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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林昭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为纪念这位因呼吁民主而蒙冤近三十年的思想者，《波士顿书评》刊出艾晓明在十二年前对黄政先生的访谈和她的按语《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同时附上未曾公布于世的黄政平反判决和迟到的讣告。

黄政的名字和证言曾收录在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通过以下访谈，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林昭蒙冤的案中案。回顾他的思考和公安利用线人酿造冤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原文于12月23日首发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12月25日凌晨被删。此为波士顿书评艾晓明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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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載，1271年，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1324）隨著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地中海東岸啟程第二次東行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並且服務於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此後幾百年，《馬可波羅行紀》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的最重要的知識來源，甚至一度是唯一來源。

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Macartney）率約700至800人使團（正式登陸北上者約95人）訪華，攜大量科技禮品，欲祝賀乾隆帝八十三歲壽辰並拓展通商。使團要求開放更多口岸、減稅、駐京公使、租借小塊土地，均遭拒絕。清廷視英為「朝貢」，堅持三跪九叩禮（英方僅單膝屈禮）。乾隆帝敕諭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僅允廣州一口通商。使團於1794年無功而返。此次外交徹底失敗，打破英國對「富庶中國」的幻想，成為隨後鴉片戰爭的重要前因。

如何從更廣闊的世界背景（尤其是內陸歐亞背景）來看中國歷史上的這兩起中外交流事件和其間的這段歷史呢？2025年8月，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蔡偉傑的《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文集大多為蔡偉傑教授從自己專業出發，為內亞歷史研究領域之新近學術著作所寫的書評。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在評論本書的時說道：「論寫作者的知識準備、學術視野以及在各論題上的思想深度，可以說在華語學術圈，很難找到比蔡偉傑更合適的人選。雖然所收文章都是作為書評、專題介紹和學科評述而寫，但由於作者自身的學術條件，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專業水準，非泛泛科普文章能比，對專業研究者來說亦屬難得的資訊來源。」

近日，書評從中國與世界的角度出發，連線採訪了蔡偉傑教授。文字根據採訪錄音整理，經蔡偉傑教授審定。

黎智英一案，法官宣佈了長達855頁的判詞。這恐怕是傅柯的《懲戒與規訓》的最生動的註腳（香港獨立媒體法庭線 The Witness對這篇判詞進行了詳細的解讀。）黎智英的不認罪與不服從，以及眾多在監獄中的抗爭者，或許，這就是如今香港的最大悲劇所在，這也是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精神所在。當安提戈涅憑——這位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民不服從者——個人良知與國王的律法對峙之時，黑格爾稱之為「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壯麗的形象」（《哲學史講演錄》）.

In the Jimmy Lai case, the judges delivered a verdict spanning 855 pages.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vivid footnote to Michel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The Witness has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judgment.) Jimmy Lai’s refusal to plead guilty and his act of disobedience, along with the many resisters currently imprisoned—perhaps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ong Kong today, and it is also the very spirit of Sophocles’ tragedy Antigone from 441 BC. When Antigone—the earliest civil disobedient in human history—stood in opposition to the king’s law on the basis of her personal conscience, Hegel called her “the most sublime figure that has ever appeared upon the earth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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