马赛公寓里面。他设计了一个垂直混合方案。垂直混合这个概念在这个项目里发挥的淋漓尽致。你不是说高层楼里的住户互相没有协作，没有交往吗？

请看这个方案如何？

一层，一个很有英雄史诗感的架空空间，只有一个入口。

二层三层是跃层公寓，很有特色，公寓的室内有城市联排住宅的感觉。因为是跃层，所以实际是整个建筑的二层到七层。

四层、五层，实际上是八层和九层，在这里，居然是上下跨两层的商业街，里面有咖啡厅、建筑书店和一些其他的店铺、工作室，还有一家酒店出租房间。

五六七三层还是跃层公寓，实际上是10到18层。屋顶平台最为有趣，有幼儿园、和一个展览演出用的多功能厅。

吃喝拉撒睡，在一个楼里全给你解决了。让大家有在楼里上上下下去不同地方的机会，有社交机会。

这是一个很精致、很妙的方案。

当然，它的比例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比如，这个楼里如果住满了，是337户，一般只会有十几个幼儿园年龄的小朋友，它们支撑不起来一个符合经济规模的幼儿园，还需要一些外面的孩子报名入园才好。如果住户们天天都去三层四层吃饭喝酒，那么是有可能养活这些商铺，但是现实中这种三四千平米的商业街，提供不了特别有竞争力的业态。住户不会只去这里。所以目前这些商业和酒店主要是靠接待参观建筑的客人生存。

马赛公寓，在CIAM协会的支持下运转，带有很强的建筑学展示和社会实验性质。

这种小而全的建筑应对不了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分工，提供不了一种有竞争力的经营方式。所以，看起来，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更大体量的住宅，更大体量的商业、文教、体育配套组合在一起。这个概念，再走一步，就会通向巨构。巨构，英文叫Mega Structure。也就是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一个公社，一个小共同体。它也是现代主义乌托邦建筑实验地一部分。存在那种要一步到位地设计一整个生态系统，一种生活方式的冲动。现实中，这样的案例暂时还没有特别成功的。

毋宁说巨构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需要漫长的调整，而且这个生态系统不会是自足的，一般是城市的一个有偏重的业态组合。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综合体。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国王十字车站，纽约的中央车站，哈德逊场Hudson Yard，这几个项目，似乎是这方面比较好的案例。然而，它们和巨构那种武断和乌托邦的思路其实恰恰相反，采用的是更加广泛的合作和协调的工作路线，存在多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博弈，经历几十年的周期。这些项目，往往地上几十层，地下有的能有十几层。组织了无比复杂的垂直混合和水平混合，结合了公交铁路系统。能把综合容积率做到10以上。还能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相对符合人性的室内外环境。是人类城市建设组织能力的标杆。

这期谈中国式的郊区化，把它放在美国式郊区化的后面，是因为其中有相通之处，可以进行直接的对比。

美国式的郊区化，从缺乏顶层设计的，理念层面是比较散漫的。

中国常见的郊区化，自上而下，它是受到官员和专家的行政控制的。专家是一个受到乌托邦现代主义建筑学影响很大的群体，按照处置国有资产的思路来处理城市土地的。他们是这个进程的头脑。

中国郊区化的发展，自下而上，它的下半身是开发商，消费者，是市场化的、多元的、传统的、甚至观念古老的。受到本土民俗学、风水理论的一些影响。

这样的上身和下身，当然有所混溶，综合成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遵循一套很特殊的逻辑。所以中国的郊区化呈现的结果独具一格，存在内在的不协调。

能理解上下两头的立场和思想来源，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各种现象。

中国的郊区化有鲜明的特点，我下面分析五个点：

第一，中国的郊区开发的本意是建设新的城市，但是在很多方面，采用了郊区的手法。

比如，宽街道，超大街区，低密度路网，在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这些都是典型的二战前的雅典宪章手法。实际上都是适用与郊区，而不利于城市经济的。把绿化带放在街道两边，起装饰左右，给人一种看上去很自然的印象。这符合朴素的，未经教育的城市形象观。我不做过多的展开。简单地说，对步行者不友好，街道活力被稀释。不利于商圈的整合和包容性的城市生态的孵化。导致中式的城市扩展具有郊区化的特征。

第二，浦东新区，望京新城，浑南新城，等等等等，这类新区新城，是中国郊区化最突出的现象。不能说所有新城都很成功，但是有不少都相当成功。表现为，有些房价甚至超过老城，甚至出现了一些新城商业的繁荣。

新区压过老区，这是一种后发优势的现象。全世界范围内，采用强计划手段，通过一张蓝图，整体规划而成功的新城，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负面案例偏多。在中国，当然也有大量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却也有还差强人意的，这个词意思应该是褒义的。如我前面所说，有这样的好结果，必然是同时符合上下两个方面的立场的一种解决方案。

从上面角度看，在中国，和做旧城改造相比，新城开发需要协调的关系比较简单，需要补偿的拆迁户也比较少。所以成本其实更低。而且形象和政绩更加显著。新城开发，是从抵抗力弱，效果明显的方向下手。

从下面角度看，如同在美国的情况。新区一般是比较单纯的中产和小康的家庭，形成一个中产国中国，其实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此外，新区一般停车位的供应比较充足，而传统市区停车位不足，也几乎没有增加车位的机会。所以，中产人口抛弃传统市区，向新区转移。传统市区的活力降低的现象。甚至新区商圈超过老商圈。

重庆江北的发展分散了传统市区的热度，沈阳浑南新区也分散了市中心人口。

当然，新区所谓的低成本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在缺乏高效的老区更新机制的情况下，新区开发的成本相对低。但是，新区的绝对成本是很高的。而且，一次性成本可能低。但是，长期成本是高的。涉及到：新的交通系统，新的商业服务业系统，新的医疗和教区系统——这些都需要重新组织，无法利用城市原有的系统。地方政府的负担变重，用户的实际使用费用也是偏高的。

只不过，中国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且地方政府有出售土地的收入，这些负担也许、似乎还可以接受。但是，在经济相对平稳的发达国家，新城成功的机会小得多。

第三，中国式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汽车和公交的混合，提高了汽车依赖性。

在建设了城市间高速公路网之后，最近10年，很多二线城市发展了城市快速路系统。这极大的刺激了郊区化的发展。虽然，地铁、公交系统也发展了。但是小汽车的份额增加的快得多，使用者增加的多得多。

中国小汽车保有量大概七八年翻一番，2021年，全国，包括农村人均小汽车的保有量大约0.2辆，大概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小汽车保有量更接近日本，大概美国的一半。但是，要知道，每增加50%的小汽车，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生态。所以，你们正在经历城市环境的剧变，每三年一个台阶。我估计2013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是汽车郊区发展速率的最大值。多数城市的交通阻塞情况明显加剧。传统市中心衰退的现象也在很多城市发生。如我之前讨论过的，汽车化这个倾向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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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的郊区化主要是高密度的、密度比西方国家的汽车郊区高得多。

这主要是从下面看的，这是成本和市场导向的，因为中国的土地价格，从十年之前，就已经相对很贵。所以，高容积率摊低土地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而从上面看，官方出于节约土地的理念，也出台了排斥1.0以下低密度开发的政策。

这样，中国郊区就划定了一条容积率底线。和我之前讨论过的美式的汽车郊区比，容积率要高若干倍。

这在任何一个规划专家看来都是优势。有利于商业服务业的孵化，有利于维持高效率的公交线路。也因此，对于不开车的人，这种高密度郊区体现了一些包容性。

高密度，意味着局部城市快速路的压力更大。导致城市快速路迅速饱和。支线路网不得不一起发展。形成一种替代性道路更多的格局。由于高密度能容纳的人口更多，中式郊区摊大饼的范围要小于美式郊区。是相对节约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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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式郊区，虽然是高层，但是和美国的低密度郊区拓扑关系上类似，尽端发达。

什么叫尽端发达？就是有很多口袋装的空间、或者叫死胡同。每一个住宅区拓扑上就是一个口袋状死胡同，里面没有通过性的交通。此外，每一个塔楼拓扑上也是一个死胡同，所有人进去出来都是从一个楼门洞儿。

您可能会说，这不是废话吗？难道还有什么房子不是这样吗？确实，除去商场之外，绝大多数的房子或者房间都是这种死胡同。但是，传统城市里的房子的层数少，尽端的规模小得多，所以程度也弱得多。

这些就是尽端。尽端发达，尽端规模大的区域，相当于一种更加特化的物种。它的环境依赖性强，自我更新的机会弱。你静态的对比看不出来，城市现象很多要经历几十年才能分辨出来。

对比横滨1980年和2010年的航拍，发现传统街道上的老的小房子很多历经了更新还存在，但是更新1970年代的公营集合住宅大院反而大量被拆毁了，替换成了其他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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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式郊区的秩序更单一，更标准化，兵营状的住宅区比较多。

中国式郊区的理念原型，柯布西耶式的“公园里的塔楼”Towers in the park这种模式的秩序本身就非常单一。在中国这种模式得到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的发挥。

这和开发规模大，追求效率有关系。但是又不限于此。

中国社会的认知更单极化。假设有一个思想市场，正常情况下，80%的人回去相信20%的东西作为主流知识，总有20%的人在探索其他80%的东西。而更单极化的思想市场，90%的人相信10%的东西，其他90%的思想只有10%的人感兴趣。

此外，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房地产消费品的属性更弱，资产属性更强。我有一个看法，中国住宅带有很强的货币性质，是M2的主要抵押物。也就是说，建造者和购买者都很注意它的流动性（Liquidity）。最好，每一个房子都差不多，和钞票一样。只有面值的差别，同一面值的钞票都一样。这样交易成本最低。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你从航拍图上看，老的项目，秩序还复杂一点；越新的项目，它的秩序越单一。你都能看出来，在一块地里，只有两种板楼。甚至看上去就像在一张桌子上摆了几种面额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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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展开的事情还有很多。以上，是我归纳的五点。是为了控制在一个能吸收的篇幅。

下面，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从演化的角度，中式郊区，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生态群落。它就是改革开放成功的证明，表现出了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巨大的财务和社会进步。

然而，我这里一直强调，这种模式，中式的郊区化，它的消耗性是很强的。甚至可能和美式的郊区化的消耗性有可比性。它肯定是依靠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搭改革开放的便车，有可能成为继续发展的拖累。所以，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可以修补、需要修补的东西，也可能要等待新技术的出现来缓解它们造成的这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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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说一下，现实中和这种郊区化相平行的模式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观察：东莞的现象。

我们首先看，深圳很小。东莞和深圳基本同城化，共享一个一线大都市圈得经济系统。你甚至可以把东莞理解成广州深圳的远郊城镇。东莞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市内中心化程度不高，呈现几个镇并列的局面。房价，相对便宜的。只相当于深圳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现象？

我们看，东莞，在居民自有宅基地上进行的建设，占整个城市的比重很大。在主要大城市，村镇宅基地的发展被限制，份额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东莞对城中村的禁忌更少，对自发开发更宽容。

城中村的自发建设，可以增加住房供应，增加生产性空间。但是不怎么需要外部输入。消耗性很小。

所以，东莞针对制造业和服务员从业者的住房供应相对充足。保持着很强的经济活力和相对合理的房价。房价这就是一种包容度更高，孵化性更强的模式。而且这种城中村只要有足够的产权保障，它会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升级。

可能很多人没有把城中村自我升级的可能纳入视野当中。其实，案例就在那里摆着，东京中野、三鹰、吉祥寺地区的郊区化就是这种模式，战后，为了解决东京住房紧张的问题，在西郊中央本线铁路附近供应土地，切分为小块宅基地，最初是新城市人、或者说农民工建造小住宅的地方。但是，经过70年的演化，三代人的时间。这些地区已经成为著名的宜居社区和文化产业中心。这就是明摆在那里的替代性策略。

中国大城市已经加速进入汽车郊区时代了，但是很多从业者还没掌握相应的知识。我这期，带大家看一看有百年汽车时代发展史的美国——它的购物中心的概况。其中很多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对谁都一样。我给的核心概念是，汽车时代的购物中心是围绕着汽车交通的，和传统市区的商圈逻辑不一样。

先说两句闲话。

购物中心，英文叫Shopping Mall或者shopping center。

Mall这个词，最开始是说一块草地，打一种类似老年人门球类的游戏，大家走来走去。也就是一块户外活动的草坪。举例，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和国会门前那一大片草坪，总统就职仪式上进行群众集会的那个地方，就叫做National Mall, 民族大草坪，但是显然不是民族购物中心。克利夫兰市中心的那个草坪也是叫the Mall，在某本专业书上就被翻译成购物中心。我顺便吐槽一下。

这种草坪Mall，在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市集，摆摊位卖各种东西，还有娱乐活动。它传达的是一种亲近自然的、欢快的、热闹的气氛。

所以，这个词被美国人用来做这种郊区购物中心的代称，可以说是非常巧妙和美好的推广用词了。也非常达意。一个现代的shopping mall，就是在一个大屋顶下，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四季如春，连接着很多的店铺。大家走来走去。这就是万达广场之类的经典的购物中心。

但是，脑筋请不要僵化，我们现在面对三个问题：其一，在美国，几乎所有顾客都是开车来的，何必让大家进到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走来走去，能直接开车到它要去的那家店不好吗？其二，为什么把店铺的门脸都闷在购物中心里面，让大家从公路上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些店铺不是更好吗？现在是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不修这个四季如春的公共区域，省一笔钱，又造成不了什么损害，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在现实中的美国，万达广场那种模式的经典购物中心，存在，但是，更常见的是另一个版本。长相如下：

在公路旁，有一个长方形的停车场，可以容纳几十两到上千辆车不等。停车场边上有一大排商店，大大小小，标牌醒目，多数都是连锁店。特别接地气。这种购物中心，英文叫strip mall。但是我发现这个词在汉语里面居然没有对应的翻译。我用谷歌翻译试了试，翻译出来的居然是脱衣舞购物中心。我希望大家在美国的时候千万不要受这种翻译的误导而徒劳探索。strip mall, 它的字面意思和实际意思都是“细条状的购物中心”。

根据纽约时报Kramer, Andrew E.，2013年，美国总共有65840个strip mall.

你可以想象，在这种类型之上，进行过多少的发展和演化。所以它才是汽车时代的购物中心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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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汽车时代郊区Mall的基本构成就是：商场和停车位。商场占四成的用地，停车场和车道占六成。

商场是一般是一层的；为什么不做二层？因为犯不上。

你修两层，单方成本和一层差不多，但是二层的租金或者销售额低的多。而且，你如果是一层，得房率90%以上；而一旦做到二层，你需要一堆楼梯电梯，得房率下降到80%以下。所以在有限预算的情况下，只建一层的投资收益最高。

然后就是停车场，停车场的面积一般略大于商场的建筑面积。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郊区mall，你最关键的服务就是停车要方便。因为这个城市里有若干和你差不多的商场。相邻几公里，看着挺远，但是开车差不了10分钟。如果你没有停车位，人家就不来了。而且，这个停车位不是给日常准备的，而是针对周末高峰。节假日高峰，一般95%停满。平日，40%停满就算生意不错了，多数车位都空着。那不是浪费吗？不浪费。如果你不服务好节假日高峰的停车，你就不会再有高峰了。商场高峰时间，假设每100平米10个客人，密度算中等吧，每2个人开一辆车，每辆车的占地28平米，那么每100平米的商店面积，对应的停车位占地140平米。停车位比商场面积大，这就是汽车时代。

当然，有少数的mall能发展成高密度的形态。增建新店，加高楼层。甚至出现办公楼和住宅楼。这就是郊区mall向综合体发展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停车场会被用来开发。这样停车位就更不够了，一部分平面停车场会被改造成多层的停车楼。逐渐发展成更高密度的形态。所以，广阔的停车场，其实就是郊区mall的储备用地。只不过多数都没有机会得到利用。

2） 汽车郊区购物中心位置选择，必须是在主路的交叉路口上。主路提供1）可达性；2）能见度。这两个概念一目了然，我就不展开了。

经常是两三条高速路互通立交桥的出口附近。位置好不好，主要看主路的车流量，和城市商场不同，离市中心的远近到不是最关键的； 我以北京的宜家为例：第一个宜家在北三环和京藏高速的东北角。第二个宜家在东北四环和机场高速的西北角，离京承高速也不到2公里。前两个没有地铁，第三个宜家在南五环和京开高速的西北角，是有地铁的。你可以看出，每一个地点都是在两条日通行量10万级的交通大动脉的交叉口上。而且，逐渐移动到外环。为什么？ 因为北京环形移动比穿城的移动要快，外环比内环能有效带动的区域可能更大，人口可能更多。

华盛顿的环路495，和北京五环的尺寸基本相等。华盛顿都市圈的多数大型郊区商业几乎都是依托他分布的。

主路按平均日通行量（术语叫ADT）半个数量级一档，我简单粗暴的分成三个量级：最高一级，10万级的是大动脉级主干路；次级，3万级，是一般主干路；最次，一万级的算次主路。

这三种路彼此交错，形成6种交叉口组合，基本上每种能对应一种郊区mall的定位；误差不会超过小半个数量级。

道路交叉

10,000次主路

30,000主干路

100,000大动脉干路

10,000

2500㎡以下便利中心，小超市、加油站、洗衣房，一两家小餐厅，理发店的组合；比较随意。

10000㎡以下，；邻里商业中心；超市，药店，银行，五金店、餐厅之类的组合。有可能有车管所，车管所在美国算一个目的地。美国人去车管所比宜家频繁。

对大城市意义不大，会被吸收；在小城市不存在。

30,000

-

1万-4万之间次区域商业中心；社区购物中心；多主力店组合；类型组合，比如服装、家装。通用性较强。如果在小城市，可能是全城最大的mall，有可能更大更高。

4-8万㎡区域级；辐射力依然强；主力店组合；有特色的中心，打折店，体验型

100,000

-

-

8万平米以上超区域级购物中心；多业态、多主题组合

最大的，两条大动脉级主路的交叉，在一线城市可能有十几个；在二线城市最多几个；三线城市可能一个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属于全业态、多主题的8万平米以上，上不封顶的超区域级购物中心的选址；

第二级，大动脉和一般主路的交叉口；这种位置在一线城市特别多；在二线城市这样的路口会比较珍贵；所以在二线城市，这种位置，可能可以做综合型的区域级购物中心。4-8万㎡之间。在一线城市，这种路口的相对优势小一点。更有可能看准差别化的市场，做有一定特色的购物中心，比如多个大品牌主力店，比如沃尔玛、麦德龙、组合的power center，比如工厂折扣店outlets，或者有主题的，或者分行业的商业聚集。

第三级，大动脉和次要主路交会点，在大城市太多，所以不重要，很容易被临近更大的路口吸收。所以它的层级其实不高。

然后，一般主干路，两条日通行量都在3万左右的一般主干路交会，这种路口，在大城市，就是一个典型次区域级商业中心的位置，适合一个1万㎡到4万㎡之间的小而全商业，或者特色商业组合。但是，在三线以下城市，这种路口可能就是全市最大的路口了，反而有可能成为一个大一点的辐射全城的购物中心。我上学的城市密歇根州安娜堡就是这种情况。

在下一级，一般主干路和次级主干路的路口。这就是一个，邻里商业中心；超市，药店，银行，五金店、餐厅之类的组合。有可能有车管所，车管所在美国算一个目的地。美国人去车管所比宜家频繁。所以车管所也算一个主力店。

最小一级，两条次主路的路口，在美国一般体现为2500㎡以下便利中心，小超市、加油站、洗衣房，一两家小餐厅，理发店的组合；比较随意。

四角协作

既然我提到了路口，那么不管是立交还是平交，都会有四个街角。在市区商圈，一般这几个街角有几家商场，形成一个共生组合。但是，在汽车郊区，一般这几个街角之间的协作非常微弱。因为空间太广阔了，路很宽，经常有苜蓿叶状的立交桥。走过去太累了。 毕竟你要买很多商品。而停车又太方便了。你从一个街角的mall A去另外一个街角的mall B，大概率也会开车过去。我之前说到过，一旦你登上车轮，这个目的地在街对面还是在五公里之外，差别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到，汽车郊区路口的四个街角，经常形成可悲的各自为战的情形，而且很可能形成一个街角独大的局面。

3）郊区购物中心的几种演化方向和寻求差异的策略

最基础、最经典的是主力店和小店形成的共生关系。主力店，必须是人流特别大的店；一般是百货商场、大超市、大专业商店、大奢侈品点之类；在一个购物中心里面有两到三个。它们之间夹着更多的小店。主力店占整个购物中心的面积，可能只有40%，但是销售额可能占60%；它们付给地主的房租，可能只有20%。也就是说，它们负责给小店吸引客流，小店负责给主力店背房租。主力店是收割者的生态位，而小店是被孵化的生态位。这种组合，可以认为是基本型。

另一种业态是Power Center，就是若干主力店一字排开。购物者直来直去。特别高效。他是strip mall的一种特化。强调购物效率，服务非个性化的消费。一般是中低档的。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体现了这些连锁主力店自身店铺内部的多样性和服务纵深的提高。

此外，是高端化、士绅化：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是逐渐提高的，排除通胀，每20年翻一番。所以，你商业要跟上这些越来越有钱的人的需求。要提高空间品质，强调体验。

这个方向上，大概有两种现象化的形态：其一，lifestyle center生活方式中心；强调室外空间的体验；提高餐饮的占比。其二，city center，字面上是城市中心，其实是表达要找到老市区的调调的这样一种心愿。它的规模更大，业态更多元，经常有几个层次的空间组合的嵌套。甚至会做广场、草坪、城市公园、室外游艺项目。是景点化，微度假的购物中心。这些强调室外空间体验的项目，在温暖区域更加普遍，在北方略少，但是也是存在的。

最后，就是高密度化，再城市化；多层的商场，引入高层办公、停车楼，甚至公寓；经常是借助地铁电车的接入。降低对停车位的依赖而实现空间的提效。最终形成类似传统市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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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65,840 strip malls.

我上期分析了。美国式的汽车郊区。采用的材料和视点，除了一点点我自己的说法之外，基本符合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系统，也就是俗称的白左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是把汽车郊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讨论的。

因为我也是出自那个教育系统，在这个思路上接受了系统性的训练。所以，我其实很少去挑战这种视角。

但是，我知道多数的人，不光中国人，也包括多数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一般群众，无法理解和认同这种视角的。

美国群众会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的郊区花园洋房，你们这么反感呢？

中国群众，比如我小的时候，听成年人讨论美国的花园洋房，都是很羡慕的口气；

而且，即便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很多也是一家两辆SUV，住郊区花园洋房的，真正能够践行城市主义生活方式的只是一部分。所以，我也隐隐知道，主流知识界对汽车郊区的批判，虽然有深刻的成分，但是，也有一点点有钱人无病呻吟的成分。

所以，如果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真相；如果要更具有跨学科的素质，我不得不补充一些反过来的视角。

这个视角，我核心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式的郊区化，它主要是市场化的结果，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市场选择出来的，是群众用真金白银，然后用脚投票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即便这里有错，又能错得多离谱呢？

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美国汽车郊区的一些现象：

1）为什么这些郊区不盖高层楼？

因为那样没有成本优势。因为当初地是很便宜的。而在美国，很多场合混凝土房子比木头房子贵。所以高层不但不好卖，卖了也不会更赚钱。事实上，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高层，这是地价上升的结果。但是地价只有在少数位置比较敏感。在大片的低密度住宅区的背景中，出现高层。就好像不可见的水蒸气里出现凝结核，形成云雾一样。这是秩序正在变得丰富的一个表现。

2）为什么低密度住宅区里不差着建一些商店和其他配套？

因为，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商店不赚钱，所以没人干。学校和教堂还是有的。

3）为什么低密度住宅区里的建筑类型经常如此单一？

因为，这种均质化导致的阶层隔离，恰恰是买房的人想要的。美国的郊区化，之所以严重，有个很大的原因，是黑人民权运动和种族冲突。白人跑到郊区的重要动机就是为了逃到一个人口相对单纯的地方。此外，社区和学区是绑定的，纯中产的社区，其学校学生的行为模式更加一致，可以和非主流的青少年相隔离。这是家长需要的。阶层隔离，是房地产产品的重要隐形卖点。有助于维持房价稳中有升。如果开发商把产品做的档次拉开很大，导致这里面阶层混杂，可能会影响它的销售。大杂居，小聚居，分阶级层次的马赛克状空间结构，就是人类社会空间分布的一般状态，是安全和效率双重外部条件演化筛选的结果。不是追求平等的简单观念能够轻易消除的。

4）为什么有的社区出政策禁止建集合住宅？也就是说只允许独栋住宅。

如果说上面几个现象都是市场选择，这种社区政策，明显是反市场的。

但是，反市场的政策，不能简单认为就一定是武断的政策。不能特别教条的说，只要是市场化的就是好的。比如你不能卖给敌人原子弹。给再多钱也不行。我们要注意，这种政策，它不是全国性的法规，甚至也不是州、县级的法规。它只是社区自治体规定的土政策，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土政策。

每一个社区的土政策是直接反应民意的。社区的人自己要清楚，如果投资者认为你的社区的政策不好，它就不会来投资。这就是政策的试金石。一个社区，它长期采取包容性比较低的政策，可能会排斥外来投资。但是，至少说明居民认为这种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你也不能保证，低包容性的的民意就一定是愚昧的，民粹的；这些五花八门土政策的存在，不能说是盲目的（而且盲目不盲目都没有关系），它们是社区组织程度和自我治理能力的体现。他们本身构成了一个选择多元的存在竞争的政策市场。一个有利于演化的政策生态系统。

5） 为什么这些郊区地块，多数都是一大片单一用途的？要么全是住宅，要么全是办公产业园，要么全是商业？

单一住宅，显然也是为了维持人口结构的单一。全是办公或者全是商业，这是为了形成有足够网络效应的经济规模。

同行业产业链需要去一起集中；方便沟通和物流；这就是产业园的道理。商业也是一样，可以互相带流量；还可以共享资源。比如停车位。一个消费者开车过来逛两家商店。如果你们两家分开，那么各自需要一个车位。现在只要一个车位解决两家的问题。

我们一般认为，混合用途会提升利用效率。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汽车郊区，由于有大量的停车场，一般容积率很低。在0.5以下。这种低密度产业园和低密度商业混合并不见得会提高效率，反而在穿插的过程中稀释彼此的效率。

所以，单一用途的低密度产业园和商业区其实也是成本和效率导向的。

要实现商业和办公要混合并且产生效率提升，我理解要有相当的密度。容积率如果超过1.0，最好能超过2.0，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多层的停车楼，就会形成Critical Mass临界体积。形成效率的提升。

但是，土地太广阔了，市场需求是有限的。只有特别有竞争力的郊区地段，才可能向高密度、混合用途转变。这种郊区的城市化只发生在，高速公路的交叉点附近，或者有地铁站的位置上。以华盛顿近郊的北弗吉尼亚地区为例，最近二十年大家目睹了Tysons地区从一个鸟不拉屎的郊区mall转化成一个有一定城市氛围的地点。

我上面这些论述，是为了说明，低密度，单一用地的现象，和专业人员经常认为的相反，其实也是市场和效率导向的。

6）为什么不连着近处的地开发，而是跳跃着开发，中间空一块？这是因为，汽车对这种空间距离不敏感，差一公里其实差不多。土地的价值比较均质，而市政连接和清理成本可能差异很大。土地成本的浮动更加敏感。这些土地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面，不管现实中具体情况多么千差万别。土地持有者的博弈，是先开发先变现，还是等待邻居开发，带动地价后再开发变现这两种策略。体现了对土地价值走势不同的判断。而开发积极性高，出价低的地主的地皮优先得到开发。

7）美国有没有什么政策是鼓励汽车郊区的？有的，最主要的是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补贴的高速公路系统。这个当然大大加强了小汽车的优势，方便了郊区开发。这个钱是全民出的，但是，郊区居民受益更多。但是，这些高速公路也是区域间物流的动脉，总的看是大大提高了全国的生产效率，也不存在谁特别吃亏的情况。你现在看也不太可能不修这些。

8）汽车郊区是不是不可持续？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当然，这个世界是装不下他们的，石油也是不够用的。但是，我们目前已经能看到，向可再生能源转移的技术逐渐成熟。此外，自动驾驶技术可能提高公路的使用效率。车辆共享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停车场的压力。现在是三亿美国人开着两亿多辆小汽车。除了小孩平均人手一辆。未来，14亿印度人，可能也只要有两亿辆车就能实现类似的生活水平。其中大部分的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自动驾驶的共享电动车。所以，我认为在技术边界正在扩展的情况下。汽车社会的生活方式还是有机会延续甚至向世界上更多的人口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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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的解释，小结一下：

美式的郊区，它的理想来自人天然的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非常朴素，没有特别的规划引导。本质是市场导向的，是成本效率优先的。郊区化导致的阶级隔离有其正反面，体现了一部分消费者的选择。

恰好赶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间段。战后20年高速的汽车普及和公路网建设，在种族冲突的压力下，产生了对郊区住宅的巨大需求；这种模式在国土上快速复制和扩展，占据大量的土地空间；形成了一望无际的均质的低密度蔓延。形成了昂贵、依赖化石燃料和小汽车的生活方式。这个可以算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你要期望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那是孩子的天真理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就是问题本身，人会自己创造出问题。汽车带来的社会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或者未来史上可能都不是什么问题。

汽车郊区之上，将出现密度和类型的分化，演化出更复杂的秩序。这会是建筑学创新的一个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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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汽车的普及，郊区化进程加剧。这是当代城市规划最大的课题，写多少篇博士论文也是没有尽头的。

我提纲式的讨论一下：

1）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前所未有的强大，极大的提高了人和货物的移动能力。比之前出现的铁路系统，它的特点是更自由，能够到达城市几乎所有的末梢。所以效率更高，影响更深。因此，汽车也极大的改变了城市的动力学特征。如果用动物做类比，相当于一种动物的血氧浓度增大10倍，血流速度加快10倍，那么它肯定演化成为另一个物种。它的能力飞跃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进入资源的蓝海，会产生很大的资源冗余，以至于做一些违背短期利益的事情而不受惩罚。它可以容得下很多在正常情况下不能生存的低效策略和替代性策略。

就好像，人类里面可以容得下各种懒人、宅男、科学怪人、思想家；精神障碍和残障人士也有相当的生存空间；人类生存方式的宽容度很大。；而人类的表亲大猩猩的生存方式就没有这么多样。

所以，汽车造就的郊区化是一个和传统城市非常不同的天地。

2）汽车郊区消耗的资源巨大，非常昂贵，开始只属于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现在，这种模式向更多的经济体扩散。正在普及到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大国。也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全球经济和生态环境都具有挑战性。

3）汽车普及会改变商圈的形态，挖空市中心活力，这种情况在中国正在发生，但是很多人还没有适应。

4）虽然，汽车郊区这个现象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批判。但是，它代表的趋势不一定会衰退，如果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和平和进步的世界，那么郊区化反而在未来的技术更新中会加深，并且逐渐变得精致。如果我们会面对一个动荡和衰退的世界，汽车郊区的脆弱性可能会暴露出来，可能导致城市经济生态的崩溃。

下面稍微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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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首先在美国普及，因为美国最有钱，而且最早造出了相对便宜的汽车。1924年，福特生产了192万辆Model-T，每辆卖260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白领两个月工资。所以郊区化在美国发展最早，烈度最大。

在汽车出现之前，城市是用脚步丈量的。汽车出现和普及之后，空间和距离变得无关紧要。什么意思？

因为有了汽车，离开市中心30公里的地方，仍然可以有效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城市可开发的空间变得很大，可以达到几千个平方公里。空间资源一下子出现了很大的剩余。容积率一般在0.3以下，经常不到0.1。

不需要从前在市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市区的建筑，总是贴合着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有着多变的轮廓形状。大楼一个个紧挨着，嵌套在一起，你要处理特别复杂的建筑空间上的关系，和隔壁各个业主之间博弈。

现在，可以进行很傻瓜的成批开发。一英亩土地分成四份或者十份。每个上面，建一座看起来不一样，其实都一样的房子，这些房子彼此不相邻，都是很自我为中心的样子。不要说住宅都四仰八叉，看起来彼此无法分辨，似乎一个房子可以随便替换成另一个。甚至办公楼和超级购物中心，也是如此。各种建设行为的颗粒度变得很粗。

我们印象中，欧洲的传统市区是多么精致，而美国郊区给人一种非常枯燥的观感。那其实是一个比例问题，美国也有精致的传统市区，只不过比例比较小，反过来，欧洲城市虽然有比较比较大的精致的传统市区，也有高速公路连接的外围区域，它们经常看起来和美国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插一句，粗糙的城市建设现象不完全是汽车造成的，也和20世纪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崛起和封建组织衰落有关。）

在全世界范围都类似，汽车让城市变得粗糙和简单。设计机动车道路的交通工程变得比城市设计和景观园林的技艺更重要。

不要误会，并不是说世界倒退了。恰恰相反，汽车带来的巨大的能级提升，创造了大量的资源。导致了阶段性的发展失调。

就好像，你中学的时候一个月有100块钱零花钱，你每一分钱都花的很仔细，而且也得到了快乐。

突然有一天，你妈妈中了彩票，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了，你最开始，和所有暴发户一样，不免表达失常，花的不是地方。但是不是说你的生活水平降低了。而且你会逐渐学会花钱，变成一个精致Boy。

汽车郊区，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很粗枝大叶的阶段，以后，它很可能还是会逐渐变得精致。

但是，这个粗糙的时间特别久，影响非常深远。我刚才的讨论，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但是，有些没有那么大资源剩余的社会，也受到西方国家汽车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在观念里。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一些变形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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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郊区这种模式，给世界带来的挑战，我稍微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看，汽车在绝对意义上是很贵的。

以美国2017年的数据为例，它们全国花在小汽车上的钱是1.1万亿美元，核算每人平均3600多美元。这已经相当于蒙古国人均GDP了。

这里面包括买车、修车、保险、停车费、油钱等等。其实油钱才2900亿美元，不到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美国人在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上，除去飞机之后，总共才花了530亿美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比例。小汽车和公共交通的消耗是7比1。

美国26%的能源消耗发生在交通上。

此外，40%的能源消耗在建筑上。注意，这里面大比例的是汽车郊区模式下的低密度建筑，和传统市区的建筑相比，低密度建筑表面热消耗和市政管线输送的能耗都比较高。（两幢一层的100平米的房子，比一幢两层，每层100平米的房子，它的总的表面积要大，多了100平米的屋顶。也更消耗市政管线。）

所以，可以简单粗暴的说，如果把现有的所有的低密度郊区都压缩到传统市区的状态，运输和建筑总共消耗的66%的能源，能省去大概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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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消耗

道路面积，一辆汽车在路上行驶，视其时速，间距，2秒-4秒的行驶距离。在市中心缓慢形式的地方，间距要20米；中速就是大概50米的间距。车道的宽度是3-4米；所以，每辆车上路，占据的面积是70-200平方米。高峰时段，相当大比例的车，都同时上路。

停车位面积，家里一个车位，办公室一个车位，这两个是专用的。还占据商业的车位。就是说，每辆车的停车占地，是二点几个车位，核算60平方米左右。综合下来，每辆车占据的土地空间，保守估计在100平米以上。所以汽车有关的土地消耗和住宅都是有可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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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汽车郊区在形成之初呈现一种非常均制的独栋房屋的蔓延。和美剧成长的烦恼、或者绝望主妇、或者六英尺下的一样。无边无际，在新泽西、长岛、北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加州，都铺满这样的东西。可以把这认为是美国梦的生活方式的蔓延。当然，这种图案并非完全没有秩序，一般，每英亩5栋，每栋建筑面积200平米多点；在离市中心进的地方，会略微密集，趋近每英亩10栋，每栋200平米不到；而更幽深的地方，可能非常宽松，每英亩1-2栋，每栋400-500平米之大。然而，相差其实不超过一个数量级，大同而小异。

这种均质性，从信息论的角度，并非代表更高层次的秩序，而是一种很低级的秩序，只略微强于混沌。它代表了这种了这种模式的初级展开。

从交通结构上，汽车郊区里面，有一些不是那么四通八达的结构。专业术语叫尽端路，俗称死胡同。更多的是处于暧昧的似通非通的道路。专业术语叫“通而不畅”。专家管这种道路网叫做，Spaghetti意大利面，这种面，你用叉子把它插起来一坨。但是你永远看不出来里面有几根，更看不出来那根是哪根。

就是说，你家的房子，在一条通向你们小区专用的路上，别人除非是要进这个小区，或者走错了路，否则永远不会路过你家。你家门前常年见不到陌生人。

有人可能说：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不是很好吗？

是很好，而且，经常故意这样的。但是，那要看是对谁好，在什么情况下好。假如你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中产阶级世界，这样其实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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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到汽车郊区的一个最基本特点，就是高成本。

我是有住这种社区的一手经验的。在这种社区里，你基本无法走到任何一个哪怕是便利店。要买任何东西或者见任何人，都需要开车。所以人手一辆车是必备的。没有驾照的人，比如小孩，他的人权是不完整的。所以，要入住这种社区，你的门槛就是要杨一辆车。我上面说了，一个月300美元。这足以把最贫困阶级拒之门外。

所以汽车郊区就是一个个中产阶级的国中国，实现了阶层隔离的功能。这种社区的均质，也恰恰反应了，中产阶级对和自己的阶级兄弟住在一起的要求。

连乞丐都不会去这种郊区，因为这里人太少，你不能就薅那几个人的羊毛。

所以，住在郊区的白左很可能是虚伪、不称职的。有本事你和未婚先孕的十几岁单亲黑妈妈黑孩子做邻居，住到市区后街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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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ucture

这种郊区化，改变了城市结构，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在19世纪之前，你住在传统市区。你的邻居经常是你的面包师傅、给你做衣服的裁缝、给你修房子的木匠、你孩子的老师、你可能是你邻居的师傅或者土地、是他们的牧师或者教友。每一个人的家可能都是多用途的。一层可能是你的商店，你住在二层，阁楼你住着你的房客，房客一般是年轻人或者学徒。

和传统市区相对的，汽车郊区创造了一种相对单纯的社区。可能几十个相邻的房子都是住宅，没有商店、没有生产企业。这些房子彼此不构成目的地。你和你的一部分邻居之间，可能是教会的教友，或者是学校同学们的家长，但是，很难是互为主顾。或者形成更复杂的关系。理论上你可以永远不去任何一个邻居家，也不用和他们认识。

这是一个造就现代细胞化家庭的地方。我用了细胞化家庭这个词，没有用原子化个人这个词。

社会的有机性，如果不是下降了。那么也发生了变化。人上班时进入行业板块，下班时进入居住板块。这两个板块脱离了。这样，和传统社会相比，人对这两个板块的依附性都降低了。成为了一种流动性更强，也更追求通用性的个人。

下期谈有中国特色的郊区化和郊区化的商圈一些特征。

这期我们讨论一下城市的郊区化现象。

在城市学专业领域，郊区化是一个大题目。为什么？从今天看，郊区的面积早已远远超过城区，以美国为例，他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于郊区，比住城区和乡村加起来都多。所以今天毋宁说是一个郊区的时代。

...

什么是郊区化？..

the Definition of Suburbanization

十九世纪之前的城市很小，一般直径1-2公里，帝都级别的，君士坦丁堡和元大都，直径也就5-6公里。

他们城区人口和建筑的密度比较高。每平方公里5000-50000之间。而城外就是农村，人口和建筑的密度非常低。两者相差十倍以上。视觉上可以截然分开。

而，十九世纪之后，特别是现在，城市很大，直径动不动30-50公里。在密度很高的城区周边，有一些密度不高不低，介于城区和乡村之间的区域。这就是郊区。Suburb，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也就是亚城区、或者叫次级的城区。郊区化，就是这种次级的城区快速扩张的过程。 

Two Waves

简单粗暴的说，有前后相继的两大波交通技术推动了这种郊区化。

第一波，是19世纪开始的有轨电车之类的公共交通工具，在发达国家普及的时 间点在1900年前后。现在仍然在以地铁、轻轨等形式在全世界发展。

第二波，是20世纪普及的小汽车和公路网的建设。普及的高峰是在二战之后，今天在发展中国家正经历普及的高峰，所以他的高峰还没过去。

第一波，电车、 地铁所导致的郊区化，其密度相对第二波，汽车带来的郊区化要高一些。所以，在今天，电车甚至不被专业人员当成一种郊区化的因素，而被当成郊区重新城市化的因素。被专业人员眼里，电车、地铁的形象是正面的。而小汽车郊区的形象是负面的。特别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多数专家都不认为在第三世界普及小汽车是环境上可行的。

但是，我们要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第二波小汽车对郊区化的推动的烈度远远超过第一波。城市范围的扩大，突出了小汽车的优势，加剧了市场对小汽车的依赖性，形成正反馈，愈演愈烈。而且，在未来，我认为它的份额不可能让位给公交系统，但是，会让位给共享小汽车系统，特别是自动驾驶的车辆系统。我在37期讨论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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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继续对历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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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讲过几个概念，在19世纪之前，绝大多数人步行的时代。

人的移动速度是每分钟80米；传统城市就是构建在这种交通模式上的。传统城市的一般尺寸，大概分三个等级，

直径1-2公里的，是普通城市，人口几千人到一两万人；人去城里的绝大多数地方，走路15分钟之内；古代、中古时代的绝大多数城市属于此类。

直径两三公里，已 经属于大城市了，人口几万到十几万；人去城里的绝大多数地方，走路半小时之内；乌鲁克、佛罗伦萨、威尼斯属于此类。

直径5公里左右，属于帝都级别了，这样的大城市在现代之前并不常见。人口可以达到几十万，上百万；人去城里的绝大多数地方，走路1小时之内；4世纪的罗马、7世纪的长安、君士坦丁堡、18世纪的江户、13世纪的杭州、14世纪的元大都属于此类。这种规模的城市人口，大大超过了周围农业区可以供给粮食的极限；他们依赖于大量外来的食物输入，也就意味着它作为帝都充当着非常广阔的地区的统治枢纽。

这些，就是郊区化之前的传统城市。它们的边界都很清晰，城里城外一目了然。城门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商业性质的关厢社区，它的外面就是相当均质的乡村，那里有少量别墅和农庄，大量的田野、牧场和林地。

有钱人有条件住郊区别墅。路易十四日常住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相当于他的别墅，但是他基本不去巴黎。当时的贵族住在郊外是以日常不在城市里面工作为前提的。

直到，电车出现，城市人才可能晚上住在郊区，白天进城工作。然后郊区和市区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这就是所谓郊区化的开始。

这里说的电车，指代了一系列交通工具。包括更早的马拉的有轨道的车厢，英文一般叫tram或者trolley；蒸汽机或者内燃机牵引的缆车，车不带动力，靠一根绳子拖着在轨道上走，英文一般叫cableway；然后就是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有轨电车比较类似的车辆。还包括后来的各种公共汽车、地铁和轻轨，是它们的后继者。效率在不断提升，他们的作用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所以，我们把这些交通工具看做一类来讨论。它们的特点是，速度比走路快若干倍、运载能力大于马车、成本低于马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有别于小汽车，电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不提供门到门的服务。

推动人们移居郊区的主要动力有三点，第一，追求更优雅的环境，更大的房子。第二，郊区租金或者房价低；第三，车票要够便宜。下面展开讨论一下。

首先，人有喜欢自然的天生倾向。在19世纪之前，大城市的饮用水卫生和公共卫生系统是比较糟糕的。医疗不发达，各种流行病非常严重。火灾问题也比较严重。黑死病的历史广为人知，其实一样的事在全世界都有，东汉末年的文学人物，建安七子之中，有五人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其中四人有明确记载，死于当年邺城的瘟疫。所以，生活在低密度的郊区，至少在一百多年前，仍然符合人们对健康和安全的追求。

第二，郊区的土地便宜。20世纪初的电车的速度大约是人走路的五倍，我们粗略的算城市的直径增加到原来的5倍。20世纪初，纽约的电车线路延伸到距离市中心15公里的距离上。华盛顿这种中型城市，电车线也延伸到了七八公里之外。能够用于郊区开发的面积，大约增加了20倍以上。从原来七八个平方公里，扩大到上百平方公里的巨大的可开发的区域。土地的供求关系骤变。这些郊区土地原来是村庄和农田，很便宜的，现在即便价格有所增加，仍然比市中心便宜得多。人们盖房子可以选择的范围大大扩展，也可以买得起更大的地块。从前，在市区不能实现的低密度，有大花园的梦想，在电车时代突然成为可能。当时，一个中等收入人家，城区的住宅土地，大约80-150平方米之间，建筑面积在80-150平方米之间。而在郊区大约300平方米到1000平方米一个地块。房子的面积经常达到200平米以上。附近园林和道路占比很大。

传统市区的毛容积率大概在1.0左右，而新郊区的毛容积率大概0.2-0.5左右。也就是说，它的建筑物的密度，相当于传统市区的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样子。  

第三，车票价格逐渐亲民。现在中国的地铁票价一般3元-10元之间，还是比较亲民的。但是，这是在享受政府补贴的。乘车真正的成本，比票价高两三遍。过去，电车在全世界范围，一般是市场化运营的，在1900年前后，全世界主要大城市的电车车票，根据你坐几站，票价大概在2分钱到一毛钱之间。这个分，是相对于当时常用的银元价格。当时多数国家都使用24-27克重上下的银币，包括美元、墨西哥元、中华民国袁大头、加拿大元、港币等，比较容易比较物价。月票的价格在5个银元到8个银元之间。 也就是说月票的价格相当于现在85-140美元。现在纽约的地铁月票价格还是110美元，相当于1900年的7个美元（当时是银元）。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发达国家车票的价格是相当稳定的。显然，这个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并不便宜。

中华民国初年上海的普通白领月薪大概三五十元。属于能支付得起车票的边缘。而当时多数人的收入在此之下。大家知道，1918年，伟大领袖在北京做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七块银元，天天做电车是很困难的。所以，二十世纪初，电车在，在东亚是一个纯粹的中产现象。电车郊区化基本没有明显的发育。

当时美国城市职工的月薪是多少？1900年前后，中产白领大概60-80美元。普通劳工、或者女工的月工资，可能只有15美元左右。

所以说，当时，即便在英美，电车郊区也是一个中产现象。所以当时的郊区叫做”花园郊区“。在伦敦，体现为西郊的Hempstead，在纽约体现为皇后区的forest hill。这些都是中产以上的住宅区。但是，20世纪初，英美国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到1918年，普通蓝领的月工资也达到了100美元。意味着电车彻底的平民化。

10%的收入用于交通开支，是不多的。而且，如果他的住房开支还能因为搬到郊区有所缩减。

所以，电车郊区，从中产化，到平民化，这个过程非常短促。

而且，电车郊区这种模式，一旦平民化之后。他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改善和省钱的问题，而是整体降低了生活成本。刚刚进城工作的年轻人，市区房租贵，可以住郊区。虽然需要买车票，但是，郊区房租省的钱更多，还有结余。所以，郊区对于解决进程打工人员住房问题，实现快速城市化，就有了很强的推动力。这在纽约附近体现为新泽西、皇后区、布朗克斯，在东京体现为中野、三鹰市、世田谷。在北京体现为天通苑、回龙观、通州。在香港体现为沙田、荃湾。当然，他们在细节上有体现出很多层次的差异，有很多有趣的，值得观察的现象。

我需要强调一下，电车推动的郊区化比汽车推动的郊区化烈度小的多。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郊区化不是一种东西。车的车站、铁轨，占据的空间不大。因此电车郊区的格局，很像传统市区的一种低密度的延伸，如我上文所说，能够达到传统市区密度的1/4到一半，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仍然可以在5000-10000人的水平。这种机理非常容易增加密度而和传统市区呈现相似的状态。最开始是中产阶级在郊区盖起大房子。

随着电车效率的提高，票价的降低。下中产的工薪阶层也加入了美好的郊区。他们选择比较便宜的地段，或者比较小的房子，和上中产的社区形成马赛克状的镶嵌。

这些花园郊区，一般在电车站附近一公里展开。在电车的车站附近，形成一些小商业区。电车的线路一般从老市区的边缘出发，放射状延伸，花园郊区包裹这线路的形状发展 ，把城市的发展图案变成手的形状。传统市区如同手掌，花园郊区如同手指伸出，车站附近的小商业区如同手指的关节。

这些关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TOD，只不过当时不是这样被称呼的。TOD之中蕴藏着很多城市经济现象。它最发达的地方就是东京。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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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或者说地铁的轨道网，构成一个庞大的机器系统。它主要是经济动脉。但是，它也是宏伟的，看起来甚至是神秘的；它像迷宫一样复杂。也可以具有纪念性，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每天几百万人乘车的这个群体行动，看起来也可能有仪式感。何况，这个行动经常看起来秩序井然。

祖先曾经作为天真烂漫的猎人的人类，居然能够成群的，在复杂的指示系统的引导下，在迷宫一样的地铁网里找到自己的路线。这似乎本身就是人性的深不见底的适应能力的一个明证。

电车形成了重要的城市文化符号。隐含着一种或者若干种生活态度。电车系统本来是对城市机器化，是社会约束升级，个人细胞化的一种现象。是城市集体主义，城市社群主义崇拜的物质载体。对公共交通体系的参与，是这样一种有异化色彩的生活方式的认可。

这何尝不是一种拥抱未来，拥抱更复杂的约束的意识形态。

其中，甚至具有道德优越感，足以区分人群。同样一条路线，一个熟门熟路的社畜

大城市里，和一些陌生人天天同路，然而却不可能形成社会结合。换句话说，和你脸贴脸的人，不能够对你产生真正的约束。这是不是不自由下的自由。

最后，我简单概括一下：

首先，电车技术成熟，把城市可通勤的直径扩大了大概5倍。导致了特大城市的出现。类比生物，有了高效的血液循环系统，更强的氧气输送能力，就能演化，而且必然演化出大型的动物。而且他们也会具备新的特征。

这些交通系统，极大的增加了可开发的土地，降低了土地价格。最开始，解决的是住房环境改善和郊区花园的问题。

然后，在一般职工的月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在英美大概一战前后，电车郊区成为一种劳工友好的生活选择。帮助了大都市人口的高速增长。

电车推动的郊区，是一种手指状的形态。他的密度，其实不太低。和传统市区比较接近。

但是不久，也就是，当电车在一些城市还在试图扩大份额的时候，在其他的地方，它的份额被小汽车夺走了。小汽车在多数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了霸主，但是，电车在特定场合下，在特大城市的特定区域，还体现着很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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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交通部门，人类的细胞化。

在传统城市里，大家走路出门，几乎不花费交通费。

电车，每月1000-2000；汽车贵2-3倍。

我大胆预言，随着自动驾驶的共享车辆的普及，交通成本会继续降低。郊区化会更加剧烈。地铁系统将遭遇巨大挑战，逐渐成为城市的负担，甚至被淘汰。私人小汽车作为中高档消费品继续存在。

疏密差距拉大。

也就是说，交通费用，相当于职工收入的10%。而同时代

请大家注意一下交通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还有趋势。

目前美国的家庭交通开支平均占总开支的16%，住房占33%。吃饭只占14%。

这讲谈城防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是城市演化论这个大讲座的第六讲（权力的游戏——城堡经济学）那期的后续。

如我之前所说，一个人类定居点，无论它起源于武装集团的城寨，还是圣地或者神庙，还是市场或者商路上取水的绿洲。只要它们进一步的发育，他们最终都会殊途同归，整合成为防卫、宗教、经济三位一体的城市。形成有内外层次的空间结构。

其中，作为防卫系统的塔楼、城墙，这些东西作为城市的外骨骼，最能显露形态。也最能反映城市的社会结构。

观察它、理解它，就能形成城市史的知识。如果看什么古代的资料，只有一种反应，就是，啊！光辉！啊！伟大！那就只是群众吃瓜的状态。

最典型的城防结构，我之前讲过，是中心城堡，内城，外城，这样的分层次的结构，这里不重复。

城墙既是防卫工事，也是区分共同体安保范围的边界。内城墙内是周朝所谓的国人，是殖民者、统治者的空间，外城墙外是野人，被殖民者、被统治者的空间。内城和外城的城墙之间，是介于两者之间，处于试用期的准国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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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是怎么来的呢？

国人和野人之间经常进行贸易往来，从事贸易和服务业的野人会聚集在城门外的道路附近，最初经常以私搭乱建的方式开辟市场和居民点，形成临时的占据。这些占据固定化之后，得到承认之后，形成定居点、这就是城关社区、也叫关厢，一般有很强的商业服务业性质。比如西安过去的东关，北京前门大街、朝阳门外关东店。维也纳东部和伦敦西部的商业区，在罗马帝国时代，也属于这类关厢社区。

罗马军团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是国人，住城里。

大明朝的官僚和卫所军队是国人，住城里；

与之相对的，不列颠、日耳曼土著，或者元朝各个世侯遗留下来的，落到明国手里的各类的居民是野人。野人通过关厢和国人进行经济合作。形成交易关系。这些野人合作主义者被统战，处于国人和野人之间，类似二鬼子、或者买办的地位。

这些城门外的商业区，没有城墙保护，在敌人来袭的时候，是随时准备放弃的。明朝北京城一直没被蒙古和后金攻陷过，但是守军龟缩城内的时候，附近的城关和乡村几度被劫掠。         

而且，敌人可以利用关厢作为隐蔽所和攻城阵地。1852年，清军在太平天国来袭之前，为了不给太平军留下掩蔽所，就自己拆除烧毁了武昌城的关厢，使这些百姓流离失所。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

随着统战、融合的加深，关厢居民准国人的色彩会增强，而且经济和政治意义会变得更重要。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会修一圈城墙，把这些关厢包围进来。这就是下城或者外城。北京的外城是嘉靖朝面对察哈尔和后金威胁的时候修建的，而且因为钱不够只修了南面的一部分，只把天坛和特别重要的前三门的关厢包括进来。今天意大利的卢卡，是作为罗马兵营的卢卡和兵营外市场区域的整合。

莫斯科和维也纳，因为常年面对金帐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实际威胁。也逐渐把关厢区域用墙围起来。形成三圈同心圆的内外城结构。上城，下城，和下下城。

这就是古代城市扩张，特别清晰的体现在外骨骼上。

本来内城住着一等公民，下城住着二等公民，现在有了下下城，有了三等公民。二等公民就觉得自己和一等公民更亲近了。这就是成功的统战和民族的融合的过程。

当然，外骨骼可以扩大，也就可以缩小。元大都北侧城内填不满，到明朝就往南缩小了三公里。缩小之后比较容易防守，也比较方便治安管理。

这种同心圆的，是一个典型的单核的城防结构，体现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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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城市不一定是单核的，还有其他的结构，比如多核的，它体现联盟的社会结构。最著名的是古典罗马，最初是三族并立，Tribus，在罗马的七个丘陵上形成若干城寨。构成一个部落联盟。拉丁族是主族，萨宾和伊特鲁里亚是客族，经过几代人的统战和融合，联盟稳定，主族和客族完全混融。山寨之间的平地发展成商业区。最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城防。也就是用公元前六世纪的国王塞维亚命名的城墙，Servian Wall。这道墙从外面围住了所有七个山丘。统一的城防形成之后，内部团结亲善的各个城寨的防御变得无关紧要。逐渐就穿墙打洞，形成开放的社区。此时，罗马民族城邦也毫无疑问的确立了。

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又扩大很多，大部分发展到城墙外面，但是，由于罗马帝国的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创造了一个和平时代，也就不需要城墙。这个时代的罗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墙的开放城市。古代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开放城市，比如古埃及，比如中美洲地区。但是，它们都是配合和平时期出现，而且很可能乍起乍灭，没有成为持久的趋势。到公元四世纪，奥略留时代，有了蛮族入侵的威胁，罗马又建了更大的一圈新的城墙。该城墙一直保存到现在。这就是城市扩张的典型情况。

反过来，强权的解体，政治的分裂，会导致城防的瓦解。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的1000年间，我们看到一个威权粉碎的欧洲。那些塔楼林立的意大利北部城市，比如锡耶纳、博洛尼亚、圣吉米亚诺，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完美反射。他们体现的是，防御从城市的统一的公共服务，转为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城市内部的家族之间，存在着春秋时代一样的复杂的外交和联盟关系。并且存在着间歇性的内战。

这是罗马城邦和帝国形成的过程的逆过程。

日本的京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京都，八世纪建立，当时也叫平安京，最初有个很宏伟的规划，但是，城墙范围内从来没有填满过哪怕一半，一直是比较空旷的状态。应该说，这个规划，超出了当时平安政权的实际需求和财政、军事能力。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失败，松散的平安京，退化为一些互不相连的岛状城堡。各个封建主的基地，体现为一个有围墙和塔楼甚至壕沟的独立街区。也就是说，作为国家事业的首都城防瓦解了。诸侯、寺院、贵族公卿，自己负责自己的防守，如果没有能力防守，则需要投靠到有防守能力的封建主的麾下。

举例来说，织田信长丧命的本能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招待所，它本身就是一个堡垒。京都御所，显然也是有独立围墙和壕沟的。更有二条城、伏见城这样的大型堡垒，各自有各自的防御体系，甚至各自有各自的下城商业服务系统。

话说回来，单核的城市难道就是绝对单核吗？君士坦丁堡和加拉塔之间，也体现拜占庭人、瓦良格人和热那亚人之间的同盟形态。威斯敏斯特和伦敦之间，也体现英国君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同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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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

单核形态——体现比较单极化的统治结构、联盟形态——具有更复杂的内在张力。但是，没有绝对单极的统治，同盟的因素总是存在，出现在城市的细节里。

这些形态处于或融合或瓦解的过程中，取决于统战的成败。

有些城市有扩张，生长出一圈圈的城关和外城。与之相对立的，不乏收缩的城市，在统治瓦解、资源断绝或外力的作用下，其城防规模崩溃或者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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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特别是在普法战争之后，重炮的出现导致城墙和塔楼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少数城市，保留了过去的城墙，成为一种历史遗物性质的公园。多数城市进入了拆除城墙和壕沟的周期。

城防工事被拆除之后，经常成为一条宽阔的环形道路，经常有树木和绿地陪衬。这种路有一个专门的词会，叫Boulevard，它来自Bulwark的原意是城墙上突出的那些炮台，因为原来有炮台，这些拆掉的空间才特别宽阔。Boulevard这个词，现在被转义，做宽阔的林荫大道的意思。在维也纳，这条路叫Ring Strasse，环路。在莫斯科，则被直呼其名，就叫Boulevard Ring，炮台环路。北京的二环，如果起一个好听点的英文名字，也不妨叫Boulevard Ring，因为它千真万确，就是1960年代拆掉城防修筑的。

而适应现代战争的城防，是一种外观上比较隐蔽的点状暗堡，配合铁丝网和堑壕的系统。很不显眼，也不占地方。

民族国家的发明，很大程度的减弱了城乡对立。

官军和民兵之间的装备差距逐渐拉大。使多元化的武装力量不再可能，内部呈现更扁平的结构。

这些，都导致城墙的消失和更开放的城市的面貌的形成。城市开始一种更散漫的扩展。我们后面会讲，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的郊区化和城市蔓延。

但是，并不是说，封闭的小寨堡消失了。他们仍然存在。军事机关、政府、事业单位，甚至企业、学校，在一部分地方仍然是以类似堡垒的有严格门禁的封闭形式存在的，有时候被称呼为大院。监狱，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堡垒。在中国，甚至住宅区也经常是有门禁的。这些堡垒，都诚实地反应出它们和其外的世界之间的张力。我在2016年新年（街区制）那期曾经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讨论。

后面，我会讨论，电车、汽车、电梯这些交通工具导致的城市的演化。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谁设计了中国的城市呢？中国的建筑，它的理念来源和风格来源有哪些呢？

从最大块的来分，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

第二部分，是学院派，也就是正规建筑教育系统输出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第三部分，是商业化的房地产行业塑造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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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展开讲讲这三大块的情况。

第一部分，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和风格。19世纪之前，中国城市里99%的都是这个范围的东西。但是，现在他真正占据的份额很小。现在99%的建筑都是广义上的西方经典或者现代建筑的后代。就好像你在街上看见100个人里面，穿汉服或者唐装的也就一两个；其他所有人穿的都是西式的服装。

要注意，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民间建筑的部分，本来就是非常多元、分散和不连续的，湖南吊脚楼和北京四合院，属于完全不同的建筑传统。属于官方高级建筑艺术的传统，也不是有些人想象的一脉相承，也是断断续续的。比如修明朝故宫的工匠，并不是宋元宫殿建筑工匠的传人。是原来的工匠组织流散了，手艺失传了，后来来了另一波工匠，用的是另外一套技术。好比少林派的人跑光了，有几个恒山派的人占领了少林寺，而且也剃头当起了和尚。外人看觉得依然是一些和尚，依然打人很厉害，于是就认为他们还是自古以来的少林派。

进入近代，西方建筑技术传入，传统建筑的份额变小。各类的本土工匠中大多都融入了西化的建筑产业里面，其传统只有一些零星的保留。

就好比，原来少林寺的僧兵在唐朝还是有真正能作战的部队。洋枪洋炮传入之后，武僧就只剩下一些表演性的东西。你不能靠那个抗美援朝，而真想打仗的人，就只能去参加北洋新军了。

而发掘和保护中国传统建筑，最终是靠梁思成林徽因这批海归建筑师。他们使用现代的考古知识、测绘方法和画法几何技术，进行记录、整理和断代，才把这些东西凝结成知识。使一些东西可以复活。这批古建专家的徒子徒孙，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和风格传承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市场上，如我之前所说，在三个大块里份额最小。

体现在一些古建筑的修缮、或模仿传统的建筑，寺庙、风情商业街之类；还有公园凉亭、建筑小品之类。上面说完了第一部分，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和风格。他们在现在的中国城市中占据的份额很小，也就是1%数量级的。社会影响力不能完全按照市场份额算，会高一些。至少这个行当里还是能出个把院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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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类似国潮的东西。100多年前就有，一些中式现代建筑，比如燕京大学的老楼，协和医院等等，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本来就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这些建筑本质是是学院派建筑设计从中国传统建筑里面采风，然后在现代建筑上面加了一些传统的符号素材。他们并不是传统建筑的直接后代。

最近几十年，日本和东南亚对自身传统在建筑学和风景园林方面进行了重新发明。掀起了新亚洲、现代亚洲风格的潮流。建筑师们，包括中国建筑师和国际建筑师，也对新中式建筑进行了若干重新发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贝聿铭先生的香山饭店，新一些的比如若干悦榕庄和若干安缦酒店，等等。在房地产项目上也非常流行。这个潮流是相当有前景的，而且传统就是需要在不断重新发明中，要靠客户买单在市场中能够生存，来保持生命力的。

结论是，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风格。老的东西还存在，但是它其实没有在设计现在的中国城市了。但是，靠第二和第三种力量，也就是学院派和地产派。延续了一些传统的理念和风格，重新发明了一种现代中式或者新中式风格，不可小视。而且份额逐渐扩大，甚至有超过10%的势头。在未来的建筑史上，估计能和其他的现代亚洲设计一起，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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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一下很重要的，几乎是最重要的，第二部分，学院派，也就是正规建筑教育系统输出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因为绝大多数从业者，都接受过这个体系的影响。

本来，大学系统就是西方输入的，所以正规的建筑学，也是八国联军。既然是八国联军，自然也是很多元的。我们打开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首先，可以粗糙的分解成苏联系和欧美系两大系统，（欧美系也包含日本等等）。欧美系输入在1949年之前已经在中国各城市扎根，和各地的民俗乡土建筑处于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多数地方，西方风格的建筑镶嵌在本土建筑中间，但是，在天津上海之类的大城市，西洋建筑甚至处于绝对主流。欧美系很早在大学也扎了根，积累了很多人才。现在被称为老先生大部分都是属于欧美系的底子。当时的设计师是混合部队，资深老外比如邬达克，黄人里面比如陈植、童寯。但是没有例外，基本都是西式教育。

而苏联输入的窗口期不长，就是50到80年代这三十多年。苏联输入的东西，在城市里，50年代，体现在比如北京展览馆之类的纪念碑式建筑，还有比较多的工人住宅，还有就是政府大楼和学校大楼，比如北京的发改委的办公楼，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等大学的主楼。60到70年代，中国钱比较少，建筑活动不多。在80年代，苏系建筑的尾声体现在公有住宅塔楼上。到90年代，苏系建筑学输入留下的东西占到当时城市里的60%以上。但是，开放之后，欧美系逐渐回潮，在设计行业中占据优势。其实，欧美系在1949年前培养的人才，这时候还在大学里作为老教师还在。很容易复苏原来的培养体系，只不过中间有个断档。

以我个人为例，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大量简陋的苏式风格建筑中间，读建筑学的时候是疯狂的翻阅各种西方大师的作品集。受教育的过程，就是用西方理念来覆盖非常过时的个人体验。

目前，苏系的设计风格的残留，体现为那些，你一眼就能看出是政府办公楼的那些，办公大板楼上。多数的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政府、交通局等等部门的办公楼都非常相似。这实际上是苏系风格结合了本土风水民俗之后的产物。既是红色的又是中国的。

但是，我们注意，欧美系建筑学的理念非常多元。虽然我笼统把他们归为学院派。但是这里面很多相反的东西。1930年代的欧洲学院派比美国学院派更左、更反传统。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耶，沙里宁和赖特都算现代建筑师，但前两个比后两个左得多。这就是我之前讨论过的左派建筑学和右派建筑学的事情。现实中意识形态光谱不是线性的简单左右，而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空间。在文化背景各异的大建筑师身上有错综复杂的体现，而且他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意识形态也有滑动。

中国的大学是把各种一起引入的，所以我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混在一起，感觉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意识形态涵义，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很容易陷入精神分裂。

即便是苏系建筑学里面，也有很大的内部理念差异。斯大林这种土鳖干部和托洛斯基这种国际干部所赞成的建筑学，当然不是一回事。斯大林喜欢俄帝国时代海军部那样的崇高纪念性建筑，在莫斯科和基辅搞了一大堆他们的放大版。另外一方面，苏联时代朴实的，平等主义的职工宿舍看起来很像西欧左派建筑师的东西的简陋版。所以从苏联输入建筑学他内在也是个大杂烩。

说到底，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意识形态大杂烩，即使苏联也不能真正消除阶层。也因此在任何社会，建筑学在理念层面也都是芜杂的。

学院派建筑师是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准士大夫群体。他要想在里面顺利的上升，首先，他18岁高考的时候，就要上特定的大学的特定专业；这样，他才能够有老师，有校友，有师兄弟，在一个有话语权的圈子里面，充当一个先是外围，然后逐渐接近核心的角色。他可能在一个大学或者政府附属的建筑设计院。他很可能还需要考职业资格证书。这样这个专家的职业身份就更具有保护性。同行业专家会认可你，因为你和他们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和一些指标性的东西，认可你就是认可他们自己。外行，更需要靠这些职业身份来判断谁是专家。他就会有一些相对固定客户，政府客户。

所以在体制内，可以对市场不是那么敏锐，也能过得不错。曾经，比如2000年之前，这些学院派的建筑师几乎是正规建设市场的全部。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出现了外资设计机构，理念更锋利，市场化程度更高。我刚才说了，学院派本来就是过去的洋枪洋炮经过本地化，消耗了若干年的东西。现在老外带着一手的更新的理念来了，而且五花八门，不同的老外，带着不同的理念，而且他们更清晰，因为他们的建筑学植根的土壤是原生的。

一个老外，他成长的世界和他要设计的世界是连续的。和我很不一样，我成长的世界里没有几个认真设计过的建筑，而现在，要成为建筑师，要接触大量的风格和理念。我用十年的职业生涯，才能够把握住什么是属于自己的阶级和文化的设计理念。而老外，他很自然的就带着属于他的阶级和文化背景的设计理念。所以，这些老外设计师，在2000年前后，显得非常锋利。他们对学院派的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度，抢去了半壁江山，而且是比较醒目，比较高规格的那一半。比如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央视大裤衩，还有上海陆家嘴的那些摩天楼，他们的主要创意都是老外搞的。在景观园林和室内装修设计方面，外来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带来的冲击一样强烈。

在这个过程中，学院派建筑师，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冲击，市场份额缩小了。在压力面前，他们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他的风格和理念有了发展。有些很优秀的人，他们的笔下产生了和重新发明了一些新东西。

但是，另外一部分，更加的依赖体制的保护。比如说，搞标准，搞设计规范。这些带有行政性的东西，基本还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还有一个领域，城市规划。这里面最有话语权的人是领导、政府官员、有级别的大专家。他们也是中国人。所以，搞行业规范，搞标准，搞合规性审批，是一个比较封闭，又很有保护性的工作。

学院派在城市规划这个行当里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他们设计了中国的城市。中国的楼长什么样子，城市长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制定的规范造就的。中国的城市规划这个专业，有很鲜明的中国特色。

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不受市场的左右。不接受外行，甚至也不怎么接受国际同行的评议。下面我分析一些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理念源流。简单粗暴的说，中国主流的规划理念，它的一些价值判断，主要来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的现代主义激进派建筑师。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文献叫《雅典宪章》。宪章，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这个词在西方语境里，它本意就是一张大纸，把他的想法写出来，贴出来给大家看。也就是相当于一张大字报。实际上雅典宪章是几个三十岁左右的建筑师哥们儿坐邮轮出海去雅典旅行的路上写的。是一个看似从人性出发，但是不符合更深层次社会运行机制的一个乌托邦色彩的建筑学设想。但是，这个东西在六十年代之前，挺流行，推动了全世界的一些城市建设试验。在英国、日本、美国这些主要发达国家，都进行过；但是在印度、苏联、巴西这些地方，推行的力度更大。但是，现代主义的城市实践，在六十年代之后，在全世界经历了低谷，在八十年代之后，基本都变成了反面案例。如果你接触过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你会了解，其教育内容很大程度是对现代主义乌托邦的反思。

但是，这个学科动态中国人其实不知道，因为这时候很多老先生在关牛棚的状态，很多人不知道外面已经变天了。80年代他们从牛棚出来之后，还在教这些本质是西方50年代的东西。

所以，雅典宪章，在中国，他的影响仍然延续，而且现代主义大笔一挥的风格也特别适合中国的社会管理方式，而且赶上了最近三十年特别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高峰，其实践的规模和烈度，远远超过之前在世界所有地方之和。

学院派主导的雅典宪章式的规划控制下，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开发，构成了今天中国大城市新区的80%。

我所谓的学院派，在老外和市场经济袭来的时候，有一部分，大概10%，精进了功夫，保持并且更新了纯正学院派的状态。他们控制的市场，甚至还不到10%，但是是能见度相对高，同时控制着建筑教育系统，算是学院派的中坚力量。

学院派教育背景的很大一部分，至少50%，投身于我概括的三大部分中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市场化的、房地产造就的建筑学现象。我后面会展开。

其他人依靠行业体系和规范建立起来的保护壳，经营合规性有关的工作。在建筑设计方面体现为准体制的设计院；他们在城市规划行业控制着90%的实质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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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讲一下第三部分，房地产行业塑造的建筑风格。

他们基本是跟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来的，最早登陆在东南沿海。而且比欧美精英建筑师来得更早。一有房地产开发，这种风格和理念，就跟着资本进来了。所以，它最早来自香港、东南亚、日本这些比较早输入资本和技术的地方。带有很强的香港气息。

房地产设计的大原则是，只看市场结果，如果一个风格或者理念能够赚钱，就会迅速繁殖。房地产推广了花园洋房，西班牙传教风，Artdeco风，托斯卡纳风，英伦风之类风格。这些学院派是相当鄙视的，甚至不称其为风格，仅仅是风情，快成风骚了。但是，房地产设计这个体系对风格和理念本身其实是不感兴趣的。是一个非常市场导向的演化系统。在人员构成方面，最开始是外来设计师，包括港台的和欧美的，他们在中国设计师的配合之下开展工作。这里我没用建筑师这个词，因为建筑师涉及到行业认证的问题，而地产的设计师，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地产圈子不流行叫建筑师，而是叫设计师。他们的教育背景没有那么整齐，不一定是科班出身，但是可以取得比较平等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室内装修设计师，很多不是科班的。是房地产市场给了他们大放异彩的机会。原来属于学院派培养的人才里面，有一半被吸引到了房地产系统里，成为地产设计五光十色的体系的一部分。本土建筑师，或者设计师，学了国外的二手、三手、四手的设计理念。就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大芬油画村一样，他们的东西看着和真的洋人的设计差不多。表面上看，某些功夫已经超过了老外。然后国产替代就发生了。在2008年之前，老外的份额达到顶峰，本土设计师处于陪衬地位；之后，本土的商业化设计机构份额逐渐增加。到现在，已经把老外寄到角落里。本土占九成，老外占一成。很多本土设计企业崛起，发了或大或小的财。

除去老外，地产设计师，如果我们分类。可以简单粗暴的分成两大类。

其一，是设计师里面认同国际经验和设计理念，把国际的优秀实践做为愿景，要在中国普及的，是带有理想的战士。我称他们为骑士团。他们在整个设计师里面占不到10%。

其二，是阿米巴一样，能随机应变，随时改变信念，不在乎愿景的从业者。我称他们为辅助部队。菁芜混杂，人数很多，占90%以上。

最初骑士团是国际理念引进的拓荒者，他们的理念领先，知识武装的头脑，非常锋利，占据绝对优势。从深圳广州之类一线城市起兵，然后开枝散叶，在中国各大城市打天下。这个过程中，他们发展了队伍，但是，新人只有个别的可以成为骑士团员，多数只能充当辅助部队。然而，辅助部队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在房地产销售员行业里，他们控制人数众多，掌握了群众。这样，虽然他们单兵作战打不过骑士团员，但是，他们人数太多了。辅助部队继承了骑士团的少量知识和大部分话术，和中国实践结合。形成了一种模糊的、不稳定的、流行话语而非知识主导的价值判断体系。实现了地产设计的中国化。在欧美，一般骑士团会用自己的知识把群众拉过去，同行群众。但是在中国群众把骑士团搞凌乱了。这只能怪中国的骑士团无能。于是，地产彻底的中国化了，有鲜明的特色，一是禁忌多、有风水和民俗的影响；二是标准化、同质化、货币化，追求流动性。这些问题可以讲很长，暂时不展开。

目前骑士团人员个别余威还在，但是已经不能在壮大自己的队伍，而是放手把天下交给辅助部队接管。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李克用骑士团政权落入柴荣、赵匡胤这些平民军团武将之手有点类似。

最早打太平军靠戈登将军，但是戈登他们不可能结果大清国这么大的摊子。跟着戈登学的李鸿章的淮军，才能发展出北洋系，北洋系打不过洋鬼子，但是只有他们才能接手大清朝留下的这么多中国人。

目前，中国的城市里，属于商业化地产开发的内容占70%。辅助部队为主的地产设计师统治着这里面的95%，只留下了一点空隙给老外和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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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设计了中国城市？

我概括一下：

第一，承袭中国传统的部分，200年前，占99%的市场份额，目前只占1%。但是，正在被重新发明，而且还会有很多设计会挂靠在新中式上面，让它的份额逐渐提高。未来能恢复40%的天下也未可知，取决于政治走势，西医也可能转行干中医，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学院派建筑，在80年代，独霸天下，现在在建筑市场上也就占20%到30%，一般是政府、学校、医院之类的准政府机构。其中苏联系的只在政府大楼上，结合了国情，有所遗留。在城市规划领域，雅典宪章的后代，占据80%的份额。

学院派培养的建筑师，依靠编写规范和管理合规性，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城市。

第三，房地产建筑，1990年的份额几乎是0，在今天占据了70%到80%的市场份额。原来是使用洋枪洋炮的设计师主导，目前已经实现了中国化。

设计市场的中国化现在仍然在加深。当然大环境和大的需求是在变的。中国化这三个字的内涵也会不断地变。

感谢收听陈腐粉碎机，下期再见。

步行主导的环境下的街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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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Efficiency

 

其实，在讨论街道之前，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家里面和办公室里面。一般离卫生间比较近的卧室就是主卧，远一点的就是次卧；会议室一般设在公司领导的办公室附近，就差几米，都体现出一种特权。

你请自己的丈夫或者男朋友，爬起来走几米去关一下灯，替你拿一下几米之外的遥控器。这也能体现出一种被宠爱的特权；四通八达的户型设计被认为是比较先进的，比如卧室一个门通向客厅，一个门通向书房，一个门通阳台；而阳台又能联通几个卧室和客厅，这样在家里增加很多捷径，在几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更加方便。

当然，一个家庭的房屋里也不可能通道太多，以至于没有什么地方能摆放东西。通道是占据空间的。

 

设计师在设计户型的时候一般都懂得对几米、几厘米的距离锱铢必较；这样的匠心当然也应该体现在城市里面。在一个追求效率的城市里，各种道路越是四通八达，充满了捷径，越不需要绕行，越能节省时间。户型和城市两者在这方面的原理，的原理完全一样。

 

我想我们普通百姓，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想去地点A，A明明就在你眼前，但是你要绕一个大圈，绕到围墙的另一侧，有时候绕几百米。我从朝阳公园的东门外到西门外，穿过公园不过才1公里。但是，如果公园关门了，我从朝阳公园的围墙外，绕过去，就要走3公里。因为少了一条路，我多走了2公里。这样造成的不便，在家里享受100次方便的特权其实也不一定能弥补。所以，路网四通八达，而围墙圈定的范围不太大。这样的道路结构，可以保证我们不会绕太多的路。

但是，更多街道、捷径，是要占据土地的。他们占据的土地，是会稀释城市的密度，降低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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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Occupation

 

在自发的状态下，会有很多人想侵占道路，如果这种侵占对公众的功能没有影响，就不会被阻止，被拆除。也有可能，公众缺乏组织性，会任凭个人占据。

但是，如果占据道路的行为太过分，通常会遭到阻止，所谓好狗不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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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要求道路的网络密集，往来方便的需求，和要占据道路空间来用做其他用途的需求，这两种力量是互相对抗的。

一个街道，占据它，对于，它宽阔，便于人和车辆通行的价值，大于它用来盖房子的价值。这时

这之间的平衡状态，或者说效率最优的状态，需要多年的演化来形成。

我们看到的城市的状态，是这种演化的结果。不同的城市的平衡感是不同的：

 

意大利的古城、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的街巷的四通八达的程度，大于埃及、印度的古城，开罗和艾哈迈德巴德的古城。后者古城里的死胡同多得多。

 

这背后必然是有它们的社区的公共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有关系。也可能和灾变、城和市人口的波动有关系。

比如，这个城市里，有一位大君，所有人都围着它转。它日常走的街道，没人敢占。但是其他的道路，被占了也没人管，越流氓越占便宜。于是，很多道路都被堵塞成为死胡同。

也可能，发生了战乱，这个城市里面，突然人都跑光了。房子都残破了。只剩下一些残余的居民，这里面的各种产业，包括道路都变成了无主的。他们随便占据。这样原来有一些道路系统被切断，成为了断头儿的死胡同。

从拓扑学的角度上，能走通的道路，和死胡同构成两种类型。

而，能走通的社区

而且，外部环境的变化、新技术的出现也会导致这种平衡状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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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道路的网络密集，往来方便的需求，和要占据道路空间来用做其他用途的需求，这两种力量是互相对抗的。这之间的平衡状态，或者说效率最优的状态，需要多年的演化来形成。

我们看到的城市的状态，是这种演化的结果。

 

Hierarchy

 

你可以停下了，想象一下，这种系统最后会演化成什么样子？

 

我下面之间讲一讲，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形成一个有等级的系统。大路最少，承当的交通流最多；小路多，但是上面的交通不大。

 

但是，在展开介绍的时候，我反过来，从最小的路讲起。

 

The Minimal

 

我们先看看街道最小化， 它是最节省空间的道路，因此也特别重要：

 

中等个头的人的肩膀宽度，在40-50厘米之间。走路的时候晃动起来，一般80-90厘米的宽度就可以很舒服的通行。80-90cm，也足够两个相向而行的人比较紧张的交错。所以实际上，街道的最小的宽度的下限就是80-90厘米。这是中世纪的狭窄的小巷的常见宽度。在孟买的棚户区，这样的街巷非常普遍。北京旧城钱市胡同的宽度是80厘米。在东京的吉祥寺竖琴横丁的商业街区，这里的商业街，也就比这个是稍微宽一点。在伦敦市区今天还有一些这样的小巷。这其实也是我们家里门和通道的宽度。如果城市里都是80厘米的小巷，当然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事实上，在印度古吉拉特的艾哈迈德巴德，或者埃及的开罗，在太阳很晒，私宅区域不需要货运的地方，确实，多数街巷就是这样。

当然，这种街巷有很明显的不足。

我们在街道上，经常不是一个人。和亲人朋友，并肩而行，进行交谈，经常有这种需要。所以，特别小的小巷，虽然特别节省空间，在社交功能方面就不够理想。这种小巷也不能走载重的马车，对货运搬家都不太方便。其实对于改建房屋时候的物料运输也是不方便的。此外，没有天井或者院子的房屋，需要靠街道这一侧开窗来采光，如果街道太窄，采光效果就非常差。所以，这种1米以下的小巷，虽然普遍存在，但不是城市里最主流的街道。

The Intermediate

 

好的商业街道，它需要允许两对并肩而行的行人，交错而过。而且他们之间还可以留下一点点距离的余量。以免互相碰撞。此外，商业街道的店铺要开门，进出客人，也需要一些空间。这样，就需要一个3米以上的宽度。

在北京，它是一个中等偏小的胡同；在上海，石库门的里弄中比较窄的一种。

3-4米的步行街道，并不像有些专业人士想象得那样狭窄。马车、或者手推车可以进入。

它的通行的净宽度，远远大于一个现代地铁站安检通道的闸口的综合。它具有很强的行人通过能力，可以承担高峰时段每小时几千人、上万人，全天几万人的流量。这就是全世界的一线旅游城市，威尼斯的最主要的商业街，Merceria Orologio，钟楼商业街的宽度。也是，君士坦丁堡的世界级大巴扎的通道的宽度；也是现代大商场的一般室内过道常见的宽度。

 

三四米宽的步行街道有一个问题，如果有几个人站在路上，一动不动，他们讨论问题，比如，去北面吃肉夹馍还是去南面吃炸酱面，他们相持不下。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堵塞住一部分道路。影响其他人的通行。这种停留本身不是非常的符合公共礼节。

反过来，为了不影响别人的通行，人也不喜欢在这种路上停留。这样的路，乞丐都不喜欢。乞讨的人也要考虑一下不阻挡大家的道路。因为这种行为会引起反感，也会影响乞讨的效果。所以，这种三四米宽的路，它的通行能力没有问题，但是不便于人群聚集，所以这种街道空间的社交、交易功能不强。这种路，也不能让大的车辆交错而过，这样也不方便频繁的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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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

 

所以，一般城市里还会有更宽的街道，来解决聚集和运输的问题。真正重要的商业区或者商业设施，它的最主要的步行道路应该在5米以上。

 

一旦人行道的宽度达到5米，那么，它可以容纳巨大的步行人流。5米的人行道，他的饱和通行能力，大概是2万人/小时。也就是说，5米宽的人行道，它上面每小时通过的行人的数量，超过相同时间35米宽，10条机动车道通过的汽车数量。

当然，一般情况下，人行道上没有数量这么巨大的行人。所以，这种人行道同时还能支持一定的社交活动，商业活动。可以摆摊售卖商铺。可以允许商家占据路面进行一些临时性的经营，比如拜访餐桌椅进行露天餐饮。这就是更加多功能的街道。

 

5米宽，这就是纽约第5大道的人行道宽度；也是如沐春风的波特兰市区的人行道宽度。一组学生进行考察，教授在街边，学生们围绕着他进行授课。非常宽松而且不碍事。

 

比这更宽的话，增加的效益就非常小。在人少的地方，这个宽度其实就有点太宽。一般情况下，超过5米的人行道是不必要的。当然，现在有些城市，比如莫斯科，在故意把人行道加宽到5米以上，这样会产生所谓帝都感。

 

Mixed street

 

上面说的是人行道，当然，对于车辆较多的主路来说，各种车辆还需要它们专用的通道，和人行道分开的。在路口，或者过马路的时候，人和车会有交叉。你有时候，觉得过马路是一件麻烦、紧张、危险的行动，这里面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机动车道太宽了。

从人的角度，一般，4条车道以下的机动车道，行人穿越不太费力。4条车道以上的机动车道，人就很难方便安全的一次穿越。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进行的步行环境提升，要把机动车道宽度缩窄到10米以下，这样才能有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而15米以上的机动车道，是要避免的。但是，这样的机动车道，乃至30米宽的机动车道，在你的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这是道路设计行业认知水平的落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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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城市里，步行的体验是自由的、放松的；你步行穿越很多街区，但是受到机动车的影响是有限的。

 

比如意大利的一个传统城市，比如拉文那，它的房子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它的街道很窄小，车开不快。路面很窄，很容易步行通过。这里没有大范围的围墙，最多是一家一户的庭院。道路的网格很复杂，有斜向的街道，你去哪里都不会绕很多路。这就是一个，由步行交通为主要模式，经过漫长的历史的演化筛选的一个城市环境。

按照500米的步行距离来考虑，这个距离内有上万人。而能够支持的店铺，就不止是一家便利店了。在日常经过的人很多的街道上，餐厅、咖啡厅、酒吧、香烟店、副食店、洗衣房等等会形成聚集，甚至家具、服装店，会形成一个店铺密集的繁华的街角，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情。这就是主街——main street。

 

在离开主街，比较安静的街道的小街角，会形成一种、咖啡厅、酒吧、副食店三合一的店铺，这种店铺服务的范围，就不是附近500米了，实际上可能只是50米。很多街角都有这样的多目的小店。每个店铺的面积从几十平方米，到两三百平方米之间。这样的小店铺，他们服务的多数顾客是相对固定的，有可能存在着跨越几代人的相互服务的关系。这就是世界上多数传统城市的状态。它在拉文那、慕尼黑、在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不仅这样的历史城市，即便芝加哥、纽约这样的近代新兴城市，它们的步行感受仍然是比较舒服的。这是我早年，刚刚走出国门，探访世界传统城市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在中国，其实也不缺乏这样的传统区域。丽江古城，上海的旧法租界，同样很适合步行。

 

他们都滋生一种不开车，环境友好，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宝贵的选择。

这是城市步行传统给予它们的财富。

要保存这种财富，需要能够体会这里面凝固着重要的知识。一种在全世界被广泛欣赏，然而又极为惊人在一些地方遭到遗忘的知识。

（完）

 

我上两期讲到了地理对城市发育的一些促进因素。比如，在山口要道上，在水陆运输的枢纽上，在便于架桥或者泅渡的河岸上。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只是让这些位置特别容易发展出商业城市。但是，它们是否能够成为全球贸易的枢纽，其光芒是否可以遮蔽周边的竞争者而一枝独秀，并不能全靠地理吃饭。也就是说，就算，你有很好的地理条件，但是如果你的统治者自私而且偏狭，而你的商人群体软弱而不能自我治理。你有好的地理条件也会被挥霍掉。

巴黎，从一个比较小的尺度看，它的位置是有唯一性的。但是，如果你把尺度放大一点，在几百公里之内，它是有竞争者的。在近代之前，最明显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它东面100多公里的香槟地区。今天我们说到香槟，一般是指一种酒，但是在中世纪，香槟的名声更为显赫，它是一个伯爵领地，是西北欧的商贸中心。它的地理位置，比如它的核心城市特鲁瓦，从商路的角度，是巴黎的有力竞争者。和巴黎类似，有罗马古道经过，它也是在罗纳河谷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一个联络点。从意大利、西班牙、北非、甚至更远的东方而来的商品，胡椒、贵金属、丝绸，特别重要的是染料，它们经罗纳河北上，或者，骡马从都灵西面，翻越阿尔卑斯山，海拔2080米的赛尼斯山口，然后沿着陆路北上。和从北方的今天属于比利时的一部分，当时是全欧洲纺织工业中心的弗兰德地区来的皮毛、和纺织品会和。染料和布料汇合，产生的巨大价值，是这一贸易的核心交易。

在12-13世纪，这一带的香槟大市集，非常红火。这与香槟的领主，香槟伯爵的贸易政策非常有竞争力。在很多人接受的教育中中，中世纪是闭塞、黑暗、落后的。这其实是一种承袭自欧洲革命意识形态的红色教育。中世纪的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那是一个威权粉碎的时代。各个领地的统治者，为了增强其竞争力，一般是非常欢迎商人的。因为贸易可以带来税收之外，商人还携带战略物资和军事技术。这些都是军事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所以，为了招商引资，需要进行政策方面的竞争。香槟伯爵就是这种政策经营的佼佼者。他保护其领地内商人的安全和财产权。他和其他领主签署贸易协议，来保障往来商家在来的路上的通行自由和财产安全。香槟伯国给商业争端提供司法服务，使得争议能够得到比较低成本的解决。当然最后香槟当局是可以得到充分的税收利益的。香槟大市集配套的仓储和金融服务都日渐发达。远道的意大利商人，往往不需要携带实物货币，甚至不需要亲自前往市场。只需要通过信使，使用金融信用就可以完成交易。堪称中世纪支付宝。

巴黎和香槟互为商业通路的竞争者，这对竞争，最终由于他们的保护者决出了胜负而落幕。10世纪，巴黎伯爵卡佩家族登基为法兰西国王，1314年，卡佩家族第十二代国王路易10世，从他母亲手里继承了香槟伯国。于是法国王室兼并了香槟。香槟失去了它的政策经营者，做为商业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巴黎，也从此，远远胜过香槟，成为法兰西地区的中心。—————————————————————————————————故事并没结束。并不是说，从此巴黎就代替了香槟。法王，做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他不像香槟伯爵对于商业那么依赖。相反的，大国的专制统治者，一般把商业城市的布尔乔亚的崛起，视为其统治的威胁。巴黎的商人，在这样一个国家，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巴黎还是无法和过去的香槟相比。而香槟的衰落，导致的商业系统的真空，会被更大范围的竞争者填补。这个竞争者就是弗兰德斯的布鲁日。既然，主要的贸易双方是意大利货物和弗兰德斯货物，那么索性，地中海贸易的代理人，热那亚商人，索性绕过整个法国，直接把船开到北海的布鲁日。所以布鲁日还有根特、伊普尔、安特卫普等其他几个弗兰德城市，成为香槟之后的下一个欧洲贸易中心。—————————————————————————————————这还没有完。低地国家，在16世纪陷入宗教和民族的双重纷争，今天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在荷兰独立战争期间被哈布斯堡王朝控制，战乱导致了人口的流失和政治的收紧。安特卫普，丧失了贸易中心的地位。而北方独立的荷兰七省联盟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取代了弗兰德地区的邻居，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它们也目睹了荷兰称霸海上的17世纪。————————————————————————————————但是，绝对君主的手还将伸的更长。1672年，法国已经是欧洲的头号绝对君主国，并且一直膨胀到了荷兰的隔壁。1672年的战争中，路易十四几乎把荷兰踏平。而，英国这时发生了光荣革命，彻底地成为一个议会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此，欧洲北部的贸易中心，又从阿姆斯特丹，向海峡对岸的伦敦转移。—————————————————————————————————在如上的一系列事件之中，我们发现，全球贸易的枢纽，必须是商人做为其社会治理的核心，自治，具有高度商业自由度的 绝对君主有可能控制商业中心城市，也有机会开展他的统治。但是其结果就是这座城市失去其贸易枢纽地位。而枢纽的地位，被周围的，营商环境更为自由的地区所取代。

西亚地区，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实际上商路有若干条，北面，经过黑海通往内亚大草原；中间，经过古典的肥沃新月地区，通往波斯湾和伊朗地区；南路，经过埃及、红海通往印度洋。与三条贸易线路相关的一系列商贸城市得以繁荣，其中包括地中海的贸易城邦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黑海的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黎凡特的阿勒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红海的亚丁等等。这三条道路，在中世纪掌握在东罗马帝国、伍麦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阿拉伯帝国的不同诸侯的手中。它们任何一家，也无法垄断东西方的贸易。但是，到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同时控制了三条通道。这样，它们就可以通过垄断租，来享有东西方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益。这导致地中海地区欧洲商人的利润下滑。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之后，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的贸易线路。这就引发了贸易中心的转移。过去那些贸易中心不可逆转的衰败，同事在大西洋沿岸、非洲海岸和印度洋的一系列贸易据点的发展。包括很新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的主角的家族所来自的东非贸易城市桑给巴尔、印度海岸的果阿、马六甲等等。—————————————————————————————————类似的，元代，东亚沿海的最大贸易中心是泉州。而明国则剿灭了泉州的国际商团，并且实行海禁，禁止民间的海上贸易。这样，贸易中转地就转移到海上的琉球。在此之前，琉球这个有一些土著居民的群岛是无足紧要的，从这时其突然变成一个大港，近代的琉球王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诞生的。而鸦片战争之后，东亚大陆沿海上又开始建立起国际贸易点，日本也开放了海上贸易，琉球就又变得不再重要了。—————————————————————————————————马六甲，从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时代，就是海峡贸易的重镇。在马六甲穆斯林苏丹国时期、葡萄牙殖民时期、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各个商业殖民团体在占据马六甲港口的情况下，都很容易和周边的苏丹国发生冲突，乃至牵连到和爪哇、安南、甚至于明国的外交冲突。它的改变，是因为英国总督Stamford Raffles来福士，1819年，发现了新加坡这个岛，首先它上面的居民点不多，发展空间比较大。和大陆之间有海峡，更容易用英国强大的海军隔断，不容易被牵连到周边的冲突之中，似乎更加适合英国人的贸易港口模式。英国人从柔佛苏丹的名下租下了新加坡岛，开始在这里进行开发。此后，新加坡逐渐取代马六甲，成为海峡贸易的中枢。今天，人人都知道新加坡，但是不太还有人记得马六甲。—————————————————————————————————如果在1920年，东亚最重要的贸易都市，肯定是上海。香港是跟在后面的。但是，1950年代，上海，连同武汉、重庆这些商业城市被解放了，脱离了全球贸易体系；这样东亚的贸易中很大比例就转移到了香港。1945年，战后的香港人口才60万，到1951年，已经200万人口了。1960年，300万人口。1972年，400万人口。1980年500万。每20年，人口翻一倍。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大陆重新加入全球贸易体系。香港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从1980年的500万到现在40年，增长到750万，只增长了50%。上海的人口增长率，在1990年代，反超香港。从1980年的1000万人口，增长到现在的2600万。翻了一倍多。从钱的角度，上海的GDP，490亿美元，也超过香港的360万。甚至，后起之秀的深圳的生产总值也超过了香港。当然，香港的人均产出仍然远远高于大陆的这些地方。但是它已经退后到了商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唯一的节点了。—————————————————————————————————

我们在这些案例中，很容易看出政策对商路演化的影响。这些可以被说成是“政策竞争”。现实中，政策不一定是谋划出来的，它们可能只是自觉不自觉的干出来的。而且，参与所谓竞争的双方，不一定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关心城市的发展这个事情，那可能根本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影响政策的人，他可能虽然破坏了商业自由，但是他自己可能一时半会，反倒是获得利益的一方。所以，这种所谓“竞争”是很宏观的，设计到很多人、很多组织的行为和博弈。

良好的秩序，有助于商业的发展。但是，一个强权的的统治所带来的秩序，经常排斥商业自由。排斥商业的目的，是排斥商业自治团体。商业自治团体，既有钱、又有技术。他们的壮大是砖制主义末日。强大的商人自治体，他们可以对抗专制君主，甚至扭转政局，改变政体，就如同中世纪的威尼斯，近代的佛罗伦萨、荷兰、英国发生过的。商业自治团体是这些国家的实体，而君主和军队，反而他们的代理机构。这些国家的政策，意识形态色彩弱，尊重市场和效益的。这种传统，也使美国和其他带有英国遗产的国家和地区收益。它们享受着商业和全球贸易的红利。

拓扑意义上的岛

势能和流动

天津万国桥

北京银锭桥和烟袋斜街，五道口

威尼斯Rialto

心斋桥、京桥、日本桥、新桥等等地名

表参道

伦敦Camden High Street

华盛顿H St NE

74期《边境——人的大坝》：非对称发展和关厢社区

罗马时期的不列颠：Colchester, Dover

伦敦的Southwark

东山道、逢坂关、三条大桥、坂本龙马、池田屋

太行八径—— 都灵、米兰、维罗纳、特累维索

北京朝阳门外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北苑路

伦敦，Holborn Stree

纽约，百老汇大街

《地理和世界霸权》Fairgrieve

罗马大道Via Cassia, Via Apia

小结一下，之前的几期。

1）人参加生存竞争的天然的单元，不是个人，而是他们的血缘共同体。也就是一个家庭。可以扩大到所有血缘上可以识别的亲族。典型的规模是三五十人。Band2）这些家族有兴有衰，其中要素之一，是祖坟。有祖坟的家族分化出的多个家族，彼此之间容易形成认同。构成多个家族的联合，也就是部落。3）除了祖先、其他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构成人群的更大共同体的形成。这些比较大的共同体，家庭和部落之间的联盟，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竞争的主要单元。因此，宗教圣地，是城市形成的最初硬件。城市是为把人组织起来而形成的。4）一个宗教圣地，它的功能超过宗教本身。一般一个庙宇，經常充當的功能，1很容易做为仓库和金库；

2做为银行，发放救济或者盈利性质的贷款；

3神庙聚集的人群，使得神庙的门前是最好的进行交换的市场，自古至今，庙和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庙会；

4一个庙宇，由于这里面有重要的财产和圣物，也经常是有防御的堡垒据点，在发生战乱的时候，是附属人民的避难所；

5神庙的专业宗教人士，也是最早的天文和数学专家，所以神庙也是天文和数学的研究所和学校；

6祭司阶级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使他们成为最早的水利专家和分割测量农田的专家。

7祭司可以通过算命或者进行神学解读，来进行司法裁判。所以神廟是一種法院。

8或者确定政策。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是一個決策機構。

总之，圣地，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拥有成熟的、多功能的宗教圣地是城市有别于村庄的重要标志。宗教圣地，为了强化其权威，会修建纪念碑或者纪念性的建筑，在英文里都叫momuments。5）宗教圣地的发展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农业革命，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业革命，也就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其中，农业的生活方式，能够供养的人口密度特别大。使得大量人口的聚集成为可能。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粮食生产。专门进行宗教活动或者宗教纪念碑的建设。修建纪念碑，是古人不同氏族和城邦之间竞争的一个主要模式。因此农业革命和广阔的农田，也是城市文明兴起的基础。6）进入农业生活方式的专业农民，往往产出很多生产剩余。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相对稳定，不参与到激烈竞争的。在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战争暴力不断升级的世界上，农人政治权力旁落。相当于食物链中最下游的生产者，陷入纯粹的资源贡献者的角色。于是出现了经常是猎人和牧人出身的武士，与农业人口形成了一种分工，成为农人的保护人。武士、英雄，是国王的起源。他们既是农人的保护者、又是农人的压迫者。但是，两者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形成的共生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群落。
演化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完成的。在这种压力下，人脱离了天真。被迫形成更加复杂的组织和秩序。进入共同体机器的运作。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对同类进行的有组织暴力，压迫和被压迫。这些行为构筑了城市。城市就是秩序的硬件。
统治者，就好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大脑生活在脑膜里，和血液隔离，以防止日常细菌和病毒的入侵，这样，脑细胞才能长命百岁，和人的寿命相等。统治者生活在一个城市的核心城堡Citadel里面，和百姓之间，有高大的城墙相隔绝。Citadel的陷落意味着脑死亡，和全身技能的丧失。城邦的灭亡。
所以城市的防守，通常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结构，一层层。越是中间，越是在高处，约难以攻克。从外面往里打，要越过一层层的死亡陷阱。而从里往外打则是居高临下。所以最外面一圈城墙，下城，既是保护民众的城池，也可以看成是民众的集中营。是一种治安工具。7）国王和祭司，在有些情况下是一体的。那是在宗教业务不太复杂，对专业能力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而比较复杂的宗教，则经常发生国王和祭司，武力的秩序维持者和思想的秩序维持者，这两个专业的分化。这就是常见的，国王和祭司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其实，这两者，需要在不同的形势下，交替的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一种协作。这种协作进行的较好的城邦，具有更丰富的组织层次。在维护秩序的时候，会有一种成本更低的、或者更有效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就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8）神权和王权，谁人占据主导地位，在城市上表现为中心城堡，或者叫本丸，citadel里面是什么内容。一般，中心城堡里，王宫、神庙和粮仓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有的时候，大祭司兼职国王。有的时候国王兼任祭司。而共和国则只有祭司而无国王，只有一些军事集团领袖在充当国王的地位。而欧洲诸侯都遥奉远在罗马的天主教会，所以他们的城堡里，一般只有王宫，礼拜堂则处于从属地位。
我的这个系列，到这里，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没有登场。我下一个章节，讲一下贸易和自然资源对城市演化的作用，他们在秩序形成中的重要性当然不次于宗教和武力的。

Motte and Bailey

本丸 和 二之丸

Keep

天守阁

福利：赠送作者签名的

汪诘《亿万年的孤独——地外文明探寻史话》

吴京平《无中生有的世界——量子力学外传》

各1本。一共2本。

参加活动的听众回复在节目下面您要的1本书的名字。最接近2018/11/11凌晨0点回复的2位听众将获赠您自己指定的那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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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我们说到了，猎人和农人的共生体，是上古城市共同体的起源。猎人构成武士贵族、农人构成平民。建国神话的英雄，很多都是牧羊人，比如以色列的大卫，就是那个用弹弓打死歌莉娅的羊倌；人类最古老的文学，Gilgamesh史诗里面的英雄Enkidu，也是羊倌的形象。他们先是放牧羊群，成为君主之后，经常被称为“人民的牧者”。

网友“心里开着花”问： 对于国家来说，是野蛮能战胜文明？对于每个个体人，是残忍能战胜温和吗？有点黑暗森林法则的意思。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太灰暗了？我稍微回答一下：野蛮战胜文明，有这种说法，不过，这有可能是自称文明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的理由。但是其实谁野蛮、谁文明，是不太好说。所以这种话不能全信。历史上掌握现实话语权、左右历史进程的人，负责编写历史负责历史解释权的人，还有看别人写的历史的人，是三种人。
左右历史的人，比如金国的完颜阿骨打，比如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占1/1000，但是历史的主要潮流都是他们制造的。不过，他们不太注意去左右历史记录，也没为自己创造出特别复杂的理论，甚至如同查理曼帝国的一些君王一样，不太会写字。所谓不太会写字，也是拉丁文意义上的，查理曼自己的母语他当然是运用自如的，只不过当时书写系统还没固定下来。而编写历史的，在中国一般是科举士大夫、在西方对应左派知识分子，当然前者一般比后者荒谬得多。他们都，特别擅长编写材料，但是他们对于左右历史的人的行为其实并不理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站到那个位置上，相反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重要，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是事实上，他们编写的历史，经常贬低真正的历史的创造者，把自己摆在特别高的地位。他们一面误导吃瓜群众，一面培养出新一代科举士大夫和左派文人。而吃瓜群众的数量多得多，他们喜闻乐见的或者他们唯一能够读到的版本，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上，真正创造历史的人经常被说成是野蛮、落后的。就好像，很多人对金国的刻板印象就是一些带着兽皮帽子的牧民；但是，考古证据说明金人的高炉非常发达。还有很多历史之外的信息会露出真相，比如演义故事里对金兵的描述——铁浮屠，完全是法国重甲骑兵的装备。还有比如金兀术乘坐的“艨艟战舰”之类的故事。你可以知道，金国其实是制造业和造船业是非常发达的，甚至比宋人还要发达。虽然他们写歌词是写不过宋人的。
而温和败给残忍，这也是不一定的。一般情况下，温和是没什么坏处的；但是软弱和麻木不仁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人总是想等着钻空子和搭便车，不能承担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任由其退化和混乱。农人经常败给猎人，也不光是农人的战斗力不行，事实上农民比猎人多几十倍，几百倍，打不过猎人，一是他们缺乏组织，二是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生活方式的意志。因为他们可能在之前的社会里沦为失去主动性的准奴隶，主人换谁都一样。
事实上农人并不注定是软弱的，不是说农人就注定低猎人一等。农人说到底也是猎人的后代，人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境遇不同。如果农人进入边疆蓝海，他们也可以变成武勇的开拓者。好像东岸的美国人进入西部，就成为彪悍的牛仔。日本西部农民到了关东地区就可能成为武士大名。去东欧平原开拓的德意志农民，会成为容克军事贵族。罗马农民逃到海滩里的沙洲上避难，建立了航海立国的威尼斯共和国，称霸东地中海四五百年。
农人和猎人的生活方式，演化论的视角看，是两种演化策略。一种是短期稳定然而长期脆弱，另一种是风险较高但是蕴藏着爆发增长的机会。这两种策略的组合，形成的文明，是这个节目讲的城市的社会组织平台。他们的组合，构成一种职业分工，不是均质的，而是分层次的。
在现实中，猎人或者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组合是细节丰富的，不一定都是简单、残暴和一边倒的。罗马的建国神话中，他们的第一位领袖Romulus是一个羊倌，而且，据称他是弃婴，被母狼收养，他喝狼奶长大的。不用多说，你也知道，想必是羊倌Romulus胆子特别大，他对付狼很有一套，于是吹牛说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罗穆露斯，据说是被乡亲们从他的老家阿尔巴赶出来的。他大概是很有拼劲，带有黑社会大哥气质，你可以叫他罗哥。他和他的兄弟混在一堆光棍牧羊人中间，成为他们的领袖。后来，他们在台伯河边的帕拉丁山上修建了一座山寨。帕拉丁山，名字叫山，但是也就是三四十米高的小丘，山顶比较平坦，面积是400米乘以300米，大概十几个公顷的地方，今天中国随便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不止这么大。这座山丘的位置，当然不是随便选的，它西面是台伯河，另外三面，是和其他山丘之间的湿地和季节性的冲沟。所以它基本上是有天然的一圈护城河，你今天去世看不到这些水沟的，因为后来罗马人为了盖房子都填平了。
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古典时代地中海文明的最大中心。他的超常发育，是很有关注价值的。Romulus，只要他的遗体没有和名字或者标志性的器物一起被出图，他就是一个神话人物。但是，即便神话，也不是随便编的。他必然有其真实的背景。定居在一个山寨里，对于一个真正放羊的人，其实是没什么好处的。你要想有特别多的羊，就要找一个宽阔的山谷，逐水草而居吗。虽然历史故事里没说清楚，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罗哥的牧羊人队伍，应该不是单纯的放牧。他们周围居住着很多的农业定居部落。包括伊特鲁里亚、萨宾、萨姆尼特还有和罗穆露斯本人语言相通的拉丁人等等。romulus很可能也开辟了土地，招聘佃农，并且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也可能收取附近村庄的保护费。或者提供一些司法服务。要搞司法服务，就需要有强制执行判决的能力，所以罗哥应该很胜任法官的。此外，他们也可能和周围的人进行贸易、或者充当保镖、打手之类的工作。
在罗马的建国神话中，罗哥建城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酒宴上抢走一批隔壁萨宾村庄的姑娘做老婆。根据现在的法律，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强奸犯。但是在故事中，这似乎是一大功绩。然后，被抢姑娘的村庄和罗氏山寨发生了所谓的“战争”。当时已经意大利地区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双方应该有一些杀伤性很强的兵器，但是，战斗中似乎伤亡不大。最终，女人抢不回来了，大家成为亲戚的事实也无法改变。于是这个萨宾人村庄的人索性搬到了帕拉丁山隔壁的quirinal山，也就是今天意大利总统府那里，两个部落结成了一个山寨城邦。
罗哥的山寨城邦和水泊梁山一样，谁来投靠都欢迎。罗哥去世之后，国王大位，也不是传给儿子的，甚至也没有传给众羊倌兄弟。众好汉选举被抢姑娘的一方，萨宾人的后代，弩马为新的国王。你可以把他想象成晁盖死后大家推举宋江。弩马，确实也像宋江一样，在传说中，弩马不喜欢打仗，他以智慧和虔诚著称，是一位善于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领袖，教导罗马人尊重神、尊重生命。
我们看出，罗马的建国神话，是非常经典的。这里面猎人和农人整合没有那么纯粹的一边倒。Romulus代表猎人的武勇，而numa pompilius，是萨宾人，他们比羊倌好汉定居和从事农业的时间要长，更接近于农人部落，战斗力不如罗哥的帮派，在共生体的形成中，处于第二位，但是也不是完全被动。他们中的精英，至少可以竞争圣地的祭司、意识形态管理者的位置。罗马的建国神话的过程，就是文武张弛、交替领导的过程。所以农人，在共生体中不是注定被动的。他们得到祭司地位的机会很大。日耳曼蛮族政府了拉丁人，但是拉丁人把基督教注入日耳曼人，并且向欧洲北方传播。
而猎人和农人在形成共生体之后，会发生融合，甚至完全同化。猎人本来是保护人，是共生体的积极维护者。他们的形象是可怕又可敬的。但是，他们被农人同化，就有可能失去了他们的武士特征，成为贵族的空壳，显得多余和可憎。这意味着城市共同体的退化。也是传统城市共同体丧失稳定，走向破灭的原因。这个武德退化过程，在华北平原，一般特别快，多尔衮到乾隆，只需要100年时间，三四代人。再到耗尽灭亡，还可以坚持一百多年。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肥沃的原野上，也非常迅速的。从居鲁士二世占领巴比伦到亚达薛斯时代文化繁荣。是100年。再到大流士三世灭亡，也是100年的时间。而在丘陵地区，农牧混杂，商业和海洋元素比较丰富的地方，似乎可以慢一些。比如，罗马的案例，则慢得多，从公元前8世纪建国，到罗马帝国时期，退化到打仗主要靠蛮族武将，花了七八百年时间。或者在法兰西岛，从卡佩家族的武士取得王位，到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和贵族被市民抛弃，也是800年左右。
失去武士产生的秩序真空，会被其他人填补。候选人之一，是僧人、或者叫祭司。在乱世之中，僧人经常会自我武装，来维持秩序。就像嵩山少林寺类似的历史背景。
如果僧人集团特别成功，乃至于夺取天下。那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的种情况，他们留下城市，主要就是巨大的神庙，它们就是我们熟悉的luxor和卡纳克；
日本的所谓战国大名，本质上就是地主团练。在比较接近京城的地方，地主武装比较弱的地方。寺院的影响力超过了地主团练，也超过了官僚朝廷。形成大量百姓依附于寺院，乃至于形成城市。日本的大城市，大阪；他原来的主人，就是武僧集团，石山本愿寺。
在欧洲我们经常看到，和城堡一模一样的修道院。他们也算寺院组合自己教民，在乱世中生存的痕迹。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明教的起义军中发展出来的。只不过，朱元璋夺取天下之后，反而封杀了明教。如果他没有这么做，今天可能也会留下很多拜弥勒佛的土地庙，像天坛一样的马自达祭坛，或者被称为光明左使的孔子或者张天师。
除此之外，黑社会、基层民警，也有可能填补真空，成为统治者。涌现出刘邦、李自成、程咬金之类的豪杰。
更加直接的，是外来的武装殖民者，你说是征服者，或者蛮族移民都可以。不管叫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喜客索斯人、多利亚人、雅利安人、匈奴人、哥特人、法兰克人、伦巴地人、诺曼人、罗斯人、鲜卑人、马扎儿人、奥斯曼人、莫卧耳人、女真人，或者诸如此类的可能数以百计，重复发生的模式。新的猎人成为统治者，就会开始下一轮和农人同化的循环。
以上，是对猎人和农人共生互动的一些补充。

多利亚人之于迈锡尼文明

日耳曼人之于拉丁文名

诺曼人之于英格兰人

满清之于明国人

生物群落，大家一般都知道他是一个演化系统。

经济系统，也被当做演化系统来被认知。除此之外，计算机算法、人类的语言、审美偏好、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甚至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这些都被当成演化系统来研究。但是，城市——一个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场所，一个非常明显的演化系统——却经常被当成人的意志的创造，被认为是用蓝图画出来的东西。以至于研究城市的学科，被称为“城市规划“或者“城市设计”。仿佛城市被规划、被设计是理所当然的。沿着这种思路，人很容易失去理解城市的机会。 专业人士和决策者，会从个人的意志为出发点，制造很多蹩脚的城市。而如果你放弃规划的冲动，反过来把城市当成一个演化系统来考察，那你把城市知识化和结构化的机会陡增，而且从中汇聚起来的知识，也往往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用于诊断一个城市的问题，或者预测一个城市的进程。

同构三名胜

1）浅草寺——仲見世通

2）威尼斯——里亚尔托桥(Rialto)

3) 前门大街

-ton某某顿

Charleston

Boston

Washington

ton比较简单，就是town，城镇这个词的另一种写法，town周面加一个e，也是 同一个词。ton和town有的时候这两种写法可以互换。

比如charleston早先的拼写是charles towne，这两个词分开的写法。

一个词，为什么有不同的拼法？那种是对的？

能提出这种问题，就说明有一种普通话思维。认为一种语言是普通话标准音，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语言。事实上，普通话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定阶层，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政治目的，把一种特定的语言教授给原本不使用这个语言的孩子。经过一两代，普通化就会取代原来的族群使用的语言。

普通话，在语言学上根本不重要。

用一个族群的语言，经常随时间发生变化。更不要说不同族群之间的。

town这个词根，来自古凯尔特语don。词的来源，最早的意思，是一个围墙封闭的居民点。也可能是个小山坡。

中文，偏巧有一个“屯”字。也是地名结尾词，在中国北方比较常见，在南方基本没有。比如三里屯、皇姑屯之类。

因为古时候，北方有使用波斯语的居民是比较多的；突厥语居民，更多，而且突厥语族群和波斯语族群的交流也是比较多。

波斯语，是属于印欧语的。所以不能排除屯和ton是同源词。

查尔斯顿，是为了纪念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命名的。那么为什么不叫查理顿？而叫查尔斯顿？

这是一个典型的翻译问题。一个外文单词，经过不同的人，翻译成中文就会成为不同词。更何况，经常是从不同的语言翻译过来的，比如，同一个国王的名字，比如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如果从英文翻译，是查理；德文翻译的，就叫卡尔；西班牙语翻译的，就叫卡洛斯。

如果你搞不清这些，很可能认为他们是三位伟大的君主。

中国历朝历代，对各种外来词的翻译都呈现出这种现象。

Boston是一个英国林肯郡的地名，是以一位教波托尔夫的教会圣人命名。

Washington，据分析，是北欧移民，Wassa家族的名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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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

某某维尔

尼克基德曼演的电影狗镇Dogville

现实中，也很常见，Nashville, 猫王的地方；Knoxville，Lewisville, charlottesville，这些都是美国算比较大的城市。

Villa和villa, village是同源的，是拉丁文、法文的词根

villa，它原意并不是城市，而是一个乡村房屋，或者所谓别墅，就是一个地主，他的家可能在城里，但是他在郊外有一栋房子，是用来管理他的农庄的。

地主的房子，往往不是孤孤零零，而是周围有佃户或者其他邻居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一个村庄。甚至成为一个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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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s

波利斯

这是一个希腊文词根，所以他的分布更加的广泛。

东方的，伊朗的波斯古城的遗址，叫做persepolis，

利比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s，就是三个polis的意思，说明它是三个城市组合在一起的。黎巴嫩有同名的城市，也是这个意思。

雅典卫城叫Acropolis, 意思是高处的城市

美国人，也很喜欢用这个词根，马里兰州的首府叫Annapolis;

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叫Indiapolis;

明尼苏达的首府叫Mineapolis

Polis，他的意思是一个公民自治团体；政治这个词，politics讲的是公民团体自我治理的技术

Police，警察这个词，是一个Polis委任的执法机构

Polis有一个拼写的简写，拼成Ple

比如那不勒斯叫Naples，意思是新的polis；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意思是以君士坦丁命名的polis。和城堡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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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堡有关的，是Burg

美国有很多地名，比如葛地斯堡Gattysburg，德国就更多了，汉堡，纽伦堡，等等等等

有意思的是，中文，也用一个类似的读音，写成堡，读法，可以是bao, bu, pu, buzi，你如果纠结那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读音，那么你就太外行了。纠正读音，这就是一种语音霸权主义。普通话优越论。事实上，语音学意义上，语音变化是一种通行的语言现象，只有大家能听懂的读音，没有所谓正确读音。

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 中文现在说的堡，可能和英文的burg是同源的。这也不奇怪。东亚大陆的北方，自古居住着很多移动非常迅速的游牧民族，还有很多贸易商人。其中不乏印欧人，比如粟特人、波斯人等等。事实上，burg或者堡，西到葡萄牙，东到印度、孟加拉，各种语言里都是差不多的发言。

Burg，有很多变体。

比如，bury，不是草莓浆果的意思，它是burg的复数形式。Salisbury, Poundbury

bourg, 斯特拉斯堡

boro, 比如美国的greensboro；

他们都是一个意思。一个堡。

和burg同义词，borough 在英国，一个市民自治单位交一个borough, 每个borough在国会有两个代表

而burg，后面加上er。burger，这个词太重要了。他是汉堡包。

更重要的，他是说住在Burg城堡里面的人。在中文里，早有这个词，西周就有，叫做“国人”，就是城市人的意思。

burger，在法文里，拼成bourgeoisie。翻译成中文，叫做“布尔乔亚”。布尔乔亚，就是burger，就是国人的意思。

政治上，马克思同志，用它来称呼一个阶层。就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又把布尔乔亚，分成大中小几个品种。

burger，布尔乔亚，或者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拿了皇帝的特许状，在城里生活，不听封建领主的话，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伙人工商业者。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职业，或者一个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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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词，berg，英文里和城堡的burg，发言一样。但是，在德文或者北欧语言里发音不一样。念berg.

Berg在英文里是冰山的意思，但是在德语或者北欧语言里只是一座山的意思。叫这个名字的地名不计其数。

山上有城堡是很自然的事情，或者，城堡高出平地，和山也没什么区别。

比如在日本，城堡分两种类型，山城，和平山城。总之，城堡和山有很大关系。但是，berg和burg这两个字不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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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乔亚住的地方，是一个城堡，但是burg这种城堡的军事性质不强；

军事性质强的城堡，经常被叫做castle

比如纽卡斯尔Newcastle，意思是新的城堡。

也经常拼成-cester, chester, caster

Manchester，曼彻斯特

Winchester，温彻斯特

Lancaster，兰开斯特

这些词尾，都是一个拉丁词根，说明它是一个军事城堡，或者说是一个兵营

不限于英文，Castro，卡斯特罗这个名字，是西班牙文，就是这个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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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e在英国地名里面特别常见，一般直接翻译成“郡”，郡县的郡。

比如，Yorkshire，翻译成约克郡；Derbyshire，翻译成德比郡。Hampshire，翻译成汉普郡。

美国，有很多英国引进的地名，因此也有带shire结尾的地名，比如New Hampshire，翻译成新罕布什尔州。

New是新，Hampshire是汉普郡，但是连起来，就要翻译成新罕布什尔州了，这就是语言造成的认知障碍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和shire比起来，county在现代，尤其在美国多数州，是一个更加通用的行政区称呼。

county，有人把它翻译成郡，比如加州的orange county，一般叫橘郡，没有人叫橘县的。

按照秦汉王朝的郡县制的原意，郡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因为郡守管不过来下面的广阔的地界。于是发明县这个行政单位。

每个县有县令，他是官府体系的最下一级的法官。

美国的county，根据其标准化尺寸，一般是36英里乘以36英里的一个正方形。这个尺寸，骑马的人，可以早上天亮从家里出门，中午之前到政府或者法院。出席法庭或者其他活动，之后天黑前可以回到家。反过来，法庭传唤或者召集会议也可以当天解决。

这么看，美国的county显然和郡县制里面的县比较相似。

但是，county这个词，他的来源，和编户齐民的郡县制正好相反。

county的词头count，是欧洲的一级封建领主，中文翻译通称伯爵；vis-count，字面的意思是副的伯爵，中文翻译通称子爵。

count伯爵或者viscount子爵的领地，就是county。它不是一个郡县制下面的县，而是一个国，伯国。它的地位很像东周列国的诸侯，它名义上从属于某个国王或者有时候从属于公爵，但是经常是有他自己境内的最高司法权。

伯爵count或者第一级的子爵viscount的财产、领地管理权、包括他的头衔是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传给后代。如果他糟蹋自己境内的百姓，他自己和他的后代要承担经济萧条人口逃散的后果。伯爵不是县太爷这种流动的官员。

伯爵或者一个差不多的封建领主，在不同语言里，念法不同。法语拼写成Comte，比如弗朗什孔泰。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拼写也差不多。英国丹麦王朝叫的伯爵叫earl。伯爵红茶earl grey的earl。所以英国机油earl也有count。

德文叫Graf。

一个伯爵，如果他的领地在边境上，那他就很可能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边境，英语叫March，和行军是同一个单词。意大利语叫Marca，德语叫Mark，反正都差不多的，连波斯语基本上也是这个读音。一个管理March的伯爵，他就有可能被提拔为Marquis，中文翻译成侯爵。德文叫Markgraf，就是管理Mark的伯爵。一个Marquis，他比伯爵承担更大的军事义务。

如果你看地名里面，有Marc开头的词，那么这里就是某一个朝代的边境领地。比如意大利的马凯大区，马凯，或者也有人叫马尔凯，就是边境的意思。你看它在意大利中间，但是中世纪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领地之间的交接部。由几个侯爵来管理。

《公园讲座提纲》李谦 2018.7.5
五个角度理解公园
环境心理的角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社会学角度城市规划角度房地产的角度
最后，未来学的角度，留给大家的脑洞。
一 环境心理的角度
1) 如果我试图了解一辆吉普牧马人，我对它的日常进行了若干数据统计，我发现这辆车平均每天右转25次，左转只有10次，于是我的出一个结论——“牧马人很擅长右转，但是不太擅长左转”；大家都会知道我的这个结论应该是比较荒谬的。如果我研究了这俩车的设计，我又得出一个结论，这辆车它牵引力特别大，但是风阻特别大，开不快，特别费油；这个结论就稍微靠谱一点，但是这和真正的理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2) 如果，我要真正了解它，我必须回到它被设计之初的环境，了解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设计的。它是为了穿越复杂地形，需要可靠性。这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对吉普车的理解。
3) 对于今天的话题，公园，我们要理解公园，理解这其中有什么要素是受人欢迎的，一般不能仅仅从今天城市人的处境来理解。因为人的天性有更古老的起源。环境心理学的分析，经常要回到原始状态的人类，或者通过孩童来观察。古人说的极乐净土“阿卡迪亚”，牧人生活这里面有什么要素？/溪流，山泉，孩子在溪水边玩耍；是更加安全可靠的水源，比沼泽池塘好；/鹿群，猎物；羊，驯化的牲畜，不需要干太多活就有吃的；/大树，稳定的地址水文标志；/比较低矮的草地，虎豹狼虫无法隐匿；/起伏的地形，易于躲避水患，历史悠久的聚落，几乎没有在一块平底上的。/神庙，画中或许跑题的事物，共同体的存在，这些社会动物，他们不是处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儿童的天性，热衷于野外、草木、小溪、小动物自然状态的人类的天性，对自然环境的识别能力，DNA中传承的重要本能；友善环境承载的地理信息。丰富可靠的生存资源，稳定的地质水文环境。人需要对其有天生的识别能力。友善环境传递的信号，对大脑的影响，对内分泌的影响和行为的影响
少许的坡度必不可少，古老的名都无不具备阿卡迪亚的山水禀赋，证明着人的直觉今日城市人，古美门律师 ；“三大讨厌”“讨厌农村，讨厌郊游，讨厌大自然”。自然环境已经无法指挥其大脑产出多巴胺了。这不失为一种戒断。
古人说的极乐净土“阿卡迪亚”，牧人生活思乡之情和忘怀之情友善环境的戒断和替代没有树的冰岛，没见过植物的爱斯基摩人，沙漠包围的阿布扎比今日城市人，古美门律师十四街以下的纽约人网游中的“阿卡迪亚”
二 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中世纪有没有行道树？如果有行道树会是什么命运？公地的悲剧中世纪是从罗马的废墟上，自发秩序的重新生成，类似于老子和孔子他们向往的，小政府的时代——维持最低限度的公产的城市共同体
私园——思乡之情的排解帝王园林：鹿苑，deer parks, 圆明园， 海德公园，凡尔赛，威尼斯的皇家花园，Tivoli士绅园林：苏州园林，Dumbarton Oaks, 教会园林公墓/射击场：Washington Park, Cincinnatti, the Commons, Boston城墙：周期性排洪场地：Campus Martius, La Alameda, Seville, Campo, Siena绝对君主和大众民主的因应相生帝王和市民的结盟，让渡私产园林为公园的君主北美殖民地，大众民主和社区自治，社区公园的摇篮伦敦式私有园林，慕尼黑式分包园林，黄埔公园的传说
公共开支和公共工程挥霍公产和民粹主义公园的被占据的被动福利社会福利与生产发展的赛跑
三 社会学角度
男士的进深套装和女士的长指甲，不事劳动的阶级标志郊区化，降低效率，提高成本而造成的阶级屏障乞丐无法生存的花园郊区，中产国中国公园，即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也是原始价值的回归运动场，传统武德的守护者Piazza Santa Croce, 佛罗伦萨的社区战场公园，未来领袖发源之地
四 城市规划的角度
4万-7万人/平方公里，2-5平方公里以内的中古商业都市，高密度和自然的包围——西耶纳，佛罗伦萨，江户银座，大阪南船厂当代超大都市和公园，Olmsted高公共价值的园林典范：费城、纽约什么让公园更可贵公园模拟野外，缺侵蚀野外的悖论控规绿化，从廉价的福利到昂贵的奢侈品地内绿化，波特兰的0，到中国的30%在1公顷土地上，容积率2.0，30%绿地的价格：太原，5000万元，8.3万元/人；北京大兴区，4.35亿，72.5万元/人；苏州，两者之间绿化精致化的必然
五 房地产的角度
土地品类和A/U价值理论

Leon Krier

卢森堡大公国

Albert Speer

“欧洲城市，the European City”

小国寡民

低成本政府

新古典主义建筑

涉及问题：

1）人车分流

2）城市设计的空间颗粒度问题

3）文献翻译质量低劣的问题

4）理性不及的问题

5）青年在野党的妄想

6）只有利益相关方才应该决定土地的命运

7）自然监控，低成本的共同安全

8）高层建筑乐观派和高层建筑悲观派

9）好城市信息量高

10）大尺度上多元，小尺度上单纯

11）铁路的分隔作用

涉及问题：

1）带状绿地的效率优势

2）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

3）封闭社区即古老又时髦

4）共同体认同和封闭社区

5）柯布西耶的菁英意识

6）通勤成本和劳动剩余有关

7）道路、产业的负面和正面外部性

8）交通规划即解决多模式均好的问题

9）马车时代的道路在当代的适应性

10）工具的使用大于工具本身

主题：谈陆地和公共空间

讲座分段贴出。

本章节讲：Charter的历史背景，一次大战前后全世界剧烈的城市化，医疗的落后，城市基础设施的落后；关于计划和自发的讨论；关于空间和阶层的讨论；关于棚户区的讨论

名词：Gropius 格罗皮乌斯，德国建筑师Bauhaus 包豪斯，二战前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学校megastructure 巨构Corbusier 柯布西耶，瑞士法国建筑师Cumbernauld 苏格兰城市，郊区新城，1950年代开始开发Barbicon 伦敦1960年代开发项目Brazilia 巴西首都，1960年代开发IFC和炮台公园(Battery Park City) 纽约下城西岸港口的开发项目刘家琨 中国当代建筑师Steven Holl 美国当代建筑师

香港VS深圳

San Diego VS Tijuana

北京VS燕郊、固安

内城VS城关 

边境小工厂maquiladora，在深圳、Tijuana都何其发达

关厢又是何其的热闹

人为的边界的两侧，本质上是法律制度的不同。不同的法律辖区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体现在城市发展的图案上。不同的法律环境，导致两边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

美国这边有资本、有技术；墨西哥这边有贫穷的劳工。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进入墨西哥方便，而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则受到法律限制。于是，资本、技术和劳工在边境上墨西哥一边更大规模的集中起来。深圳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