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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早幾天，有位好朋友（應該說是知己）對我說：「想不到你對地緣政治的理論家也有興趣（大概是這個意思）。」

話說回來，這個朋友如果開 YouTube 頻道，絕對是天王巨星級數，但他選擇了神隱。至於他是誰呢？對心水清的朋友，他的名字呼之欲出，但如果不是他老哥自己「蒲頭」（露面），我也只好賣個關子。

回正題。究竟為甚麼我會關心地緣政治呢？一直以來，我對政治的興趣主要是兩個範疇：一是很微觀的政策，二是很宏觀「離地到不得了」（極不貼地）的政治哲學。中間我是沒有興趣的。地緣政治既不哲學，也不政策。

但經這位好朋友一說，我突然想：「以前我的確很少說地緣政治。」停一停、想一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更關心下一代的未來。」

其實對我們這一代四、五十歲的，要「發圍」的，早就發了；想上位的，也都上了；仍在掙扎求存的，亦很清楚自己的生存之道。

但對於下一代，我總是覺得有覺很多難以預測的地方。

如果說「天時」，有些大趨勢是不難預見的；例如接下來的日子，很大可能會面對長期的滯漲，而且財富、收入更加集中。這一點不用風水師跟你講十年八年之後的事，大家在可見將來也會見到這些現象更加浮面。

最難去預測，反而地利。

我經常都說，人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甚麼時間、甚麼地方出現。在甚麼時間出現，我們控制不了，但是在甚麼地方出現，絕對是一個選擇，而且是最重要的決定。

究竟我們應該到甚麼地方生活？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例如加拿大、澳洲？還是去一些有制度優勢的地方？例如美國，甚至乎英國？

我知道一這樣說，一定有朋友說：「英國你都覺得有制度優勢？」我明白的。甚至乎美國生活的朋友可能都說：「美國還有制度優勢？」其實如果這樣說的話，難道說瑞士嗎？或者北歐嗎？其實很明顯，越難去的地方，就越有它的原因，為何門檻定到這麼高。

但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在我們的選擇裡面，究竟要怎樣去選擇呢？

如果純粹說天然資源，也要看產業是不是真的可以配合到中、下游。如果不是，你純粹有天然資源是沒有用的。關於地利，另外一個我最要考慮的是地緣政治，也就是人類文明千百年來都解決不了的糾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神奇國度和多少個國家有領土或者海權的紛爭？我就這樣粗略地數一下：印度是一個核武國家；越南、日本、菲律賓、不丹、尼泊爾，此外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其實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你就會想一個問題：假如中國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方發生有戰爭的問題的話，結果會是怎樣呢？結果會不會其他地方一直有的糾紛，由穩定的狀態變成一個不穩定的狀態呢？

今天早上，我分享了一些關於日本和中國關係的觀點。其中提到日本都可能要走向修憲，甚至會變成一個核武國家。當然有很多「小粉紅」就很不滿意，然後留言就說：「利世民，你不知道日本侵華期間……」然後下刪一萬字。

但我想說，在這些小粉紅的認知裡面，他們認識的日本永遠都是「蘿蔔頭」侵略者，而他們自己眼中的天朝大國，就是世世代代都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教化蠻夷，令四海歸順。其實容許我岔開話題一點。如果大家見到他們這種層次的無知，就知道為甚麼我對那些「榕樹頭講故佬」的歷史觀是這麼痛恨。

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無知就是缺德。

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有長期的被迫害妄想症，但同時他們又覺得，自己作為天朝大國，是最有歷史、最優良的文明，偏偏過去百年屈辱，只不過是因為其他國家船堅炮利。中國人的驚恐症，加上自卑又自大的不平衡，就建構成他們的國際視野；仍然用十九世紀那種思維：「若不是征服人家，就是被征服」的觀念。或者我曾經講過，這就是「契弟論」：「你不想做別人的『契弟』，就要人家做你的『契弟』。」

這個也是為甚麼，那麼多國家是如此防範中國。

可能有些小粉紅說：「你說謊！中國和俄羅斯已經是『無上限友誼』。一帶一路國家都不知道多麼歡迎中國的資金！」

小粉紅的認知，甚至乎是主流的大外宣，都會這樣跟大家說。

我又不知道這班小粉紅或者各位有沒有想過，目前世界各國都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之下，天朝大國的觀念與人家的自主自決有多大矛盾？甚至乎好像巴基斯坦那樣，都一樣有恐怖份子襲擊中國的基建、中國的建築工人。有沒有人問過究竟是為甚麼？

另一邊廂，美國退場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明顯見到，美國在海外的存在（presence），尤其是軍事上，總是吃力不討好。相反，美國的商業或者文化，反而更加有效地去宣揚美國的軟實力。

所以，假如今時今日的中國認為自己有能力做到美國做不到的事，可以平衡亞洲這麼複雜的環境的政治力量，我只會說一句：「祝你好運。」

現在的國際局勢、地緣政治，美國其實嘗試去退出他控制不到的範疇；這種退場的現象，其實你可以說是由 1970 年代「尼克遜衝擊 」（Nixon Shock）之後已經開始。雖然當中有些日子，美國對外的介入是多了；例如冷戰結束之後的十年，美國在索馬利亞、南斯拉夫等等的地方，有很多維持和平的行動。但是那些維持和平的行動，都是以聯合國名義，由多國維持和平部隊，不只是美國。

真正的轉變是九一一之後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那段日子其實也是大概幾年之內。美國花了八萬億美金之後，其實也意識到「過度擴張」（overreach），沒有辦法長期維持在80個國家有駐軍。 所以甚至乎在奧巴馬年代，已經在計劃從海外撤回駐軍。但正如剛才所說，其實在1970年代， 美國已經推展「防務地區化」，也就是說透過不同地方的國家，自己去防範另外一邊陣營的擴張。 這種做法當然有利有弊。對美國來說，負擔少了，但是變數也多了。現在美國要求北約（NATO）成員國自己負擔防務經費，又或者日本負擔自己的防務經費；甚至臺灣，背後理念也是同出一轍。

回到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如果你問我，現在最大的變數在哪裡？我一定說是中國。

很多人直覺想到臺海；但我會說：「變數又何止於臺海呢？」

從最基本的分析，假設臺海真的出現了變數，周遭的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會不會有一定的變化？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反而認為臺灣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

究竟冷戰2.0的結果會是怎樣呢？

在冷戰期間，沒有甚麼出現新的民族國家，沒甚麼出現新的民族自決的運動。一直到冷戰結束之後，突然之間多了很多民族自決的國家出現。

冷戰2.0的結局，我相信應該也是差不多；更正確的說，那是某一些統治者最不想見到的局面。

順帶一提，冷戰也沒有完全令蘇聯解體。俄羅斯目前的統治框架，其實源自於蘇聯；應該說，蘇聯和俄羅斯互為表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冷戰1.0之後，俄羅斯繼續對周邊國家有一定的影響力；雖然不再叫蘇聯，但是仍然維持著某個程度上的權力結構。

冷戰2.0又會不會令到這個瓦解是更加徹底呢？

冷戰1.0末年，某些國家「大步檻過」；這些統治又會不會在冷戰2.0出現一些改變呢？

最後可能有人會問：「利世民，你是不是仍然相信所謂的歷史終結論？」

換句話說，就是我會不會相信，某些體制比另外些體制更加優越？

我會這樣回答：「其實從過去的歷史我們都見到，某些體制絕對比起專制是更加有抵抗力、更加能夠承受逆境、更加能夠承受衝擊。」

有些人希望因為全球秩序出現衝擊，權力洗牌；亂，他們的祖國就可以乘勢而起，偉大復興。但認為如果真的出現重大的轉變、重大的衝擊，最終也只會對本身抵抗力比較薄弱的政制體制造成更大的威脅。

但歷史是現在進行式；未來的會發生甚麼事，我們唯有就是等未來的歷史去作出一個結論。

問：澳洲政府如何評估不同類別移民的終身財政影響？

答：澳洲財政部透過名為FIONA 模型，以2018至2019年度獲得永久居留的移民為樣本，計算他們從抵達澳洲起至預期壽命結束時，在稅收、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方面的金錢流入和流出，並使用5%的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進行計算，以評估其對公共財政的淨貢獻

問：哪一類移民對澳洲公共財政的貢獻最高，哪一類最低？

答：根據Fiona模型的計算： 貢獻最高的是僱主擔保的移民（Work Visa），淨貢獻值為正55.7萬澳元。 貢獻最低的是人道簽證（難民），政府平均每人需倒貼約40萬澳元。 配偶依親移民的淨貢獻值為正4萬多元，仍有盈餘。

問：為何一般澳洲居民會呈現財政倒貼？

答：一般澳洲居民在退休前繳交的稅款（約53.5萬澳元）少於政府花費在他們身上的醫療、教育等福利（約62萬澳元），導致每人平均倒貼8.5萬澳元。這反映了政府在基本福利方面的結構性支出大於個人稅收貢獻。

問：除了永久居留移民，臨時簽證持有者對澳洲財政有貢獻嗎？

答：有。臨時簽證類別普遍對政府有正面淨貢獻，例如：臨時技術簽證淨賺3.8萬澳元，畢業生簽證淨賺7,800澳元，就連打工度假簽證（Working Holiday）也能淨賺2,000澳元。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澳期間繳交稅款和社會保障，但獲得的福利較少，且最終會離開澳洲。

問：投資移民（黃金簽證）對澳洲公共財政的影響為何？

答：黃金簽證申請人被評估為淨貼12萬澳元，與部分家庭團聚移民的虧損情況相似。

問：人道移民（難民）在長遠而言是否必然拖累社會財政？

答：雖然短期數據顯示人道移民的財政成本最高，但根據美國越南移民社群的經驗，第二代難民往往能透過努力讀書和創業，實現向上流動，其家庭收入和財富可高於一般本地家庭。這表明一個社會的經濟流動性是影響難民長期貢獻的關鍵因素。

問：除了移民政策本身，還有哪些因素導致社會財政出現問題？

答：過度擴張的社會福利是一個根本問題，它不僅導致國家結構性財赤，還可能吸引以「找著數」為目的的人士。此外，資本回報集中的經濟環境，也使得新移民難以像過去一樣透過小本創業實現向上流動，影響其長期經濟貢獻。

【大寶雪梨來鴻 Substack】 https://cheungtaibo.substack.com

問：由於美國官方數字缺失，IMF對美國經濟評估面臨什麼困難？

答：由於過去一個月美國很多官方經濟數字無法搜集，導致IMF難以做出準確評估和有意義的預測 。

問：在缺乏官方數據時，可以透過哪些非官方數字來推斷美國的經濟狀況？

答：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數字，因美國對貨品需求的疲弱會體現在這些國家的出口表現上，特別是對美國依賴度高的國家 ；另一個參考是零售商如 Target 和 Walmart 的季度業績，涵蓋了「返校季」（Back-to-School Season）的消費需求，能反映本土經濟狀況 。

問：IMF對美國下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如何？

答：IMF用僅有的資訊判斷美國下半年面臨明顯的增長壓力，預計第四季增長將放緩至1.9% 。

問：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是什麼？若排除此因素，整體經濟狀況如何？

答：今年美國主要的經濟增長來源是固定資本的投資，尤其是AI相關範疇；撇除這些數字，其他非AI相關範疇早已出現近似衰退的環境 。

問：除了經濟衰退外，美國面臨的另一個主要經濟風險是什麼？

答：除了衰退之外，美國也一定程度上面臨通脹風險，儘管目前暫時受壓 。

問：衡量長期通脹最有效的指標是什麼？ 答：最有效的指標是長期利率，即10年期和30年期國債利率；目前來看，美國的長期通脹壓力是受控的 。

問：哪些國家的出口數字反映了美國對貨品需求的疲弱？下降幅度如何？

答：加拿大、英國和中國的出口數字均轉弱 。

* 加拿大：對美國出口在2025年上半年已下降1.4%，由6月開始數字明顯轉差 。

* 英國：對美國出口今年已下降5.9% 。

* 中國：對美國出口在2025年上半年下降了10.7%，8月更出現單月三成以上的下降 。

問：受美國需求疲弱影響最明顯的消費類別有哪些？

答：通常是消費類別，包括電子產品、傢俱和玩具，這些範疇的跌幅約在25%到35%，反映了一般消費者行為上的改變 。

問：面對經濟逆轉環境，美國和世界各國政府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

答：美國提出了將關稅收入發放給每個家庭或個人2000美金的建議 ；維珍尼亞州州長Youngkin 在選舉前提議向選民退還400美金財政盈餘 ；日本政府和英國政府也考慮或計劃用財政手段補貼市民或企業 。

問：政府舉債發錢對社會造成的長期影響是什麼？

答：舉債發錢雖然短期內增加了市場上的所謂現金，但其實是一個長期的社會負擔，其代價是長期利率的上升（即債息上升）。

問：總結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是怎樣的？

答：現在正進入一個低增長、高通脹的環境 。

問：個人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應該如何準備？

答：不是建議買什麼東西保值，而是要開源節流，並分散收入來源（diversify income），這才是管理風險最重要的步驟 。

加拿大的處境

* 加拿大正處於一個愈來愈不穩定的世界。美國的政策愈趨單邊主義，國際關係變得更 Transactional 與「多極化」；社會變化的節奏遠超政府的應變速度。

* 加拿大以往的優點：「穩定、文明、包容」；仍然是社會資產，但同時亦造成「制度緩慢、過度依賴美國、以及傾向被動」。

* 當前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將加拿大制度上的「可靠」轉化為「具執行力」；保持國家值得信任的品格，同時建立快速決策與執行的能力。

* 對加拿大民眾而言，轉變亦將反映在個人生活開支與稅收、工作（產業結構變化）及社會（教育、房屋、醫療）。

* 未來，最重要的不是預測，而是準備。

加拿大人的觀點（一）：國內情況

* 經濟：小型開放經濟體；貿易佔 GDP 約三分之二，出口超過七成流向美國。生產力增長長期偏低，長期投資成本上升。

* 產業：仍以「資源」與「分公司經濟」為主；學術與科技人才充足，但「創新商業化」及「規模化」不足。

* 國家：法治健全、信任度高，但審批與省府協調緩慢。國防建設（北極、網絡安全、軍備採購）追不上現實需要。

* 社會：高移民率維持人口與增長；但對房屋、基建與醫療造成壓力。生活成本高漲，政治兩極化風險增加。

* 財政狀況：總體穩健，但若經濟放緩或國防與基建開支持續上升，財政空間將被侵蝕。

加拿大人的觀點（二）：國際環境

* 美國：跨黨派的經濟民族主義抬頭，關稅與「美國製造」政策成為常態。雖仍維持北約與 NORAD 合作，但對盟友要求更高。

* 多極化世界：美中競爭深化，全球分成多個經濟安全圈；中型國家要靠靈活聯盟（如CPTPP、印太戰略）維持平衡。

* 能源與氣候：全球對加拿大關鍵礦物、清潔能源、穩定供應的需求上升，但能否批核、投資與興建是關鍵。

* 科技競爭：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與綠能供應鏈正在形成新標準；規模與速度成為決勝條件。

* 北極局勢：冰融開啟新航道，引發俄羅斯與中國介入，加拿大需急速加強防衛與基建。

Mark Carney 自由黨政府的取態

* 多元化出口：提出「十年內將非美出口倍增」的目標

* 關鍵礦物與能源轉型：由出口原料走向中游加工與高附加值製造。

* 增加國防支出：逐步回應北約與北極防衛的現實需求。

* 住房政策：開始承認房屋是民生核心議題；成立 Build Canada Homes

政策執行的挑戰

* 「講咗當做咗」：政策與落實時間差距過大；政府「願景」與「部份民眾」切身體驗脫節。

* 仍美國寄望一定程度上受規則約束，忽略建立長期「州級遊說」。

* 住屋供求錯配：因資本短缺及政策因素（包括重建、新發展等），移民人口增長快過城市發展。

普遍加拿大民眾的感受

* 支出：租金與供樓成本高，稅率上升，公共服務（醫療、教育）未見明顯改善。

* 就業：雖然見建造業、能源、國防與數碼產業具潛力，但入行困難。

* 生活：安全感下降。

三個未來情境（2026–2035）：最好

* 美國：重建盟友關係，但繼續傾向保護主義。

* 全球：多邊合作回暖，科技投資旺盛。

* 加拿大：成功改革產業，建立數個關鍵礦物加工區；國防聚焦北極與網絡；非美出口比重提升至四成以上。就業受惠於能源、製造、科技與基建等產業，城市發展因資本與改革等因素而得到舒緩，住屋問題一定程度得到改善，生活成本穩定；稅收雖然略增，但公共服務水平明顯得到提升。

三個未來情境（2026–2035）：最壞

* 美國：政治對立進一步惡化，關稅與貿易戰反覆。

* 全球：地緣衝突頻仍，供應鏈混亂。

* 加拿大：出口多元化發展停滯，出口省份失業上升，實質工資停滯。移民壓力，住宅價格繼續上升，與民眾收入距離進一步拉闊。通脹與保險費高企，公共服務萎縮，政治分裂與民粹抬頭。可投入發展資本更短缺；科技、國防等範疇發展更進一步落後。

三個未來情境（2026–2035）：最有可能

* 美國：繼續強勢，但關係更 Transactional（交易化）；盟友需要分攤成本。

* 全球：地緣風險常態化，北極逐漸軍事化。

* 加拿大：改革有限度成功，局部產業突破（電池、糧食、科技），出口稍為更多元化，但一半以上口仍然依賴美國。技術勞工有穩定收入，但中產壓力仍高，住宅價格仍然偏高，稅務支出持續增加以應付防衛與基建。

加拿大人的對應態度（不論是最好．最壞．最有可能情景）

* 政治與公民生活：關注效率改革；尤其是省級與市級政策（教育、房屋、交通等直接影響生活的範疇）。

* 了解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認識自己所在行業與美國政策的「連動風險」。

* 就業方向：建造、礦產加工、能源、農食科技、國防與網絡安全。可轉職技能：Project Management、Compliance、數據分析、語言能力（英法雙語＋亞洲語言）。

加拿大政府的 No Regret 策略

* 價值鏈主權：支援中游生產；改革並加速以下範疇發展：關鍵礦產、能源、國防、交通運輸。

* 建立「五十州策略」：直接與美國各州政府與商界代表建立網絡。

* 改革城市發展：包括市區重建、新城市。

* 發展國防民用「雙用途」（Dual Use）產業投資：北極監察、網絡、太空及海底基建。

問：美澳簽訂稀土協議背後的國際部署是什麼？

答：美國特朗普政府與澳洲阿爾巴尼斯政府簽訂稀土協議，同時也與馬來西亞和日本簽訂，旨在建立一個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的稀土替代供應鏈 。此舉是為確保在中國實施禁制時，仍能透過其他途徑獲取關鍵稀土元素 。

問：稀土的開採與提煉過程有哪些步驟，其中主要的環境疑慮是什麼？

答：稀土的處理程序大致分為：開採、破碎（crush）磨碎成小礦石、根據礦產含量分類，以及最污染的部分；以化學藥劑（如鹽酸）溶解、水取分離 。後續的精細分離過程會產生不同類型的稀土氧化物 。

問：在美澳稀土供應鏈中，澳洲和馬來西亞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答：以 Lynas 等公司為代表的供應鏈中，澳洲主要負責稀土的開採和初步分解（如破碎） ，如在西澳的 Kalgoorlie 進行；而污染最強的溶解、水取與精細分離階段則轉移到馬來西亞 ，形成一條分工明確、規避高污染環節的產業鏈 。

問：除了稀土，哪些關鍵礦產受到國際關係的影響，其主要用途為何？

答：鋯（Zirconium）是被美國列為關鍵礦產的非稀土元素 。由於其熔點高、耐腐蝕、硬度高且不吸收中子等特性 ，它被廣泛用於軍工企業，例如包裹核燃料棒、核動力潛艇反應堆外殼、以及製造火箭和飛彈等在高溫下不會燒穿的陶瓷與合金 。

問：澳洲的關鍵礦產出口存在什麼國安漏洞？

答：澳洲廣播公司的調查節目揭露，儘管澳洲與美國結盟，但中國背景的公司已滲入澳洲礦場的擁有權 。例如，Image Resources公司，其大股東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 ，將鋯出口至俄羅斯，而澳洲的貿易部或海關難以追蹤下一手買家將其用於軍用或民用（Dual Use），形成了國安漏洞 。

問：澳洲在面對中國這個最大的貿易夥伴與最大的安全焦慮來源時，有何兩難處境？

答：澳洲面臨的挑戰是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矛盾 。雖然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但同時也是最大的安全焦慮來源 。在軍工原材料出口問題上，澳洲國防部長曾表示，即使澳洲不賣給中國，其他國家也會賣 ，反映出在經濟利益面前，國家可能選擇對軍民兩用產品的追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此外，澳洲民眾對廉價進口商品的傾向，也反映了對國家安全問題的關注度不如生活便利和經濟效益。

問：美國政府「停擺」這一現象是從何時開始出現的？

答：政府停擺並非一直存在，而是自1976年美國政府修訂法例之後才出現的。該法例限制了當國會與行政部門無法就預算達成共識時，便會發生停擺。從那時起，停擺成為一種政黨間宣洩政治主張的工具。

問：自1976年以來，美國政府總共發生過多少次停擺？

答：從1976年到現在的49年間，美國政府共發生過18次停擺事件，平均每三年左右發生一次。近年的停擺無論是持續時間還是頻密程度都有增加的趨勢。

問：美國政府停擺對聯邦僱員和一般民眾的影響有多大？

答：雖然聯邦政府有數百萬僱員，但直接停薪留職或放無薪假的人數約為80萬左右。此外，有部分人如航空交通指揮員，在停擺期間仍需工作但沒有工資。對於一般美國人而言，由於消防、警局等公共服務大多屬地方行政範疇，受到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小，但部分聯邦服務或持有聯邦政府福利的人士則受影響較大。

問：歷史上最長和最短的停擺分別發生在什麼時候？

答：截至目前，最長的停擺事件是2025年的停擺，打破了2018年至2019年為期35天的紀錄。而最短的停擺則發生在1982年，僅持續了一天，當時的原因是議員們為了參加白宮的燒烤活動而延後了撥款議案的討論。

問：政府停擺對經濟，尤其是旅遊業造成了哪些影響？

答：旅遊業是停擺中最大的輸家之一。以2013年停擺為例，美國國家公園局估計遊客支出損失了5億美金，影響了45萬個旅遊相關的工作職位。史密森尼博物館群損失了100萬遊客，以及約400萬美元的商店和餐飲收入。2025年的停擺單是一個週末就導致了7200架航班取消。

問：停擺事件結束後，美國股市的表現如何？

答：停擺對股市有一定影響，但更明顯的現象是，停擺過後股市通常會表現良好。例如，1982年停擺後100天內，標普指數上升了兩成；2019年政府重啟後，標普指數在一年內上升了36%。

問：導致2019年政府停擺結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答：2019年停擺最終結束的導火線是航空安全問題。當時，由於空中交通指揮員因長期沒有工資而紛紛請病假，導致大量航班停駛，甚至出現安全考慮，最終迫使政府讓步。

問：特朗普政府積極研究推行的五十年按揭有何主要爭議？

答：支持者認為能幫助首次置業者（尤其是年輕人）更容易買樓。反對者則認為五十年按揭是「一個伏」，會增加金融風險。

問：五十年按揭與三十年按揭在供款和利息上的客觀差異有多大？

答：每月供款方面，五十年按揭比三十年按揭約少百分之十五。然而，若以年利率五釐計算，五十年按揭全期累積下來所繳交的利息，會比三十年按揭多出百分之八十四以上。

問：推行五十年按揭政策會增加哪些風險？

答：所有旨在幫人上車的政策都會令風險系數增加。一方面，銀行面臨的不良資產風險增加；另一方面，置業人士若供不起樓，將承受放棄房子的最大損失。最終，銀行風險可能透過央行和寬鬆貨幣政策轉嫁給大多數人。

問：除了幫助買家，五十年按揭政策的主要得益者是誰？

答：最明顯的得益者是銀行業，因貸款年期拉長，可獲得更長期的利息收入，且相對容易的上車條件能帶來更多貸款生意。房地產發展商也會從市場流轉增加中受益。此外，提出此建議的聯邦房屋融資局局長本身具有地產發展商背景。

問：政府推動五十年按揭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答：目前三十年按揭年期，與政府發行的最長年期債券（三十年國庫債券）其實有莫大關係；所以根本原因可能是美國政府希望透過促進市場推出五十年的產品，藉此令更長年期的政府債券變得更有存在意義。推動五十年按揭有助於政府將其資產負債管理期限拉長，也是應對聯邦政府結構性財政赤字問題的折衷方案之一。

問：長遠而言，如何解決大城市房屋難以負擔的問題？

答：房屋難以負擔是收入增長追不上資產價格增長的宏觀經濟問題；實質是生產力增長側重在資本的結果，最終的解決之道是累積資本，以及改善社會整體生產力增長的不平衡問題。

標普500指數（S&P 500）屢創新高，但多項傳統估值指標（如巴菲特指標和 Shiller-CAPE Index）卻發出了泡沫的警示。

表面上的繁榮，並非基於整體經濟的全面改善，而是高度集中於少數幾家大型科技公司，即所謂的 Magnificent Seven 或「八大權重股」。

股市估值的兩極分化與潛在危機

從數據分析，美國股市的總市值除以 GDP 的比例已逼近或超越科網泡沫時期的水平，顯示整體估值過高。更關鍵的是，今年以來指數的漲幅絕大部分由這八間巨頭所貢獻。這種極度集中的趨勢造成了市場的兩極分化：當大盤指數創新高時，市場中超過八成的股票價格卻可能正在下跌。這表明，傳統行業和中小企業正承受著巨大壓力，經濟活力的表現極為不均衡。

這種單靠少數企業拉動大盤的現象，使得整體市場面臨更高的系統性風險溢價（Risk Premium）。一旦這些權重股的盈利預期或資金鏈出現問題，很可能引發骨牌效應，導致整個指數調整。雖然目前市場對這些大型企業的信貸違約風險評估處於歷史低位，但其巨額融資活動（如發債擴建資料中心）以及內部人士的密集套現，仍是不可忽視的潛在警訊。

我們必須將技術的顛覆性與市場的盈利能力區分開來。縱觀歷史，一項足以改變世界根基的技術（如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其創始人與發明者未必能成為萬億富豪；同樣，AI 技術能帶來翻天覆地的生產力躍進，並不保證所有相關企業都能從中持續賺取超額利潤。

顛覆性技術與盈利能力的區分

然而，美國在2025年第二季度錄得非農生產力3.3%的暴升，這是一個遠超已發展國家平均水平的顯著增長，強烈反映了AI等技術對勞動效率的正面影響。如果這種生產力增長能夠持續，它將根本性地改變經濟的基調。在這種經濟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中，那些能迅速掌握和應用新技術的少數企業，將持續享有超乎想像的盈利增長，從而可能合理化其當前的股價。

面前市場上的轉變，也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結構帶來雙重壓力。一方面，聯儲局（Fed）的貨幣政策必須在抑制通脹與維持市場穩定之間艱難平衡。另一方面，技術驅動的生產力提升，導致財富和收入進一步集中在少數頂尖人才和企業手中，而大批無法轉型的企業和勞動力則面臨淘汰。

資本主義體系中「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過時的商業模式必然被淘汰，才能為新一代的創新騰出空間。如同千禧年的科網泡沫，它破滅的「冬天」恰恰孕育了當今的互聯網巨頭。

與政策主導的房地產泡沫不同，AI 泡沫是技術發展的必然伴生物，屬於具有創造性的泡沫。它是一個時代轉變中「必不可少的惡」。

面對這種百年一遇的經濟模式大轉移，舊有的成功經驗和營運模式可能迅速失效。在一個極度集中的、高度依賴技術創新的市場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在結構性變革中尋得立足之地。

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前後，出現了顯著的體制內洗牌現象。九十個議席當中，有約三分之一（35名）的現任議員選擇不尋求連任或被動「棄選」。

此一高比例的汰換被視為北京方面透過港澳辦與中聯辦定下的一條「紅線」；其目的並非僅是換血，而是要對香港的權貴階層進行一次深刻的紀律整頓。

結構性汰換：危機意識的建立

這種大規模的換人策略旨在向香港精英灌輸強烈的危機意識，防止其在既有體制內安逸度日、尸位素餐。北京要求被祝福的權貴不僅要獲得身份，更要持續「作出貢獻」，執行艱鉅的任務。然而，這亦帶來一個內在矛盾：部分為北京揹鑊、承擔「粗重功夫」的人士，最終可能淪為「用完即棄的Condom」。

在權力核心眼中，香港精英階層被視為其體制之外的附庸，其政治地位甚至被貶低至「奴才都不如」，只能擔任政協常委等虛職，永遠無法觸及真正的權力核心。

溝通斷層與權力的不確定性

香港權貴的焦慮源於自2007年曾慶紅淡出，以及習近平掌管港澳事務以來，本地精英與北京核心之間的 communication breakdown。特別是過去在統戰時期擁有直接對話渠道的「地產黨」，被迫轉而依賴中聯辦傳遞資訊。然而，中聯辦的資訊往往不夠清晰，導致本地權貴在揣摩上意時感到無所適從，進一步鞏固對北京中央權力的絕對依賴。

選舉的指標化：對外展現的KPIs

在「指標治國」的邏輯下，本次立法會選舉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政治KPI。本地政府及財團被要求全力催谷選舉氣氛，並公開宣導員工及市民極力支援，以確保最終的投票率和參與程度能夠達到北京預設目標」（例如恢復至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水平）。

這條死線的意義，在於向國際社會宣揚，在實施《國家安全法》和「完善選舉機制」之後，香港已實現「由治及興」，從而建立其體制的認受性。

在推動選舉熱度的過程中，亦出現了政治操作生硬的跡象。例如，像香港劍擊運動員江旻憓（Vivian Kong）這類體育界明星（被視為中共大外宣的工具）參選，因其加拿大居留權問題處理不當，直到臨急臨亡才轉向功能組別，顯示出即使是所謂「獲得祝福」的人士，其政治前途的鋪排亦可能缺乏周詳的計劃與頂層設計。事件間接印證本地權貴在不確定性中，仍需自行摸索、爭取政治籌碼的窘境。

英國當前的財經環境與政策挑戰

問：英國工黨政府目前面臨的經濟環境是什麼？

答：英國正處於高通脹（尚未回落）和低增長/經濟表現不佳的環境中 。在這種不利背景下，財相李韻晴卻暗示即將實施加稅措施 。

問：英國政府的財政狀況有多嚴峻？

答：截至目前，30年期政府債券的孳息率高達 5.7%，是 1998 年以來的最高點 。整體公共債務佔 GDP 的比例為 95% ，且預計到 2026 年將升至 105% 。

問：政府債務負擔沉重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答：通脹和利率上升時，新的融資成本不斷增加 。

財政開支結構與問題核心

問：英國政府開支中，哪些項目是最大的、難以削減的「三座大山」？

答：最大的、基本上屬於法律責任（non-discretionary）的開支項目包括 ：

* 社會保障/福利 (Social Protection)：約 3,840 億英鎊 。

* 醫療 (NHS)：約 2420 億英鎊 。

* 公共債務的利息支出：每年約 1,112 億英鎊，佔總體開支的 8% 。

問：政府支付的債務利息支出規模有多大？

答：僅債務利息支出已經超過國防和教育開支 。

問：加稅是解決英國財政問題的有效方法嗎？

答：現有環境下，單純加稅並不能解決問題 。英國的稅收佔 GDP 比例已達 37.7% ，這導致在英國投資的動機不足，競爭力衰落 。政府必須面對削減開支的艱難政治決定 ，特別是涉及社會福利、醫療和養老的承諾 。

結構性困境與出路

問：英國經濟長期低增長的結構性問題是什麼？

答：除了高開支和高稅率外，英國面臨長期低增長與競爭力衰落的問題 。這表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 (Capital Investment) 上的缺乏 ，以及教育制度變為產業化後對社會流動性造成的潛在障礙 。

問：英國目前的狀況與歷史上的財政危機有何不同？

答：1976 年 IMF 救助後，英國在 1970 年代末期有戴卓爾夫人改革。1990 年代末期工黨修正主義與和平紅利的危機相比 ，2025 年的英國正處於全球化逆轉的狀態，競爭力更為關鍵 。當前的挑戰是，英國政府缺乏像美國那樣的經濟深度和容納衝擊的能力 。

問：從自由市場經濟學角度來看，英國財政的出路何在？

答：真正的出路在於將稅收佔 GDP 的比例減少（即降低 37.7% 這個數字），與此同時大幅減少開支 ，尤其是針對 NHS、Pension 和 Social Protection 等高福利承諾進行改革 。

我和大寶從美國與澳洲遠道而來，在臺北街頭進行一場跨越時區的實體交談時。一個問題即時浮現在我們的腦海：過去幾年臺灣一直在希望「讓世界看見臺灣」，從我們這些非本土的觀察者，究竟又看見一個怎樣的臺灣？

日式紀律與工作文化衝擊

從一個外來者的視角來看，臺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紀律與「程式化（SOP）」精神。這不僅體現在疫情期間對防疫流程的嚴格遵守，也貫穿在臺灣的企業管理與工作風格中。在辦公室文化中，無論是狹窄的空間佈局、員工的排排坐，或是主任坐在隊列後方的安排，都反映出源自日本的階層與群體協作模式。

這種紀律性為臺灣的經濟成功提供了穩固的基礎。臺灣同事以忠實執行指令聞名。只要管理者能提供極度清晰的指令，他們便能高效地完成任務。然而，這也帶來一個潛在的溝通挑戰：若指令不夠明確，臺灣同事傾向於順應而非提出質疑，這要求主管必須做到極高的溝通準確性。

這與我們習慣的香港文化形成鮮明對比：香港人在缺乏明確規範時，往往表現出變通性和嘗試突破的探尋精神；而臺灣人則更傾向於在既定框架內追求完美執行。對於來自海外的主管而言，與臺灣團隊的合作需要一個「磨合（Fine Tune）」過程，充分理解他們對清晰結構的需要。

海外臺人的影響力與經濟「黃金交叉」

除了本土文化，海外臺人社群對臺灣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無論是在美國西岸或澳洲，這些離散的臺灣人形成了強大的聯絡網絡。特別是在美國，當年因故離臺的社群，在臺灣的政治轉型和資源回流上貢獻良多。他們不僅帶回了資金，也帶回了國際視野和政治網絡。時至今日，許多科技巨頭如 AMD 和 NVIDIA 的核心領袖均具有臺灣背景，這已成為臺灣在全球科技界的代表。

這種全球影響力在當前的臺灣經濟中得到了印證。若單純以臺北核心區域的景氣來看，高漲的消費與物價、充沛的國際遊客（尤其是來自東南亞、泰國和香港的旅客）都顯示出經濟的活躍。這與臺股加權指數的表現形成了呼應。

從經濟史的角度回望，臺灣經濟或許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隨著全球產業結構轉向高科技製造和半導體，逐漸與傳統金融中心香港拉開了差距，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黃金交叉」。同時，當年備受質疑的「新南向政策」，如今看來，其對東南亞市場和穆斯林社群的包容與設施建設，已為臺灣帶來了可觀的區域紅利。

港人移居挑戰與無法取代的「人情味」

對於近年來考慮移居臺灣的香港朋友而言，儘管語言和繁體中文提供了極大的親切感，但門檻正不斷提高。無論是讀書或投資移民，臺灣移民署的審批流程比其他地區更具不確定性。

在社會運行上，臺灣看似講求「程式」，但其程式背後往往潛藏著一種無法被西方標準程序取代的「人情味」。在臺灣，辦事有時會出現「識人好過識字」的傾向，但這裡的「識人」並非香港傳統的裙帶關係，而是一種對於鄉親、族群身份的認同與互助，體現在對僑務活動的支持或節慶時的熱心幫忙。

這種人情味的展現，在社交場景中尤為突出。儘管臺灣的酒桌文化仍有「斷片式劈酒」，但與其他地方相比，其勸酒行為多是出自於熱情與友誼，而非強制性的階層壓力。這種情義也延續到職場之外，許多人即使離職多年，仍能與臺灣同事維持節日問候與互助的關係。

綜合這些觀察，臺灣正逐漸成為一個「離散香港人 Hub」。它不僅提供了與香港文化最接近的生活環境，語言上的「不鹹不淡」更是一種溫和的包容。在世界局勢變動的背景下，臺灣以其獨特的紀律精神和深厚的人情底色，為尋求新起點的香港人提供了堅實的立足點。

「國際人民幣化」的思維，源於中國歷史上的「天朝大國」 和「朝貢制度」的觀念。

天朝大國是一種以中國為核心、周邊國家層層而下的封建帝國思想。朝貢制度與自由貿易不同，它是一個中央權力核心以其自身需求為目標，要求周邊附庸「貢獻」物資，同時給予「賞賜」的經濟結構。

「國際人民幣化」就是當代中國將其「內循環」的規模和範圍擴大，本質上是一種「朝貢制度一圈一圈擴大」的思想延續。

人民幣的擴張過程，並非主要透過純粹的貿易商業關係，而是更大程度上透過政府主導的現象。中國透過威迫利誘，推動其他國家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和結算，與此同時限制收取人民幣的國家，將其用於購買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如香港的人民幣債和股票），目的是將這些流出的資金「繼續鎖在框架裡面」。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與超過60個國家簽訂了互換協議（Currency Swap），這種類似美元Swap Line的安排，背後更重要是「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Debt Trap）。

然後，美國近年來的經濟制裁行為，尤其是在俄烏戰爭中透過沒收俄羅斯資產等手段，使得許多國家開始質疑金融制度不再是政治中立的，這違背了二戰後「規則為本」限制權力的核心價值觀，反而為中國的擴張提供了藉口。

最終，目前的國際環境是新冷戰狀態，但不同於舊美蘇兩極對決，現在是多極化發展。一方面，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美國在中短期內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擁有單向影響力，各國的自主性增強，中國亦未能取而代之，結果是世界各地（如南亞、中東、中亞、非洲、拉丁美洲）出現了多極與不可預測性。

美國重啟核武測試

* 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公開宣佈：在上週與習近平會面之前，特朗普公開表示將重啟核武測試，並已下令美國國防部，也就是他稱為「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進行準備。

* 能源部長的澄清：三天後，美國能源部長克懷特（Chris Wright）出面澄清，核武測試將局限於「亞臨界水平」 (subcritical level)。

* 「亞臨界水平」的含義：這類測試不會觸發核燃料的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即不會發生爆炸。

* 符合國際條約：這種做法符合自 1963 年的局部停止核試條約。美國上一次核試是在 1992 年，也就是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

* 訊息矛盾的原因：特朗普公開宣佈重啟核試（威懾的語言）而幕僚隨後又澄清只進行無爆炸的亞臨界測試（維持現狀的做法），既可以達到震懾（Deterrence）的功能，但又不會造成緊張局勢升溫（Escalation）。

真正目標對象

特朗普的言論目的並非純粹針對習近平，也非僅為警告中國不要侵犯臺灣（因為美方對是否出兵協防臺灣的立場本身就很模糊，延續了「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 中美雙方元首會面之前，很可能已協商達成「不要提出臺灣問題」的共識，以利雙方在其他議題上取得進展。

* 特朗普本人對臺灣問題的回應也是模糊的，稱「習近平很清楚知道我們的立場，我也很清楚知道習近平的立場」 。

* 再退一步講，假如中共武力統一臺灣，要統治 (統一是其一，統治是另一回事) 臺灣兩千多萬人口難度很大；且存在更簡單的替代方案，如「金門歸順福建」 ；因此，武統臺灣機會不大，現狀維持反而符合既得利益者（掌權者）的利益 。

* 真正的目標對象：亞洲盟友及其他核武/潛在核武國家：

* 此言論更大的目的，是針對懷疑美國安全承諾的盟友，尤其是南韓和日本。

* 南韓面臨北韓核武威脅，且最新民調顯示有超過七成人支持發展核武。

* 日本也開始對其國防軍事主張變得更加積極進取。

* 歷史上，南韓和日本不發展核武是基於美國提供盟友受到攻擊時的幫助。

* 美國釋出重啟核試的訊號，旨在告訴這些國家：美國仍會維持一定程度上的「核不擴散承諾」，作為維持地區平衡的「均衡勢力」，避免盟友自行發展核武導致地區局勢升溫（Escalation）。

* 這也是為了應對美國力量減弱時，亞洲（如兩韓、中臺）可能出現的板塊移動 （Tectonic Shift）帶來的亂局 。

* 更大範圍的目標：維持國際秩序：

* 核武的存在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令大國之間避免直接軍事衝突。

* 美國重新「確認」 其核武能力，是寧願以單極（Unipolar）的姿態，避免「多極 」（Multipolar）地緣政治上的緊張狀態和變數。

未來觀察指標

* 2026 年國防部預算案中，是否有關於重啟核試的相關開支。

* 今年底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對於《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再次確認 (reaffirm) 的投票表態。特朗普前提及重啟核試，很可能是針對聯合國的這個決議案而言。

1. 稀土提煉的地理考量與中國的產業鏈優勢

* 稀土礦藏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提煉鮮有人做。

* 提煉稀土的過程需要使用極具腐蝕性的酸性溶解劑，對環境影響大，難以處理。因此，中國將這個重污染的工業集中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內蒙包頭（靠近蒙古），而非杭州或深圳等大城市。

* 中國在組裝生產上擁有優勢，其整個供應鏈整合得非常好，這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因之一。

2. 稀土的經濟價值並非如外界想像般高昂

* 儘管媒體常說稀土非常重要（用於手機等電子產品），但在經濟學角度來看，稀土的價格並不昂貴。

* 例如，用於製造強力磁石（如釹鐵硼磁鐵）的主要稀土元素釹（Neodymium），每公斤僅售80美元。

* 稀土價格低廉，一個主要原因是需求量並非巨大，日常器具和微型機械對稀土元素的需求並非海量。

* 美國在2024年進口的稀土總值僅為1.7億美元，而同年進口牛油果的貨值是稀土的20倍。

3. 中國對稀土供應的控制在於「短期不可替代性」

* 稀土在地緣政治上的關鍵性，不在於它不能夠替代，而在於不能短期替代。悲觀估計，找到替代方案至少需要十年時間。

* 最難找到替代品的是兩種重稀土：鏑（Dysprosium）和鋱（Terbium） 。這兩種元素主要用於製造耐熱磁石，應用於電動車和導彈導航系統，如陀螺儀（Gyroscope）。

4. 西方國家已在尋求替代方案與提高稀土價格

* 美國過去曾是稀土生產大國（1980年代前），但因環境污染問題（如酸性溶解液洩漏）導致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礦場公司停止營運。

* 面對中國的控制，美國國防部給予MP公司4億美元的10年合約，要求其重新開始供應。

* 七大工業國（G7）正在討論對稀土採購設定最低價格，目的是鼓勵投資以提高生產動機，解決稀土價格太低的問題。

* 在技術層面，日本在2010年因釣魚臺（尖閣群島）爭議被限制出口後，開始研發不需稀土的高性能磁石，現在日本的電動車在一定程度上已不依賴稀土。歐洲的BMW等公司也有不需稀土的高性能摩打新設計。

5. 中國的「掐喉策略」（Chokehold）更像是經濟與政治的「擠牙膏式供應」

* 中國的策略目標是抓住你的脖子，而不是抓爆你。如果「抓得太大力」，會加速被抓者的反抗，即加快替代產品的開發。

* 一旦替代產品成功開發並大規模生產，其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會很低，容易導致價格競爭，屆時稀土將不再是「掐喉」的工具。

* 中國更有可能採取擠牙膏式行銷或飢餓式行銷的供應模式。這種有時鬆有時緊的供應，會讓外國無法全程投入開發替代技術，同時也可能透過出口許可證制度（licensing regime）衍生官僚程序，讓中間人或制度內的既得利益者獲利，達成政治和經濟上的一箭雙鵰。

每當我講中国問題，就有一班小粉紅踩場話：「又唔見你講吓美國？！」其實我有，只不過無理由講中国嘅時候，一定要加多句：「美國都唔好得幾多。」

其實，我唔係唔知小粉紅嘅心理狀態；對佢哋來講，你話中国有問題，必然係崇美、漢奸、走狗。

所以，我久不久都會提醒自己，真係講多句：「當然，美國都有佢嘅問題。」

然後，由今年開始，當你質疑侵嘅政策背後嘅動機同成效，另一班人又走出來話：「又唔見你講吓拜登？」

似曾相識嘅事，每日不斷重複發生。

其實，我一直都係咁講：「所有政工作者嘅本質上都係一樣。」

再者，評論，就梗係講執政者；唔通要不斷咁去批評在野又或者已經下野嘅政客咩？

偏偏有啲人就係覺得，所謂嘅右，就係左嘅相反。既然「左」係「膠」，所以右就係正確。

又或者，右係極端，所以左先係公義和平。

對唔住，我呢個左右都唔 buy 嘅人，從來都係咁睇：「左、右兩班人，都想用權力去整治佢哋睇唔過眼嘅人。」

我反對咁樣運用權力；不論目的抑或手段，咁樣去運用權力，我都唔認同。

我亦都知，一定有人會話：「有權，自然會有人去用。唔係 a 去掌權，就係 b 去掌權。」然後再加句：「咁我就支持 a 掌權，因為 b 根本就係 ____。」

以上嘅「填充位」，有人會填入「唔自然」，有人覺得係「唔遵從上帝嘅旨意」，有人會填「唔公義」，亦有人認為「有違傳統」。

而我只係想問填充嘅人，可唔可以再深入、具體咁定義呢啲詞語呢？例如乜嘢係「公義」？又或者，除咗話「聖經係咁講」，可唔可以深入啲解釋吓上帝所講嘅說話？又或者，乜嘢先為之「自然」？

記得六年前，我都有分享過，就算感覺再強烈，都唔可以單憑感覺，去判斷一件事係唔係合符道德標準。

呢種「我覺得佢唔啱。」本身就係一種好原始，亦都好危險嘅「不思考」。

坦白講，好多人都係咁；就算係有地盤嘅評論「員」「家」等等，好多時都係咁。一句「我覺得」，就唔需要解釋落去。

然後，就會有人話：「利世民，你講咁多道理做乜？依家對手會同你講道理咩？」

係，依家就係好多唔講道理嘅人，就係越來越多人相信「誰大誰惡誰正確」。

所以我哋先至唔可以唔講道理。

「你講咁多道理做乜？」其實講呢句說話嘅人，以為我真係「天真」到好似羅家英飾演嘅唐三藏咁，以為可以靠講道理去改變野蠻人。

其實呢個諗法，完全係呢啲「小粉紅」、「侵粉」、「左膠」（下刪無數咁多 labels）嘅人自己「腦補」。

講道理，對象係啲仍然未變成「單憑感覺去判斷是非」嘅人。

雖然呢個世界，已經太多人，無講睇到乜，都啲只會見到自己想見到嘅所謂真相。但係當我哋笑啲小粉紅嘅時候，另一透又有班人，開口埋口「左膠」、「右癌」。

純粹發洩，鬧人；除咗令自己感覺良好，究竟仲有乜意思呢？

「人就梗係要發洩吓㗎喇。」一定有人咁講。

我只係想問吓：「公眾地方打飛機， 唔知又係咪合符『自然』、『道德』、『上帝意旨』、『公義』（又下刪各種各樣嘅名詞）？」

唔係想搵交來嗌，只希望搵個例子去解釋，當你見到有啲人令你好反感，真係，首先唔好令自己「不自覺」咁變成呢種人。

以上呢句說話，已經成日咁講，講到口臭。

但唔知呢度有冇朋友都覺得，自己好似喪尸電影入面啲生環者咁；面對一輪又一輪嘅喪尸，你只係想避開佢哋，但佢哋就硬係要咬你，要將你都變成佢哋一份子。有時甚至見到啲熟悉嘅面孔，從前能言善辯，但最終都失去咗語言啲能力，開口埋口就得返嘅空洞嘅「發音」。

如是者，感覺好末世。

從長期結構來看，黃金的價值支撐點在於其作為非金融系統（不受央行供應影響）的儲值資產地位。黃金的存量總體穩定，決定了其不受主權貨幣濫發的影響，成為對沖通脹和政治不確定性的工具。但近年央行對黃金的持續增持，反而成為金價的重要結構性支撐。這種增持不僅是出於對美元體系的信心考量，更是一個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特別是對於外匯管制國家（如中國、越南）。央行通過在市場上買入黃金，並在國內市場上透過買賣黃金來控制本土貨幣的流通量，從而對抗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短期暴跌：週期性調整的推論

在缺乏一致宏觀利空消息的情況下，市場有各種揣測包括：「中美貿易關係轉好」或「地緣政治風險下降」（如俄烏或中東和平），但這些理由似乎未能解釋得到整體市場的變化。所緣從客觀事實推論，本次暴跌更傾向於一種週期性（非結構性）的技術性調整。

在金價於六週內經歷大幅上漲後，市場積累了巨大的浮動利潤，這為大規模的獲利了結提供了基礎。這種調整往往由以下因素複合驅動：

* 獲利了結： 價格急漲後，部分投資者（尤其是短期投機者）選擇先行減磅，將黃金兌現以鎖定利潤，這與稅制或個人資產配置需求有關。

* 程式交易（Algo-trade）的放大效應： 在缺乏基本面消息的情況下，大型拋單被程式交易捕捉為沽空訊號。這些程式會在短時間內集體跟隨沽空，導致價格在幾日內出現不合理的快速下跌。

支撐金價的基本宏觀結構性因素（如各國央行需求、全球貨幣超發、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等）沒有根本轉變，投機者應視為一次在宏觀大趨勢不變下的趁低吸納良機。然而，應始終銘記，黃金不產生現金流，對於追求穩定現金收入的理財者而言，它不應作為資產配置的核心，而僅是輔助性的保值工具。

中國政府對澳洲礦業巨頭必和必拓（BHP）採取的要求以人民幣而非美元結算鐵礦石進口，核心目的遠超單純的貿易利益，而在於推進「國際人民幣化」。

中國在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下，國家權力對微觀經濟的深度滲透。通過中央企業中國礦產資源集團（CMRG）作為單一採購代理，北京在商業交易層面混入其國家戰略意志。這種手法亦避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的關稅壁壘限制。

「國際人民幣化」的背後動機，不只是減少中國對美元的需求，更重要是將人民幣推廣至貿易夥伴的資產負債表。對於如 BHP 般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企業而言，利潤和股東回報的壓力使其難以拒絕；即使面對本幣貶值風險和資金運用受限的困境，也可能被迫就範。

當國家將經濟交易視為政治博弈，並透過強制手段輸出其本幣時，受衝擊的貿易夥伴（如澳洲）的企業利益，將被國家層面的政治考量所綁架。這迫使自由民主國家政府亦不得不介入，久而久之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集權化且更具保護主義色彩。這個趨勢是對二戰後建立的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根本的威脅。當然，令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逐漸走向「誰大誰惡誰正確」的叢林法則，美國的變異也是關鍵之一。

圖，由 AI 合成；因為太怪，所以貼堂。

近期坊間又有港元與美元脫鉤改掛人民幣的建議，更講成是協助中國突破美元困局的國家金融戰略。

深入分析就知道無論從香港的制度基礎或國際金融的現實來看，港元改掛人民幣是無知的主張。

首先，直接將香港人民幣化，簡單、直接。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出為甚麼不可以？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無錯，貨幣發行局制度，從來都不能掛鉤一隻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

又假如說，只用離岸人民幣做掛鉤，問題就是：「離岸人民幣市場有美元的深度嗎？」甚至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目標，從來都是要擴大離岸人民幣的市場。假如這是最終目的，直接將離岸人民幣提升到近乎法定貨幣的地位就是，無必要將港元掛人民幣。

更重要是，當港元掛鉤美元，在危機時刻香港的銀行仍然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美聯儲獲得美元拆借，改掛人民幣之後，假如出現市場流動性不足時，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拿出甚麼來支持香港的金融系統。要留意，我以上提到獲得流動性的是銀行，而不是國家或者政府；自 2008 年金融危機，美聯儲作出了不少改動，減少美元流動性風險，而這一點是其他貨幣暫時仍然做不到的。

影片中沒有講到是，小粉紅整天提心吊膽，怕美聯儲會針對香港。但人家的對象是美元和銀行系統，就算香港銀行直接拿不到美聯儲的流動性，只要美元不出現流動性危機，問題只是付出成本高低的分別。

離岸人民幣沒有這種市場深度。明白無？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要點，不僅依賴於外匯儲備，更取決於嚴格的財政紀律。根據《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香港必須維持「平衡預算」，結構性赤字將直接威脅聯繫匯率的存續。所以，聯繫匯率制度無疑是有代價，至於值得與否，絕對可以討論。

過往為爭取「貨幣政策自主權」而提出的脫鉤論點，或是建議「掛鉤一籃子貨幣」的方案，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中庸之道，被認為是缺乏對貨幣制度基本二元選擇（掛鉤主流貨幣或自由浮動）的理解。

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若放棄規則為本的貨幣制度而走向政策干預，民眾將預期政府會不斷寬鬆貨幣，導致貨幣貶值和資本轉成美元，變相也令香港市場直接美元化。就算今時今日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美元地位仍無可替代代，皆因其市場網絡效應及深厚的債券市場。

與其說中國想突破美元主導地位的策略，是「人民幣國際化」，不如說是「國際人民幣化」。

後者的核心迫使外國實體（如大宗商品交易商）接受並持有離岸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所以，還是回到一直以來所講的，香港最終也是最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一市兩幣的「雙軌制」模式。其實中國大陸歷史上也有「外匯券」機制，說穿了跟目前的離岸人民幣本質相似。

最後，港元「自願脫鉤」的可能性極低，只有在被迫系統性衝擊下才可能發生，而系統性衝擊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港府要以不斷發債，甚至「以債冚債」。到時，大家自然會見到港元利率不斷攀升但結餘卻不斷下降的現象。出現這種環境時大家才恐懼吧，目前沒有「自己嚇自己」的理由。

曾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繁榮並非單純仰賴勤奮的人民或單一的制度要素，而是歷史機遇、資本累積和制度設計在特定時空特殊性下的交集產物。

香港成功的「時空特殊性」與「自由港」基因

戰後香港急速發展，得益於兩個關鍵外在環境因素：

資本與人力輸入：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來自上海等地的企業家攜帶資本、技術和商業網絡湧入香港；隨後數十年，中國大陸的動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集中，為香港的工業化和貿易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湧入的上海資本不僅提供了資金，更帶來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營商知識和國際市場的脈絡，尤其在紡織和製造業方面。這批精英與本地既有的活躍商業社會結合，迅速提升了香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層級。廉價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則使香港在亞洲其他國家尚未完成戰後復甦時，擁有巨大的生產成本優勢。

區域競爭真空：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亞洲其他主要競爭對手（如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尚處於戰後重建、內戰威脅或尋求獨立的階段，未能形成有效競爭。香港在冷戰格局下，享有近乎獨特的發展機遇。

香港的制度核心是自由港（Free Port）精神，不僅是沒有關稅，更重要是有公平的司法制度。這種制度承諾，任何國家或政治勢力的資本，都能在香港進行可預期的商業活動。；公平待遇甚至延伸至宗主國的敵對勢力。例如在韓戰時期，香港商人依然能夠在禁運背景下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儘管此舉在政治上具有爭議，但它體現了殖民地政府對商業利益與法治承諾的優先級，使香港成為一個能有效規避地緣政治風險的特殊交易節點。

法治作為商業契約的最終仲裁者

法治是維持其商業信任和國際地位的基石。法治的定義，並非僅指政府依法治國。通俗的理解，是個人與政府發生進行訴訟時，人民有合理勝訴的機會。法庭作為獨立的裁判者，能夠基於可推論的法理原則作出判決，從而制衡政府的行政權力不至為所欲為。

英國殖民地時代，倫敦對香港是鞭長莫及的。英國政府的有效管治，必須仰賴香港本地社會精英。包括後來的商界與「地產黨」的合作與平衡。港英政府必須仰賴這些精英階層進行「協商式管治」，這間接使得權力無法集中於單一行政主體。這種多方勢力相互制衡的結構，導致了司法獨立作為一個相對中立的裁判機制得以強化。它的存在正正是建立在各方不可能有絕對的政治信任，反而令建立在制度的監督力量，成為所有人的最大公約數；透過一套可預見的規則體系，以制衡任何一方（包括政府自身）的越權以及對契約的反悔，也成為了商業社會的必要條件。

然而，以上的這一套制衡機制，逐漸出現顯著崩壞。司法覆核等案件中市民勝訴率的驟降，正是制度衰退的量化體現。當市民與政府打官司時不再有合理的勝算機會，法院作為最終仲裁者的功能自然隨之瓦解。

「一國兩制」的北京視角：體制防火牆與剩餘價值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為了保護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是作為一個體制防火牆（Firewall），保護中國大陸的「內循環」免受自由市場與政治開放帶來的衝擊。

香港曾是北京吸納國際資金、技術和賺取創匯唯一的門戶。而「創匯」一詞有雙重意義：一是為中國提供稀缺的外匯（如美元），用以在全球市場購買資源與技術；二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窗口，將其產品輸出。香港作為活口，允許中國在保持內部政治高度控制的同時，能夠享受到國際金融和自由市場秩序的好處。

然而，香港的存在由 2012 年後發生質變。一旦北京認為其經濟體量已足夠強大，或香港作為創匯平台的利用價值減弱，同時香港的自由氛圍開始對其內部構成政治風險（如太子黨資產在港曝光、異見書籍出版、民間政治動員），香港便從「經濟資產」轉變為「政治負債」。

在這種權力邏輯下，當政治風險高於經濟效益時，全面控制便成為首要任務，體現了「可一不可再」的環境特殊性已然終結。

這種控制的最終邏輯，是為固存政權的統治基礎。當經濟增長放緩，利益分配內捲（Involution）加劇，政權會傾向於打出民族主義（Nationalism）牌，以轉移內部矛盾。為了維護民族主義「洗刷百年屈辱」的敘事，必須徹底否定香港的殖民地過去（Colonial Past）以及由該歷史孕育出的制度優越性。這一否定過程導致了本地親北京的地產黨等社會精英被視為「用完即棄」的工具，因為維護其利益的必要性，已低於維護政權統治合法性的迫切性。

只有在沒有絕對權力（Absence of Absolute Power）的社會狀態，人民才享有真正的自由（Liberty）；尤其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之間存在有效制衡，且每一方都可能被司法機構挑戰時，公民權利和商業契約才得以保障。香港制度的衰落，是「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進入一個本應由制衡力量維護的體制後，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回想起來，影片中我們沒有深入討論學習的真正意義；畢竟坊間一般的想法，仍然停留於上學讀書等被動式的學習。這個根本上的概念，我們在未來一定會再探討。

但經過今次跟啟明的合作，我倒有一些新的想法；暫且賣個關子。

「Vibe Browsing」作為一種新趨勢，指的是什麼？

「Vibe Browsing」是指 AI 代理人 (agent) 能直接瀏覽網頁、分析數據（例如 YouTube Studio 表現），甚至自動規劃行程。這代表著 AI 不再僅是單點工具，而是能進行更複雜的自主操作和數據分析。

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增長理論：從知識累積到創造性破壞的當代啟示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默克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學者，表彰他們在經濟增長理論領域的開創性貢獻。這項選擇並非偶然，它精確地呼應了我們當前面臨的時代脈搏——一個由人工智慧（AI）驅動、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積與更新的時代。

這三位學者的研究核心，是探討經濟增長背後的根本動力，尤其是區分傳統的物質積累（如資本和勞動力投入）與更為關鍵的生產力提升。若從歷史維度審視，人類社會這種高密度、快節奏的增長模式，僅存在於過去的兩百多年。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前，無論東方或西方，經濟作業模式的轉變極為緩慢，遠非今日的常態。因此，傳統模型無法解釋工業革命後經濟體呈現出的加速增長。

默克爾（Mokyr）：知識累積與兩大體系

默克爾教授的貢獻，正在於引入知識累積作為解釋爆發性增長的核心要素。她將知識劃分為兩個相互作用的體系：

* 實用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 / How）： 這是關於「如何做一件事」的技術層面知識，即我們所說的技術。

* 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 Why）： 這是關於「一件事物為何能夠運作」的根本原理，即我們所稱的科學或科學精神。

這兩種知識體系形成一個強大的正向迴圈（Reinforcing Loop）：科學上的突破帶來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拓展了我們對科學規律的探究，從而確保了經濟增長的持續性（Sustain）。相較於物質上的投入，這種知識迴圈對長期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

然而，默克爾亦指出，單純的知識積累並不充分。要讓這種增長機制得以啟動並持續，社會必須具備幾個制度性先決條件：

* 產權保障： 確保包括智慧財產權在內的一切私有財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使發明者能夠收回與其投資相稱的預期回報。

* 公平競爭與信任： 社會需建立公平的制度與足夠的信任基礎，使個體和機構能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取得平衡。

阿吉翁與豪伊特（Aghion & Howitt）：創造性破壞與內生增長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則將增長理論推進至第二代，他們將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進行了數學模型化和科學驗證。

創造性破壞，本質上是社會和經濟體系透過不斷地淘汰低效、過時的技術、方法或企業，從而達成更高級進步狀態的過程。這是一種內在的、由市場競爭引發的「狂風掃落葉式」（Perennial Gale）的過程。在他們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技術進步不再是外在因素（如 Solow Growth Model 索洛增長模型所示），而是成為經濟體制內部的變量（Endogenous），受制度設計和市場動力的影響。

從微觀層面看，「推陳」是企業間的動盪、矛盾與衝突；但從宏觀層面看，「出新」則是社會整體生產力的持續提升。這意味著，追求可持續增長，必須容忍微觀層面的波動與動盪，因為這是淘汰與創新的必要代價。

當代警示：壟斷、尋租與知識的未來

三位學者的研究對於當代社會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尤其是在面對高速發展的AI技術時：

1. 警惕長期壟斷與尋租活動： 在鼓勵創新（特別是知識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社會在短期內必須容許創造者享有一定程度的壟斷利益（如專利權），以激勵其投入資本。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壟斷必須被競爭打破。最大的風險在於既得利益者利用短期壟斷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去設定更有利於自身的社會制度——這種行為被稱為尋租活動（Rent-Seeking）。持續的增長要求社會具備足夠的競爭空間，任何思想、方法或既得利益者都必須能夠被市場和科學精神所挑戰和取締。

2. 科學精神的核心與知識的「共產主義」： 貫穿所有理論的核心精神，即是開放社會。科學精神的根本，並非在於界定「是什麼」或「如何做」，而在於追問「為什麼」。它體現了任何人都可以基於足夠的證據，推翻任何權威理論的平等原則。當前，由於資訊本身具備非排他性（Non-Rivalry），即一人分享知識不會損及另一人對該知識的使用效率，使得知識的傳播近乎零成本。

AI工具的普及正將人類社會推向一個「知識共產主義」的邊緣——人人可透過近乎免費的工具獲取和應用海量知識。這將極大地壓縮過去專業人士憑藉知識壁壘所獲得的短期壟斷回報（Premium）。資本的重點，將從「擁有」知識轉變為「應用」知識的能力。

總結而言，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體現的，是對維持現代化進程動力的深刻反思。它告誡我們，若要迎來更加永續、樂觀的未來增長，社會必須堅守開放性，確保權威能夠被挑戰，並有能力承擔「創造性破壞」帶來的衝擊，徹底消除知識與利益的長期集中現象。

中美矛盾早已超越了「貿易戰」範疇，演變為各方面的矛盾；兩國之間不可磨滅的利益衝突，且難以透過談判解決。如果戰爭的定義是「以矛盾衝突和懲罰對方的方法去達到某些政治上的目標」 ，當前的狀態便可被視為一場經濟上的戰爭。

有理由相信，雙方互相尅制的狀態會持續很久。

美國首要利益是什麼？美國需要處理其財政赤字問題。最簡單的做法是迫使其他國家購買更多美債，讓美國政府能以相對低的代價融資。故此，美國必須繼續維持其現有的金融體系與國際秩序，保持美元單一的主導地位。

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與國際秩序，跟以下三點互為因果：

* 生產力 (Productivity)：資本增長與累積率遠高於其他開放世界國家。

* 制度優勢：包括高等教育界、科研與言論自由。

* 信任：美國制度上的可預見性（predictability）是信任的重要基礎。

中國經濟依賴貿易不平衡的狀態，即出口貨物價值遠高於進口，累積貿易盈餘，來維持國內的穩定與現有的利益與權力結構。

目前中國最希望達成的目標是打破美元「一幣獨大」的局面，令世界經濟轉變為區域性的板塊（Regional Blocs），中國則在亞洲區域內發揮金融上的集中領導能力。

中美也在產業政策上有利益衝突；例如，中國要借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等產業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中國透過國家政策主導關鍵產業，並利用其規模效益（Economies of Scale）壓低價格，結果影響到產業的競爭環境，亦經常與美國的經濟利益有衝突。

在經濟的維度，最少有三個核心層次的衝突：

* 金融財經範疇的領導地位。

* 制度與文化

* 產業：雙方在晶片、稀土、新能源等關鍵產業上實施互相限制和制裁。

由於以上都是根本、結構性的矛盾，可以大膽斷言，這種互相尅制的狀態不會短時間內有解決的方法。

政策變動與細節

聯邦政府擴大了首次置業貸款保證計畫（First Home Mortgage Guarantee），讓首次置業的年輕人只需支付 5% 的首期就可以上車，由政府擔保，理論上銀行無風險1 。

舊制與擴大後的新制主要變化是：

* 年度名額：舊制每年限制 5 萬個申請人，新制取消了限額。

* 收入上限：舊制規定單身年薪最高 12.5 萬澳元，兩人合計不超過 20 萬澳元，新制取消了收入限制。

* 樓價上限：新制大幅提高城市房價上限；例如，雪梨(Sydney) 從 90 萬澳元提高到 150 萬澳元；墨爾本(Melbourne) 提高到 95 萬澳元。

舊制規定的雪梨最高 90 萬澳元房價，遠低於雪梨在 2025 年 9 月所有住宅（Dwelling）的中位價 124.1 萬澳元。這意味著申請人連中位價的房子都買不到，只能購買距離市中心 50 公里以外，甚至更遠的物業。

經濟影響與道德風險

政策放寬前，房市已出現「春江鴨」效應。根據數據，在政策放寬前的 9 月份，澳洲全國房價已按月上升 0.8%，是兩年來最厲害的增幅。

批評者認為這是「silly policy」（愚蠢政策），政策的實質是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由銀行轉嫁給政府。

澳洲人口集中主要大城市，導致出現結構問題包括：

* 供應不足：雖然政府承諾五年內興建 120 萬個單位，但進度緩慢，跟不上大量移民湧入的需求。

* 基建與規劃：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導致居住和交通問題，需要大型集體運輸系統 23。地方政府在城市規劃上受限，難以推動結構性改革 24。

但更根本問題是工資增長緩慢；例如要負擔 95 萬澳元的物業，並通過壓力測試，申請人稅前年收入需要達到約 16.5 萬澳元，這已經屬於澳洲統計局的 92% 高收入群體。

資本取代人力價值是全球趨勢，當資產價格（如樓價、黃金）的上升速度遠遠高於人類的勞動力價值，加劇了收入和財富上的差距。

資產價格上漲，其實也是個「Happy Problem」（快樂的問題） ，因為代表城市有增長和進步；若城市衰落（如底特律或芝加哥部分地區），樓市不景氣也不見得一般人的生活會過得更好。

YouTube 頂流創作人 Mr.Beast 在 X 表示，AI 生成影片已經以假亂真，令他擔心創作人的生計。

真正的應該擔憂，其實並非 AI 技術本身，而是整個內容平台生態系統被「低養份」的 AI 生成內容所淹沒；當製作內容成本大幅降低，「低養份」內容的爆炸性成長和氾濫，不僅令平台如 YouTube 被大量同質化、低品質的內容淹沒，更嚴重是「資訊過載」會「麻醉」甚至讓觀眾對內容產生「厭食」。

過去需要專業技能才能製作的影片或圖像，現在透過 AI 工具可以相對容易地完成，創作進場門檻降低，這使得更多人有機會將內容創作視為興趣或事業來嘗試。創作者應將 AI 視為工具和契機，而非純粹的威脅，而關鍵在於創作深度共感以及建立社群與連結。

OpenAI 計劃投入的「一萬億」美元投資，相當於過去幾年美國用於 5G 基建的總投資或當年阿波羅計劃 (Apollo Program) 的經費。

AI 產業存在泡沫，但這並不代表 AI 技術本身沒有價值；在資本市場中，出現泡沫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目前市場高度集中，主要由少數幾家大型科技公司組成陣營，而核心是NVIDIA（晶片以及資金提供者），其他主要參與者如 Microsoft、Oracle、OpenAI 等，之間存在複雜的「左手交右手」關聯交易關係，例如 NVIDIA 既是 OpenAI 的供應商也是投資者。

以 OpenAI 目前的年收入約為 130 億美元計，若要透過收入來償還一萬億美元的開支（無論是以股權或負債形式），假如收入不增加也要「不吃不喝還 80 年」。

但從資本運用效率來看，一萬億的投資需要多少純利才算合理？一萬億美元的資本支出（CAPEX）是合理的，OpenAI 每年需要達成 300 億至 600 億美元的純利（Net Profit）。

除了資金不足，OpenAI 在營運上，最大挑戰是變現能力。 儘管市場需求可能持續擴大，但無法保證能將需求轉化為實質收入，尤其是提供免費服務或面臨激烈的價格競爭 。其次就是硬件的使用率；原來對於 GPU 運算資源這類基建投資，若使用率（Utilization）低於 85%，就有蝕錢的可能。

第三就是競爭對手諸如 Google、Amazon、Microsoft 等各自擁有強大的護城河，可透過其他業務的龐大現金流（Cash Flow）支持 AI 方面的「燒錢」，而 OpenAI 並無其他業務支持其燒錢。當技術越來越同質化，出現價格競爭的機會也越大，資本密集型（capital intensive）的項目，在成熟市場往往出現價格競爭，導致營利能力下降。

另外一個風險來自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導致資本成本（Cost of Capital）上升。如果長期利率（長息）持續上升，將使 OpenAI 往後的融資成本更高，對這類高槓桿的企業構成重創。

最後兩個可以預見的風險，包括對手在技術上的突破，又或者交易對手風險（Counterparty Risk），例如供應鏈或合作夥伴（例如 Oracle）若出現問題，導致整個資金鏈斷裂。

AI 泡沫爆破的觸發點，可能是由某些 AI 基建（如資料中心 Data Center）因金主停止付款而出現爛尾的嫌疑；或市場開始出現晶片產能過剩；或大型公司（如 Amazon）調整或減少投資計劃。

泡沫爆破的最終結果，是市場洗牌、企業整合（Consolidate）與裁員。但最終，掌握市場命脈的核心企業和人物仍然會是那些人。至於 OpenAI 能否突破關口，好像當年在科網爆破後倖存下來的 Amazon，晉身為頂尖的長期玩家，第一個挑戰就要看它能否捱過這一劫。

最後，在影片中沒有提及，就是由於今次投資周期的資金，很多都是來自私募基金，所以就算出現泡沫爆破，也未必會構成很嚴重的系統金融危機。不過，個別落了重注高槓桿的基金、企業，很可能進入永續還債半生不死的狀態，而這就是市場周期淘汰賽之下的優勝劣敗。

市場對滙豐以千億資金私有化恆生普遍感到意外，但「處理呆壞帳」的說法不合理 。

首先，滙豐已持有恆生 63% 的控股股權 ，理論上可直接命令恆生處理不良資產，例如滙豐已經換掉恆生行政總裁施明恩，改由滙豐香港行政總裁林慧雄調任 ，並要求加快處理呆壞帳，甚至已準備打包出售 30 億壞帳 。因此，單純為處理壞帳，不需動用千億資金進行私有化 。

另外，從數字上亦難以說通；滙豐私有化恆生需暫停三個季度的股份回購 ，對滙豐股東而言是以犧牲回購為代價 。此外，滙豐亞洲（滙豐香港）的資產回報率（ROE）超過 30%，但恆生的 ROE 僅約 11% 。用一間高 ROE 的企業去收購一間低 ROE 的企業，在純粹財務邏輯上令人費解 。

今次私有化是由上任僅一年多的滙豐行政總裁艾喬治推動。艾喬治缺乏傳統 CEO 資歷，曾於 2022 年請假半年學習普通話，之後出任 CEO 曾令市場意外 。滙豐前主席杜嘉其（Mark Tucker）剛於九月底離任，在沒有正式主席的情況下動用千億資金的大動作，亦實為罕見。而行動保密功夫做得相當足夠，連滙豐很多高層都沒收到訊息 ，反映是高度集中的決策。

唯一能向滙豐股民交代的解釋是，私有化後將進行重組或「手術」，最終可能改變集團架構或將部分資產出售 ，也回應部份股東要求分拆亞洲業務的訴求 。滙豐可能藉私有化恆生，更容易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整頓恆生不良資產（不良貸款率高達 6.69% 的歷史新高） ，「引刀成一快」般完成調整，然後將滙豐亞洲和恆生打包，重新包裝成一個「套餐」，考慮在東方（如香港、內地 A 股）重新上市 。

銀行業整合是世界趨勢；銀行業由大型財團主導，中小銀行或面臨被淘汰或整合 。

儘管滙豐開出三成溢價的吸引價格（每股 155 港元），但恆生股價未完全升至要約價，反映部分投資者認為仍有風險 。滙豐已表明不會再提高價格，如果私有化告吹，短期內也不會再次提出 。

貿易戰第二回合，中國對美國大豆實行了零進口的策略性報復，重擊美國中部「腹地 (Heartland) 州份共和黨票倉如愛荷華（Iowa）。

上星期，美國財長貝特森（Scott Bessent）與農業部長布魯克·羅倫斯（Brooke Rollins）的私下訊息被曝光 ，暴露出美國給予阿根廷（Argentina）援助後，阿根廷卻轉頭與中國談大豆交易。

有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Trump）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Xi Jinping）的會面，大豆將列為重要議題 。

目前國際市場上最大的大豆供應國是巴西，其次是美國，兩國合計產量佔全球供應量的一半以上。阿根廷是第三大供應商。

大豆主要的經濟用途為：

* 榨油與工業用途：用於榨取大豆油（Soybean Oil），除了人類食用外，還用於製造稀釋劑（organic solvent）、漆油基礎等工業產品。

* 動物飼料：提取大豆粕（Soymeal），作為餵飼牛、豬等動物的主要蛋白質來源（穀飼牛的「穀」實質上是豆粕）。

大豆屬於豆科植物，其根部的共生細菌能將空氣中的氮氣轉化為植物可吸收的氮元素，這一過程稱為「固氮作用 (Nitrogen fixation)」。因此，美國農民會採用玉米（Corn）與大豆輪作的耕作模式，以增加土壤中的氮含量，保持土地養分和經濟價值。

中國「美國大豆零進口」衝擊：

* 數量與金額：出口到中國的大豆數量大跌四成，金額則損失近五成，且下半年交易情況更明顯。

* 大豆價格持續下降，跌至三年新低；三年前一蒲式耳（Bushels，約 60 磅）大豆約賣 14 至 15 美元，現在約賣 10 美元。

* 後果：美國大豆滯銷，未來美國、巴西和阿根廷之間恐出現惡性競爭，預計大豆價格會長期承壓。

中國利用大豆貿易與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國家和金磚國家的貿易往來，甚至鼓勵這些國家接受並使用人民幣交收，最終建立離岸人民幣的金融體系，將中國龐大的購買力轉化為對全球的經濟影響力。

香港今年的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表現活躍；截至今年頭八個月，集資金額達到了1345億港元，相比去年增長了579%。近期較大的集資項目包括紫金黃金（2259），集資額約250億港元 。其他大型企業還有寧德時代和京東工業 。

紫金黃金的母公司是紫金礦業 。由於母公司的其他業務（如銅）受到經濟環境影響，銅價下跌 。將黃金業務分拆出來作為「純粹黃金股（Gold Pure Play）」並上市集資，是一個合理的財技 。紫金黃金的一個特點是其金礦穩藏量相對高，但產量相對全球頂尖同業則不算最大 。在2024年全球15大金礦企業中，按「總出產成本」（All in Sustaining Cost）排名第九。

在股市回暖的環境下，「開礦」和「賣股票」哪個更好？答案是很明顯的。

1. 引起討論的事件是什麼？

問：最近有哪些「花生」事件引發了對企業高層和HR關係的討論？

答：主要有兩起事件：

* 美國初創公司Astronomer：其CEO與HR主管在Coldplay演唱會的「Kiss Cam」中被捕捉到親密畫面，隨後兩人被迫離職 （雖然CEO本人不願承認 ）。

* 澳洲上市公司Super Retail：該公司的CEO被吹哨人投訴與HR主管有未經申報的關係。儘管最初否認，但最終董事會以「披露不完整」為由解僱了CEO 。

2. 為何高層與HR的關係特別敏感？

問：為什麼CEO或高層與HR部門主管的關係被認為是企業管治中的「敏感關係」？

答：這是因為HR部門在企業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 規則制定與執行者：HR負責制定員工手冊（staff handbook）、道德規範（ethics）和程序（procedure），是公司的「把關者」 。

* 從屬與戀人關係的雙重影響：HR部門很多時候是直屬於CEO的 。如果加上戀人關係，這種從屬關係和利益衝突會嚴重影響企業管治（tone from the top），導致政策和程序可能存在偏幫或不公 。

* 內部審判角色的失能：當負責執行規章的HR主管本身就是違規者時，將導致「沒有規矩」的內部審判失能，例如無法進行公正調查 。

3. 企業應如何處理辦公室關係？

問：企業通常採用哪些機制來處理辦公室內的關係或利益衝突？

答：企業主要透過申報機制和監督制度來應對：

* 親屬/戀人關係申報：公司通常要求員工申報在公司內的親屬關係（不限於戀人），目的是避免在升職、加薪等公事決策上出現偏私，申報後當事人需避席 。

* 吹哨人制度：設立外部或獨立的吹哨人熱線，讓員工可以匿名投訴高層違規行為，以達到監督目的 。然而，澳洲的案例顯示，有制度不代表有足夠的吹哨人保護 。

4. 企業制度的根本挑戰是什麼？

問：即使有制度，企業管治在執行層面會面臨哪些根本性挑戰？

答：最根本的挑戰在於「人」和「文化」對制度的凌駕：

* 管理層凌駕制度（Management Override）：高層權力過大，可能直接繞過或漠視內部控制 。

* 集體腐敗/同流合污：當管理層集體決定繞過內部控制時，制度形同虛設 。

* 文化的重要性：單靠規章制度無法保證公正。文化的重要性甚至高過制度，因為不良的企業文化會導致規則的執行被隨意對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

* 人治多於法治：無論是企業董事會還是政府體系，最終的公正性往往取決於最高層的執行者是否「乖」（英明神武、賢能），這是一種無法持續的「人治社會」狀態 。

5. 對股東和企業自身的影響如何？

問：高層醜聞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影響有何差異？

答：影響程度取決於公司的發展階段和組織結構：

* 初創公司：像Astronomer這類未上市的初創企業，因投資者（A輪/B輪）權力集中且利益夾得緊，對此類事件的反應更快、問責更清晰 。若公司本身基礎健全，即使高層離職，對公司本身的長期營運影響不大 。

* 上市公司：股民多數只關心股價和業績，除非醜聞涉及以權謀私到「人神共憤」的程度，否則高層的私人關係對股價影響可能不大 。然而，這種管理層的道德問題會導致錯失的機會（無法量度的代價）。

【政治、利益與權力的遊戲】特朗普女婿引入沙地主權基金槓桿收購美國第三大遊戲開發商 EA ，也是近來動作頻頻的銀湖資本（Silver Lake）被點名入股美國 TikTok 後又一大交易。

Q1：本次收購案的標的和作價為何？

A1： 此次合併收購的標的是遊戲公司 EA Sports，作價為 550 億美金 。

Q2：收購方的主要參與者是哪些？

A2： 這次收購由多方撮合與參與，包括：

* 傑瑞德·庫什納 (Jared Kushner) (特朗普的女婿)，透過其設立的 Affinity Partners 基金 。

* 銀湖資本 (Silver Lake) 。

* 沙地阿拉伯國家主權投資基金 。

Q3：這宗交易有何特別之處？

A3： 除了涉及美國前總統的女婿外，它是一宗 槓桿收購 (Leveraged Buyout, LBO) 。其中，200 億美金的資金是透過融資借貸而來由摩根大通 (JP Morgan) 貸款，並以被收購公司 EA 作為抵押品 。這將使 EA 增加 200 億的負債 。

Q4：收購方對 EA 的投資策略為何？

A4： 參與的基金，特別是銀湖資本，通常不會「坐貨」太久，其目的主要是想賺取差價，而非長期投資。他們會考慮「善價而沽」並設有退出策略 (exit strategy) 。

Q5：槓桿收購（LBO）對 EA 的盈利能力有何影響？

A5： 雖然 EA 去年盈利超過 11 億美金 ，但加上 200 億美金的債務後，每年需支付的利息將大幅壓縮其盈利能力 。

Q6：遊戲行業在媒體領域的重要性如何？

A6： 遊戲行業在當今的整個媒體行業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例如迪士尼 (Disney) 也需要與遊戲開發商合作 。遊戲市場也已高度整合 (consolidate)，例如主要的平台集中在索尼 (Sony) 的 PlayStation 和任天堂 (Nintendo) 的 Switch 。

Q7：這次收購案在監管上可能面臨哪些問題？

A7： 這次收購涉及多方對不同領域（如 TikTok、EA Sports、多個遊戲開發商）的控制，屬於橫向收購 。從法規上來說，這類收購比起垂直併購更可能構成市場支配地位，很容易觸發反壟斷調查 。同時，由於涉及外資（沙地），也需通過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 (CFIUS) 的國家安全審核 。

Q8：沙地阿拉伯積極收購遊戲資產的戰略意圖是什麼？

A8： 沙地主權基金近年非常積極收購電競專案，並在多家電玩公司如卡普空 (Capcom)、任天堂 (Nintendo) 等持有股份 。

雖然沙地可能透過軟實力來推動產業並提升國家形象，但暫時未見到玩電競的人會因此對阿拉伯國家改觀 。最終，這場政治博弈很可能仍需從商業角度來理解 。

QMMM 是一家在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註冊、在香港營運的公司，原業務是數位廣告，今年曾面臨退市危機。

QMMM 於 2025 年 9 月 9 日宣佈轉型，計劃用 1 億美元買入比特幣 (Bitcoin)、以太坊 (Ethereum) 和 Solana 等加密貨幣，股價在三個星期內，從約 $6.5 美元升至超過 $200 美元。若以單日最高點計算，從低位升幅曾 達 20 倍。

SEC 於 9 月 29 日介入，勒令停牌的理由並非其業務轉向加密貨幣，而是有理由懷疑有人在社交平臺（例如 Reddit）上「唱高」其股價，涉及類似「唱高散貨」(Pump and Dump) 的操作。

過去幾年，許多來自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公司在美國市場上市後，大部分都涉及類似的「唱高散貨」活動。這些公司的特點包括：

* 流通量極低： 大股東持有大部分股權。

* 迎合市場故事： 經常宣佈轉型或採用當時流行的概念（如加密貨幣、AI）。

* 註冊地： 許多在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註冊，使投資者在美國或香港難以提起訴訟，必須前往開曼群島提告，提高了法律追索難度。

這些中概股/港股的承銷商通常不是大型投資銀行。主要的承銷商包括 Dominari Securities（被點名為承辦最多此類業務的公司）、Network 1 Financial Securities 和 RF Lafferty。

監管機構已提出要增加上市的門檻和成本，例如限制集資額太低的公司上市，以減少利用小市值「搭棚」的投機行為。

選擇美國市場「搭棚」的原因包括：

* 上市過程相對簡單：相比香港，美國的上市流程被認為較為簡單。

* 利用美國市場中對此類手法不夠了解的投資者。

楓葉債（Maple Bonds）熱潮指外國企業在加拿大發行、以加元計價的債券。過去一直是邊緣市場，近來卻成為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企業的熱門融資門路。2025 年首九個月，楓葉債的發行規模已達 163 億加元，不僅超越去年全年，更刷新了歷史紀錄。

楓葉債為何突然爆紅？

首先，加拿大央行（BoC）比美國更快、更早減息。9 月 17 日，央行基準利率已降至 2.5%，而聯儲仍維持較高水平。息差直接改變了跨國企業的計算——美國公司若在加拿大發債，再透過利率掉期將加元資金換回美元，總成本比在本土融資還便宜。

其次，2025年1月1日起，楓葉債正式納入 FTSE Canada Universe Bond Index。這意味著加拿大本土基金若要緊貼基準，必須買入楓葉債。被動資金的機械需求，使得發行市場瞬間「由冷轉熱」。

另外，對加拿大機構投資者而言，高質而穩定回報的資產選擇不多，楓葉債亦應運而生。

例如今年 6 月，美國的 NextEra Energy 一舉發行 20 億加元楓葉債，成為加拿大史上最大規模的企業楓葉債之一。對加拿大投資人來說，這是世界級信用的加元資產；對 NextEra 而言，則是一次划算的融資操作。

另一個例子是 花旗銀行的回歸。沉寂多年後，花旗選擇再度進入加元市場，這不僅是套利，更是戰略性舉動，傳遞出 Maple Bonds 已經具備深度與流動性，不再是臨時性的「副線市場」。

但在楓葉債熱潮的背後，整體經濟環境其實是相對惡劣；加拿大央行之所以減息，其中一個原因是經濟數據惡化：

就業市場疲弱：7 月與 8 月共流失 10 萬個職位，失業率升至 7.1%。

出口暴跌：第二季出口重挫 27%，貿易戰成為主要元兇。

PMI 低迷：已連續八個月低於榮枯線，9 月更跌至 47.7。

在這樣的背景下，維持低利率幾乎是唯一選擇，與此同時加元匯率亦受壓，加元兌美元徘徊在 1 美元兌 1.39 加元的四個月低位。

對美國的債券發行人來說，弱加元帶來更划算的融資與更穩定的掉期成本；對加拿大當局而言，低匯率維持了出口競爭力，甚至吸引美國邊境消費者來加購物。更重要是，加拿大極高槓桿的地產按揭市場對息口極為敏感。所以在可見將來，加拿大有很大機會長期地維持低息和弱加元的情況。但低假以時日，弱加元的寬鬆政策，只會進一步加劇「收入停滯、生活成本上升」的滯脹格局。

美國聯邦政府在 2025 年 10 月 1 日進入停擺狀態（Shutdown），主因是聯邦政府的財政年度從 10 月 1 日開始，而由於國會未能達成預算共識，導致政府無法獲得新的撥款授權。這次是美國自 1980 年代以來的第 23 次停擺，影響範圍包括國家公園、部分監管機構和行政部門的運作。

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估算，約有 75 萬名聯邦僱員須放「無薪假」，不過他們在復職後會被補發薪水，因此停擺對財政並沒有實際節省效果，只是延後支付。對經濟而言，若停擺時間短，影響通常有限，但若持續超過數週，則會影響 GDP 增長與消費信心。2018–2019 年那場長達 35 日的停擺，曾拖累美國 GDP 成長約 0.1–0.2 個百分點。

美國財政的結構性危機不在於短期的停擺，而在於長期債務與赤字問題。2025 年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突破 36 兆美元，約佔 GDP 的 123%。其中超過三分之二屬於「非自由支配開支」（non-discretionary），尤其是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根據社會安全理事會（Social Security Trustees Report）的預測，社保信託基金可能在 2033 年耗盡，屆時只能支付承諾福利的 77%。若不改革，醫保與社保將成為長期赤字的最大推手。

財政改革的途徑不外乎「削減開支」或「增加收入」。前者包括限制福利增長、調整退休年齡或削減醫療補貼，但政治阻力極大；後者則可能包括增稅、提高關稅、甚至調整簽證與移民費用。CBO 預測，到 2035 年，美國的淨利息支出可能超過國防開支，成為最大單一支出項目，這將嚴重擠壓政府的政策空間。

在債務上限方面，2025 年 7 月國會通過的《Big and Beautiful Act》將債限從 36.1 兆美元提高至 41.1 兆美元，暫時推遲了「X日」的到來。所謂「X日」是指美國財政部耗盡「非常措施」後，現金流不足以支付國債利息與其他義務的日期。

美國信用評級在過去十多年來多次受挫。2011 年，標準普爾（S&P）首次將美國主權評級由 AAA 降至 AA+，引發所謂「黑色星期一」，道瓊工業指數單日大跌 634 點。2023 年，惠譽（Fitch）再度下調至 AA+，理由是財赤惡化與政治僵局。2025 年 5 月，穆迪（Moody’s）也將美國評級降至 Aa1，美國正式喪失三大評級機構的最高評級地位，意味著美債的「無風險」地位受到挑戰，未來融資成本可能逐步上升。

市場普遍仍相信「常態會繼續」。從債市反應可見端倪：在停擺期間，長期美債殖利率不升反跌，10 年期美債從 4.6% 降至約 4.1%，創下近年來最大跌幅之一。這顯示資金仍湧入美債避險，反映出即使美國財政狀況惡化，全球資本市場仍將美國視為「最後的避風港」。換句話說，儘管美國赤字問題嚴重，但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美國仍不是「沉得最快」的一艘船。

德國最新的就業數據顯示，失業人數意外增加了 14000，而職業空缺同時減少 66000；兩項指標同時出現，意味勞動力市場正在惡化，即「有人找不到工作，企業不願意聘請人」 。

德國經濟亦已出現衰退跡象；今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縮 0.3% 。整體失業率仍維持在 6.3% ，無論是消費還是工業生產都明顯走弱 。另外，德國決定完全放棄核能並轉而依賴進口天然氣 ，也是導致其近年來面臨沉重成本壓力的原因之一 。

但與此同時，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現在看來整個歐洲的通脹相對溫和 ，這言下之意是為實施寬鬆信貸政策以刺激經濟提供更多空間 。但儘管歐洲央行可能推行寬鬆政策，由於歐洲不像美國那樣擁有一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 ，寬鬆的信貸政策不一定能使資金有效流入實體市場 ，導致經濟復甦的效力相對較弱 。

更核心問題是，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為誰服務？因為歐洲是個很大的地方，整體數字的「沒事」不代表成員國面臨的特殊問題能被解決 。

全球經濟展望

至於美國，雖然股市仍處於歷史高位 ，但股市可以不反映經濟，主要因為資金高度集中於少數幾隻權重股 。這些大股的表現不反映一般的經濟狀況 。與此同時，零售股和一般消費類別的股票則反映出經濟的疲態 。

世界銀行（World Bank）最近亦下調 2025 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 。預期已從年初的 2.8% 下調至 2.3% 。這是一個明顯的、大幅度的縮減 。

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是走入低增長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世界正進入「滯脹」 時代 ，即：

* 經濟增長放緩

* 生活成本（通脹）上升

在低增長或滯脹環境下，社會會出現權力和利益的固化 。對於社會下層想上流的人群，將面臨巨大的壓力 。這容易造成社會怨氣，輕則出現如中國的「躺平」現象 ，或美國、歐洲的「大辭職潮」（Great Resignation） ，重則可能導致動亂或革命 。

在經濟淘汰賽中，每個階層向下流動的機會，都大於向上流動的機會；現在的環境那怕是傳統上「上了岸」的有錢人或大家族，也可能出現爆煲。

中國製造業面臨嚴峻挑戰 。最新的9月份採購經理指數（PMI）繼續低於50（本月為49.8），這已是連續第六個月處於榮枯線以下，反映製造業處於收縮狀態 。

中國製造業和整體經濟承壓的主要原因包括：

* 內需不足：中國自身無法單靠內需來消化產能 。

* 去槓桿化未解：房地產泡沫爆破已四年多至五年，但去槓桿化情況仍未解決，導致內需無法提振 。

* 貿易戰的衝擊 ，出口難以增加，且多國（如美國）開始有貿易防範心態 。

發改委公布推出5000億人民幣政策性金融措施，旨在促進幫助地方在基建和金融服務業上「重新啟動機器」。中央政府明顯不願將地方債務負擔轉移到中央，所以資金的性質是貸款，而不是中央撥款給地方派發財政補貼。

雖然發改委稱5000億人民幣政策性金融措施屬於「準財政措施」，但由於還錢的主體是地方政府而非官員個人，且權位變動不確定，地方官員傾向於看重眼前的利益，而非長遠的問責性，這使得5000億的「借款」設定難以有效制約貪腐和資金濫用，亦難免造成以下問題：

* 貪腐風險：地方官員可能批專案向中央借錢，承辦商將錢放入口袋，官員收受回佣，最終地方政府還不了錢，官員卻可能已轉移資產至海外 。

* 重複失敗經驗：這屬於當局最擅長但效用有限的「堆砌鋼筋水泥」的凱因斯政策，如2009年「四萬億」措施的長期效果不佳 。

中國社會結構性與長期性挑戰

除了經濟數據，中國經濟還面臨什麼長期結構性問題？

* 城鄉差距巨大：一、二線城市先富起來，但仍有十億八億人處於相對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在當前世界環境中缺乏競爭力 。

* 中低收入群體資產被鎖死：房地產泡沫破裂後，許多在中低線城市購房的中低收入群體資產被鎖在其中 。

* 「低端人口」問題：政府必須限制農村貧窮人口自由流動，因大規模流竄會被視為社會動亂的潛在因素 。

* 年輕人就業艱難：大學畢業生就業情況也很有問題，社會流動性大減。

* Q7：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對經濟政策執行有何影響？

中國根本困境在於社會存在嚴重的扭曲，加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使得中國一直以來無法突破「內捲」的問題。

西方系統對姓 (Last Name/Family Name) 和名 (First Name) 的劃分，與亞洲各國習慣有所不同；而許多香港人的名是雙字，但當填寫 First Name 時，系統可能只擷取第一個字，造成名字被不完整或錯誤記錄。例如名為 Tai Man Chan 的人可能只被系統識別為Tai。

各種公共服務之間的身分資料無法連通；例如「大寶」(Tai-Bo) 發現其 MyGov 系統無法串聯 Medicare（醫療）、ATO（稅務）和 Centrelink（社會福利）等服務，原因是各部門對其名字的拼寫、分割（如是否含連字符號 hyphen）或欄位歸屬（First Name, Middle Name）的處理不一致。

此外，許多族裔的命名規範與西方的「名-中間名-姓」結構有所不同：

* 越南裔： 可能帶有性別提示詞，如女性的「氏」(Thi) 和男性的「文」(Van)，這些詞常被系統誤認為名字的一部分或姓氏。

* 印度裔/其他文化： 有些人可能基於種姓制度或其他原因只提供單一名字或沒有傳統姓氏，導致系統被迫將名字複製到姓氏欄位，或使用「First Name Not Available (FNNA)」之類的預設值，造成記錄混淆。

* 女性婚後姓氏： 西方女性常見婚後隨夫姓、離婚後復原姓，以及使用複合姓氏（如林鄭月娥），這些頻繁變動或複合名稱也增加了系統識別的複雜性。

這種僵化是歷史沿革的結果。早期的文書檔案制度，尤其是在電腦化之前，必須設計出「最大公因數」的欄目（如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來處理大多數人口的命名結構。電腦化時，程式設計師只是依循紙本表格來設計資料庫，導致這種缺乏彈性的結構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姓名從來都不是有效的識別方式。一來姓名容易重複（撞名）、容易更改（轉名），且一個人可能有不同的別名或綽號。這導致系統不得不依賴其他識別碼。

更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政府或機構發放的 Unique Identifier（唯一識別碼）；例如美國的 社會安全號碼 (SSN) 和澳洲的 Centrelink 檔案編號或稅號 (Tax File Number) 都是被設計為獨一無二且相對穩定的編號，有利於跨部門服務的串聯。

但是從網路和社交媒體中的應用，Email 地址和 Unique Handle (如 Twitter 或 IG 帳號) 也已取代傳統姓名，成為日常的識別方式。這個現象也是這個時代之下的一種轉變。

內捲（Involution）本來是個源自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與「進化」相反的過程。但「內捲」它不完全等同於退化。

內捲的核心定義是：「沒完沒了、原地踏步、徒勞無功的競爭」 。

「內捲」與經濟蕭條有何不同？

單純的經濟蕭條或景氣差，指找不到工作，而內捲的特徵更為具體是高度競爭，但投入大量努力後獲得的回報卻越來越少。

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在 1930 年代研究印尼爪哇島的稻米種植時，發現了一個現象：當地人口持續增加，但可耕作土地面積卻沒有擴大。農民們雖然更加努力、高密度地耕作，總產量也確實有所增加，但若以人均計算，產量卻是下降的。

這種現象體現了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益遞減定律（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香港在 1997 年之後，尤其在 2004-2005 年後，雖然經濟看似恢復，但社會的某些層面已經出現「固化」現象；有些人仍能「吃老本」賺錢，但新一代的收入明顯比上一代差；明知競爭激烈，付出的努力並未換來相應的回報，但仍然繼續惡性競爭。

「內捲」與「進化」的區別是什麼？

內捲與進化，並非進步與退步；內捲可以帶來效率上的提升，但沒有突破性的改變；大量資源投入做同樣的事情，換來的卻是不斷減少的回報。進化則是在所有因素都可以改變的 long-run 狀態下，競爭與合作帶來模式上的轉變，由量變到質變。

世界各國都呈現內捲的現象。歐美社會中出現的 The Great Resignation，到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後年輕人對「996」（朝九晚九，每週工作六天）和「社畜」文化的厭惡而衍生出「躺平」文化，這反映出在一個低增長或增長平緩的環境下，人們感到徒勞無功的氣餒。

內捲對社會有哪些影響？

內捲導致社會變得更加封閉和排外；將問題歸咎於外來者，例如新移民或外勞，導致排外情緒加劇。此外，內捲還會加劇社會結構的分明化和固化，形成階級。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上層社會會對下層進行更強烈的控制，使得底層人民更難向上流動。

要擺脫內捲，不能僅靠政治上的偉人或制度革命；真正需要的，是技術上、科學上、商業上能帶來突破性增長；只有當整體物質上環境出現質變，人類才能短暫脫離這種「文明的疲倦狀態（civilization fatigue ）」。

什麼是實體資產代幣化（RWA）？

RWA（Real World Asset）是指將現實世界的資產，例如美國國庫債券、黃金或房地產，透過區塊鏈技術進行代幣化（tokenize）。這種代幣作為一種憑證或信物，可在區塊鏈上進行交易，用以記錄資產的所有權或權益。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將資產交易的記錄方式，從傳統的紙張或中央帳簿轉換到更有效率的數位系統。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它與代幣有何關係？

從經濟學角度看，錢或貨幣的本質是一種被社會廣泛接受的「信物」（token）或「憑證」。它代表購買力，其價值並非來自紙張本身，而是源於公眾的共同認可。因此，紙幣、銀行帳戶裡的數字，甚至區塊鏈上的加密貨幣，本質上都是一種信物，只是記錄和交易的方式不同。

為什麼房地產是RWA最合理的應用，卻又最難實現？

房地產的產權記錄方式（如地契）與區塊鏈的分散式總帳（public ledger）概念極為相似，因此房地產非常適合代幣化。然而，最大的挑戰在於政策和法律層面。政府必須接受這種交易模式的合法性，並將其官方的房地產記錄平台搬到區塊鏈上。但在現行制度下，要由文件為本的模式轉到鏈上，將要極漫長而複雜的程序。

為什麼中國政府要叫停香港的RWA與穩定幣業務？

有理由相信，中證監叫停相關業務並非因為技術風險，而是出於對資產流向的控制。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是一個「圍牆之內」的內循環，其資產價格與外部市場有所區隔。虛擬資產代幣化被視為可能增加資產流動的渠道，進而影響內外資產價格的穩定，這是監管機構主要擔心的原因。這種做法也反映了他們不願放棄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手段。

香港在虛擬資產領域的處境有何特殊性？

香港希望借發展虛擬資產和穩定幣，以鞏固其金融中心地位。然而，由於與中國大陸關係緊密，北京的監管態度直接影響香港的金融界。一方面，香港試圖推動創新，另一方面，中央監管機構又勸喻香港的中資證券行和銀行不要參與相關業務，這使得香港的發展面臨獨特的矛盾和困難。

澳洲的四大銀行是：澳新銀行（ANZ）、澳洲聯邦銀行（CBA）、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和澳洲國民銀行（NAB）。

為什麼澳洲銀行業的寡頭壟斷現象如此顯著？

澳洲是一個幅員廣闊但人口不多的國家，這種地理和人口特徵導致寡頭壟斷在多個產業中都很常見，銀行業也一樣，四大銀行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

最近澳洲銀行業為何出現裁員潮？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澳新銀行(ANZ)裁員3,500人，佔其總員工數的近10%。澳新銀行的裁員行動是由一位空降的葡萄牙人新總裁 Nuno Matos (馬圖斯) 主導。這位新總裁沒有澳洲本地的人脈包袱，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裁減冗員和既得利益派系，這在澳洲企業文化中並不常見。

澳洲銀行業有哪些具體的經營問題？

* 低效的業務流程：例如澳新銀行(ANZ)內，不同部門的客戶盡職調查（KYC）流程需要客戶反覆提交資料。

* 技術落差：相較於美國的外包金融科技解決方案，澳洲銀行傾向於內部自行開發系統，導致技術水準落後。

* 工會阻力：澳洲的銀行工會勢力強大，曾要求銀行在引進人工智慧(AI)技術時，承諾三年內不裁員，這阻礙了技術的導入和效率提升。

* 合規成本高昂：銀行因不當行為頻繁被罰款，例如澳新銀行(ANZ)因錯誤出售國庫債券和向已故客戶繼續收費，被罰款超過2.4億澳元。

澳洲銀行業的困境是否反映對經濟前景悲觀？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例如，澳新銀行(ANZ) 2024財年的淨利潤比前一年減少了8%。

既然澳洲的四大銀行有這麼多問題，為什麼它們在股市中依然穩固？

儘管存在問題，這些銀行擁有巨大的「護城河」(moat)；它們在澳洲市場處於寡頭壟斷地位，競爭雖然存在但不足以動搖其根基。此外，它們被視為防禦性資產，許多機構投資者（如退休金）都持有它們的股票。

【大寶雪梨來鴻 Substack】 https://cheungtaibo.substack.com

什麼是言論自由？它有沒有界限？

有人認為，言論自由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絕對的；這類觀點通常基於一些特定的理由，例如：

* 煽動性或仇恨言論（Hate Speech）： 許多人主張應限制可能煽動仇恨的言論。

* 假資訊： 有人認為言論自由不應涵蓋謊言或假資訊，因為它們容易誤導公眾 。

* 保護弱勢群體： 一些人擔心無限的言論自由會傷害無法辨別是非的「無知者」，讓他們被有心人欺騙 。

限制言論自由會遇到什麼問題？

* 動機難以證明： 如何證明一個人的言論動機（例如煽動）？

* 真假難以判斷： 藝術、創作和學術假設都涉及不完全真實的內容；如果只允許說「真相」，很多新發現和批判性觀點的討論將無法進行 。

除了法律之外，言論自由還有哪些制約？

法律並非唯一的制約，言論自由還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 獨立判斷力： 社會上最大的制約其實來自每個人的判斷力。當人們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就不會輕易被虛假言論煽動 。

* 社會與道德規範： 社會有其內建的道德標準。許多人會基於群體接受度或自我身份認同，自動地約束自己的言論 。言論者通常會自我審查，考慮受眾是否能接受其觀點，以及是否會損害自己的公眾形象 。

應該如何應對假資訊和煽動言論？

與其透過法律來全面禁止，更有效的方法是透過提升公眾的抵抗力 。

H-1B 簽證制度設計與原意

* H-1B 的原意是為「專業職業」（specialty occupations）提供簽證，即一般需要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格的工作。

* 並非「天才」或「傑出人才」簽證（那是 O-1 類）。

* 僱主必須支付「現行工資」（prevailing wage），但工資被劃分為四個級別：

* Level 1：約第 17 百分位

* Level 2：約第 34 百分位

* Level 3：中位數（50 百分位）

* Level 4：約第 67 百分位

* 這意味著即使合法合規，仍可支付低於當地中位數的薪酬。

政策改變

* 2024：改為「以受益人為中心」的抽籤制度，杜絕重複報名，申請數大幅下降。

* 2025：提出新收費，對新申請人徵收 10 萬美元，可能抑制低利潤模式、影響中小企業。

工資數據與使用實況

* 2025 財年第 3 季：

* 軟體工程師（15-1252）：54% 在 Level 1。

* 數據科學家（15-2051）：51% 在 Level 1。

* 歷史數據（2010–2020）：Level 1 比例下降，但 Level 1 + Level 2 合計仍約 60%。

* 結論：大多數申請集中在低於當地中位數的區間，制度性偏低薪。

人口統計特徵

* 印度佔比最大，約 73%（2023 年度）。

* 中國約 12%。

* 其他國家各自不超過 2%。

* 年齡：新批准個案中約 65% 在 25–34 歲；中位年齡為 33 歲。延續就業的個案多數在 30–39 歲之間。

* 教育程度：超過 一半持有碩士學位；約 6–13% 為博士。

* 職業分佈：約 65% 屬於電腦相關工作，其次是建築、工程、測量等（約 9%）。

僱主與行業

* 大型科技公司（如 Amazon、Google、Microsoft）是主要申請者。

* 同時，外判承包商如 Infosys、TCS、Cognizant、Wipro 亦為大量持有人提供管道，常涉及成本壓縮模式。

社會與經濟影響

* 成本層面：在企業層級，研究顯示平均工資下降、利潤上升，但創新效果有限。

* 簽證依附性：持有人必須依附僱主，失業即失去身份，削弱談判力。

近年海外香港人社群中矛盾日益加劇，左右派對立現象也變得表面化，甚至衍生出「你不代表我」的爭議。

但現象背後其實不僅源於政治分歧，也反映人們無法理性對待不認同的觀點。尤其在網路文化中，有些人遇到自己不認同的意見，就發動「出征」的網路欺凌；這種行為本質上與他們所鄙視的「小粉紅」無異。

言論自由的意義，不在於保障大多數人認同的言論，而在於保障那些肯定會有人不認同的言論。民主的真正意義，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個人能夠自己做決定的社會結構，避免「多數人暴政」或民粹主義。

如果香港人自認是一個「優秀的族群」，請在思想和行為上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他鼓勵大家就事論事，而不是對人身攻擊，左一句「右癌」，右一句「左膠」。

雖說然很多人都會說，香港人「沒有分裂的本錢」，要避免內鬥，但不分裂或不內耗不代表社群必須團結。當任何人嘗試代表「所有香港人」，必然會引發「你不代表我」的情緒。

錄影時有一點沒有講到，就是 2019 年香港人最主動參與公民社會的時候，大家的最大公因數就是「兄弟爬山」。避免撕裂的重點不是團結，而是明白大家可以用共同目的但對於手段有不同的取態；和而不同是因為在群眾運動當中，大家對應該怎樣走下去，必然有不同觀點。

公道一點說，我觀察到在海外從事政策倡議工作的香港人，通常是以普世價值或人道立場提出建議，而非宣稱代表所有人。

畢竟，每個人最終能代表的，就只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言論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對自己的言行有反省，是 decency ，是「品」。

對事不對人，知易行難，但也是必要的個人修養。話止於此，謝謝。

什麼是 Perplexity？它的主要功能與傳統搜尋引擎有何不同？

Perplexity 是一個 AI 搜尋引擎，它能即時上網搜尋資料並提供精簡的答案 。與傳統搜尋引擎不同，它提供的結果不是一連串的連結，而是經過 AI 統整的摘要，同時列出資訊來源 。

為什麼說 Perplexity 能夠挑戰 Google 的搜尋市場？

Perplexity 的搜尋方式更精簡且有效率，直接提供總結好的答案，並能搜尋到一些原本需要付費訂閱的內容 。這種以 AI 為基礎的搜尋模式給了傳統搜尋巨頭 Google 帶來壓力，因為許多新興 AI 公司正在搶佔其搜尋市場 。

Perplexity 的 Comet Plus 計劃是什麼？

Comet Plus 是 Perplexity 的一項月費計劃，用戶可以透過其瀏覽器搜尋到一些大型新聞媒體付費牆後的內容 。Perplexity 會將月費收入的八成，分給這些內容創作者或新聞媒體公司 。

大型新聞媒體過去為什麼反對 AI 爬取其內容？

許多大型出版商不喜歡 AI 公司爬取其內容，因為 AI 僅取用內容而未帶來廣告收益，這對以廣告為主要商業模式的媒體來說是巨大的利益侵犯 。此外，一些新聞媒體的商業模式是依賴訂閱，當 AI 能夠取得付費牆後的資料時，他們認為這侵犯了版權和利益 。

AI 搜尋會如何改變新聞媒體的商業模式與內容產出？

AI 搜尋促使新聞媒體重新思考其內容策略 。與其追求轟動的標題和花邊新聞來吸引流量，新聞工作者現在必須考慮如何產出更能回答大眾問題的內容 。Perplexity 的分潤模式提供了一個新的收入來源，這可能成為內容創作者在 AI 時代的一種新商業模式 。

Perplexity 與內容供應商的合作模式是雙贏嗎？

這可能是一種三方共贏（win-win-win）的局面 。對用戶而言，他們能方便地獲取多家付費媒體的資訊 。對 AI 公司而言，它能合法使用這些內容並建立商業模式 。對內容創作者來說，這提供了一個新的營收來源，緩解了與 AI 公司的版權爭議 。

技術與市場動態

Google 在瀏覽器與搜尋引擎市場的獨佔地位是如何被 AI 挑戰的？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Google Chrome 和 Google Search 幾乎壟斷了瀏覽器和搜尋引擎市場，其他產品如 Mozilla Firefox 或 Microsoft Edge 僅佔據較小的市佔 。然而，AI 技術的出現改變了這場競爭 。

AI 時代的搜尋引擎競爭有何不同？

新的競爭者（如 Perplexity）不是單純地提供一連串網址連結，而是直接提供經過整理、附有來源的綜合答案 。這種以 AI 為核心的服務模式，正在撼動 Google 的地位，迫使這家巨頭也開始將 AI 摘要功能整合到其搜尋結果中，以應對來自 AI 原生搜尋引擎的挑戰 。

什麼是 AEO (AI Engine Optimization)？它與 SEO 有何不同？

AEO（AI Engine Optimization）是 AI 搜尋時代的新概念 。與傳統的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著重於如何讓網站在搜尋結果中排名靠前不同，AEO 的目標是讓網站內容能被 AI 容易搜尋並選為官方答案或主要答案 。這意味著內容創作者必須考量網站設計，以適應 AI 的抓取和呈現方式 。

AI 生成的內容用於 AI 訓練會帶來什麼問題？

如果 AI 生成的內容（AI-generated content）被用來訓練 AI 模型，可能導致模型品質下降，或強化其原有的偏見 。若最初訓練資料庫已經很偏狹，AI 生成的內容會不斷加強這種偏見，最終導致模型「越走越偏」 。

我在自己英文 Blog / Podcast 更深入地探討麥加錫時代的前因後果：

在西元前兩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一位農夫在播種大麥時，並不只是耕作，他同時也在召喚眾神。他的收成好壞，不單單取決於水源與氣候，而是被理解為一場宇宙神話中的片段。

在古埃及，法老不僅是政治統治者，更是神聖秩序的化身，代表守護的「瑪亞特」（ma’at），也就是真理、公義與平衡。

對早期的以色列人而言，法律是直接由西奈山上的上帝啟示。

古老文明的宗教不只是信仰或儀式，而是當時人類所能掌握的一切知識的總和：宇宙論、法律、道德與自然解釋，都被編織成一個整體。

在科學出現之前，在世俗國家形成之前，宗教就是人類所有知識的總和。它解釋了尼羅河的氾濫、瘟疫的肆虐、帝國的興衰。它規範了親屬制度、財產繼承，為王權、戰爭與飲食提供了正當性與禁令。它既能回答終極問題：「世界從何而來？」宗教也能解答日常實用的問題：「如何播種？如何治水？」幾千年來，宗教壟斷了人類知識的權威。

哲學的挑戰

在希臘、印度與中國的古典黃金時期，哲學作為另一種求知方式，逐漸挑戰宗教對知識的壟斷。

希臘思想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與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嘗試以「水」、「無限」、「流變」解釋世界，而不再以宙斯或雅典娜的神話故事去解釋自然現象。蘇格拉底更因「褻瀆神明」與「腐化青年」而被判死刑，也象徵哲學與傳統信仰的衝突。

在印度，《奧義書》（Upanishads）將「沒有答案的問題」轉向探討「梵」（Brahman）與「我」（Atman）的本質；後來佛陀更徹底否定吠陀祭祀（Vedic）的權威，提出人人皆可循八正道作為解脫之道。

在中國，東周諸子百家爭鳴：道家批判儒家禮制的僵化，墨家則主張兼愛，法家乾脆捨棄宗教道德，轉向法律與權術。

在以色列，《約伯記》質疑「受苦即因罪」的傳統神學，呈現了宗教內部的哲學反思。

哲學的出現，讓人類第一次以理性、辯證與觀察，挑戰宗教對真理的壟斷。

啟蒙運動：決定性的轉折

十五世紀的印刷術與新大陸的發現，打破了舊有秩序。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借助印刷，挑戰教廷的壟斷。啟蒙思想家笛卡兒懷疑一切，以理性為基礎；洛克提出自然權利與社會契約；伏爾泰嘲諷教條，呼籲寬容。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象徵知識不再依附於宗教權威。

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揭示了萬有引力，宇宙被看作精密的機械運作。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呼應了自然規律的秩序。

宗教雖未消失，但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識體系。

在大西洋的對岸，新大陸不但帶來黃金、白銀與新農作物，也帶來新的疑問：「聖經如何解釋美洲原住民的存在？」舊世界的統治者和教會雖然嘗試將宗教帶到新大陸，但新大陸廣袤的空間，也讓追求信仰自由的新教徒建立理想國度。

工業革命與民族主義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讓城市與工廠取代教堂與農村。鐘錶不再由教堂鐘聲掌控，而是由工廠的汽笛規範。工程師與醫生成為新的科技權威。

在政治層面，馬克思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勞工組織與工會提供了世俗化的團結與倫理。民族主義也從另一邊奪走了教會對民眾身份認同的壟斷。法國大革命宣稱主權屬於國民，德國與義大利統一不再需要教宗的祝福。

宗教信仰的影響力減退，已經是大勢所趨。例外是波蘭的天主教或希臘的東正教，將信仰與民族認同融合起來。但除此以外，宗教在大多數進入現代文明的社會中，不再是唯一的政治與道德標準來源。

現代科學的三重衝擊：達爾文、愛因斯坦與佛洛伊德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顛覆了創世論。物種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透過自然選擇逐漸演化。人類不再是「上帝的特殊造物」，而是動物演化鏈中的一環。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翻了「穩定、永恆的宇宙」。時間與空間不是絕對舞台，而是隨觀察者而變，並隨物質與能量彎曲。宇宙是動態、有限且不穩定的。這摧毀了亞里斯多德與牛頓式的「和諧宇宙」想像。

佛洛伊德則將最後的堡壘——人類的靈魂——納入心理學。夢境不再是神的啟示，而是潛意識的欲望。宗教在他看來，是人類投射父權與恐懼的幻象。

生命、宇宙、靈魂——三大領域都被世俗化的理論侵蝕。宗教所能專注的，就只剩下人的存在意義、倫理與身份等問題。

存在主義的最後一擊

雖然我們比過去知道更多，但有些問題科學無法觸及，哲學也未必有答案，宗教則繼續嘗試給予一種解答的方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痛苦是否有價值、歷史是否有方向。

尼采在《快樂的科學》（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1882）中宣告：「上帝死了。」這並不是單純的無神論，而是指出整個歐洲文明賴以為基礎的意義體系已經崩塌。當上帝不再是價值的根基，人類的危機是陷入無意義的深淵。尼采的回應是進一步強調：「創造新價值」，由「超人」（Übermensch）來自我立法，將生命本身視為價值的泉源。但這樣的自我立法，是對宗教的徹底取代：意義不再來自神聖，而是由人類意志的創造。

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者將這場挑戰推向極端。薩特主張「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意指人類先被「拋入」世界而存在，然後才透過選擇創造自我意義。宗教的核心主張是：人有上帝賦予的本質；薩特則認為人的存在沒有任何預設，必須由人自己決定才有意義。

加繆則進一步描述了「荒謬」，即人類對意義的渴望，卻只能面對宇宙的冷漠。人在得不到宗教回應時，並非尋找超越性的救贖，而是「在荒謬中反抗」：像西西弗斯一樣，不斷推動巨石，即使知道最終徒勞無功。

存在主義代表了對宗教最根本的挑戰：科學與宗教是「事實之爭」，哲學與宗教則是「意義之爭」。宗教說生命有目的，苦難有意義；存在主義說生命沒有預設的目的，苦難只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意義必須由人類自己承擔。

從衰退到復興

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加速世俗化，信徒人數大幅減少。然而在美國，由於政教分離，反而形成了活躍的「宗教市場」。競爭促使宗教復興與創新：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催生了摩門教、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督科學會等新興教派。二十世紀的福音派更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深刻影響教育、墮胎與公民權等議題。

在拉美，出現了「解放神學」，把貧困與壓迫視為宗教使命，挑戰獨裁政權。在亞洲與非洲，雖然基督教主要透過殖民傳入，但仍留下深刻印記：菲律賓的天主教會至今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韓國的教會既參與民主化運動，也推動保守社會議題；非洲的五旬節派教會則在社會動盪中提供希望與秩序。

宗教之所以能在世俗化之後依然存活，正因人類內心深處始終懷有追尋答案的衝動。雖然宗教不再壟斷知識的解釋，但隨著不同知識領域急速發展，人類同時面對更多「沒有答案的問題」。環境與局勢愈複雜多變，宗教式的論述便愈能大行其道。

宗教能延續至今的另一個原因，是人類對身份與歸屬的追求。「我是誰？」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根本問題。當人類直視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時，往往會透過價值選擇來確立自我認同，並藉由神話、儀式與共同體，將個人生命置入更廣闊的脈絡，進而產生深遠影響。

回顧整個歷史脈絡，宗教從人類知識的總和，逐步被哲學、科學與國家分割領域。它失去了對自然、宇宙與靈魂的壟斷解釋，但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在新的空間裡持續發揮作用。它適應、轉化，甚至以更靈活的形式重新進入公共生活。在任何時代，人類都無法不去追問，也無法不去尋找意義。只要這種追問存在，宗教就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存在，並成為人類身份與歸屬的一部分。

雖然保守派人士常將「同性伴侶關係」等新觀念視為對家庭價值的最大衝擊，並稱之為「文化戰爭」的結果，但這只是表象。

這些文化上的爭議，其實是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結果，而非根本原因。影響家庭制度的核心力量來自於客觀社會經濟學現象，特別是人口結構與人口流動性。

* 人口結構的轉變：

* 出生率下降：全球發達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和美國，出生率都已遠低於維持人口數目不變所需的「replacement level」（2.1個孩子）。例如，美國目前的出生率僅剩1.6。按目前趨勢推算， 2050 年全球出生率亦下降至 2.1 以下。

* 高齡化：隨著人均壽命延長，社會出現高齡化現象。這使得老年人口增加，而傳統上家庭作為「社會安全網」和「照顧網絡」的功能受到嚴峻考驗；更重要是就算是已婚家庭，兩個年長者互相照顧的效率並不高。

* 人口流動性的加劇：

* 以香港人的移民潮為例，地理流動性使家庭成員分散到世界各地，例如紐西蘭、澳洲、新加坡、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地；這種分散導致家庭成員之間難以維繫關係。

* 流動性還衍生出實際的照顧問題。例如，移居海外的子女如何照顧留在香港的年邁父母，這使得傳統「同住」和「血緣關係」的家庭定義面臨挑戰。

當家庭功能逐漸被減弱，人們會更加依賴家庭以外的制度，例如政府或集體主義的社會保障。然而，事實反映集體制度有結構性的缺陷：

* 財政不可持續性：美國的社保基金預計將在2035年用盡。此外，中國大陸也因社保基金面臨現金流危機。

* 風險與回報：公共社會保障基金為了跑贏通脹並確保增值，必然需要承擔投資風險；一旦投資失利，後果將不堪設想。

* 個人計算一樣會出現的盲點：個人在為退休做打算時，最容易犯的兩個錯誤是：低估自己的壽命，以及未能確保資產增值足以應對長期需求。

家庭和婚姻是種「財產安排」的社會制度；我經常戲稱婚姻是「兩個人的共產主義」，但前提是雙方都「有產可以共」。歷史上，貴族的權力以嫡長子繼承權為其中一個相對穩定的模式，而其他的子女則用作政治通婚以重整上流社會的財產與權力結構。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帝國盛極而衰的時代，反對家庭制度，正是因為他見到家庭作為維繫財產和階級的制度的功能。

回到今日的世界，我們與其陷入意識形態的爭論，不如務實地思考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以及個人如何應對。我們無法改變人口結構等大趨勢，但可以改變我們應對這些趨勢的方式；在個人層面如何「獨善其身」，為自己和身邊的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事。

一宗發生在2023年澳洲的兇殺案；背景是一場家庭聚餐。晚餐後，多名食客因食物中毒入院，其中三人不幸身亡，一人倖存。調查後發現，致命食物是威靈頓牛柳中含有毒蘑菇，因此被稱為「威靈頓牛柳案」。

嫌疑人是這場晚餐的烹飪者 Erin Patterson (柏特森) ；她被起訴的原因是警方發現她在案發前曾上網搜尋毒蘑菇相關資料，並有將毒蘑菇乾燥磨粉的行為。此外，她在用餐時使用的餐碟顏色與其他受害者不同，顯示她可能知道哪一份牛柳有毒。

Erin Patterson 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終身監禁，並設有33年的不可假釋期。

由於作案手法是利用毒蘑菇混入高級菜餚，且動機不明，讓案件充滿懸疑。此外，案件引發了澳洲社會對食物安全的恐慌，導致蘑菇銷量在一段時間內大跌。判決過程還進行了罕見的網路直播，讓公眾能即時追蹤，這也使得案件在國際媒體上引起了廣泛報導。

根據我廿多年在香港政治及政策圈的經驗，政府不會將一個會被否決的法案提交到立法會 。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會事先確保有足夠的票數才會提出法案，甚至在票數不足時會選擇收回法案 。

我大膽的想法是，這次法案被否決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表演 。這場「戲」的目的是向全世界證明，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立法會並非「橡皮圖章」，議員們能夠行使權力否決政府的草案。此外，這場表演還同時達成另一目的：將不通過法案的道德責任轉嫁給立法會，讓政府在法律上尊重法庭判決的同時，實際上不必推動同性關係合法化。

自由與包容是相輔相成的 。當你追求自由時，必須意識到別人也在追求他們的自由 。包容並非單純的忍耐，而是明白我們都是獨立完整的個體；就算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只要別人沒有干擾到你的時候，那是別人的自由；而你認為是正確的是，也不能強迫他人去做，強迫出來的，就不是道德上的正確。

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許多矛盾，往往源於「大庭廣眾」與個人界線的衝突；社會上必然有人做一些你不喜歡的事。問題的關鍵在於，別人有沒有具體實在地侵犯你自由？否則，除了自己，沒有人有責任去照顧別人的感受？

至於文化戰爭；最大問題是有一群過去被壓迫的小眾，爭取別人的認同，與此同時有另一班人，將這些「異己」視為「邪惡」。以性取向為例，過去的社會中，在民間一直有各種風俗，如「雙性戀」（張保仔）；只是在過去兩百年，社會階層和各種關係的轉變，令到主流和非主流的矛盾變得更表面化和激烈。

總之，任何人當過度代入某種身份，就難以保持清醒理智地去將自己和周遭的人視為獨立個體 ，忽略彼此間其實有許多共同點 。而最難做到的一件事，就是不會因某個人而憎恨一整個群體，但這正是今時今日這個撕裂的社會當中，最重要的反省。

「幻覺」（Hallucination）是指大語言模型（LLM）在回答問題時，產生聽起來很有說服力，但卻是無中生有的資訊 。

為什麼會產生幻覺？

OpenAI 的研究報告指出，幻覺是語言模型本身的結構問題。其運作機制是透過不斷預測下一個最合理的字詞來生成內容。當訓練資料中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時，模型為了獲得「獎勵」（即生成回應），就會像猜測選擇題一樣，胡亂編造一個答案 。

新一代的模型如 GPT-5，已透過改善其評分機制，減少了幻覺的出現。幻覺是語言模型固有的結構問題，因此無法百分之百根治 。

從使用者角度如何減少幻覺？

使用者可以透過以下方法降低幻覺的發生機率：

* 限定資料範圍：提供特定的文件（如論文）給模型，並要求它只在這些資料的範圍內回答問題 。

* 明確提問：在提問時，清楚地描述背景、問題，並說明你期望的答案類型，例如「不要亂編」、「需要精準答案」等 。

* 要求事實核查：可以要求模型自己進行事實核查，或請它提供資料來源 。

如何讓大語言模型有效地發揮創意？

* 結合特定情境：將兩個看似不相關的概念或領域（例如佛學與人工智慧）關聯起來，引導模型從新穎的角度進行分析 。

* 協作式提問：當問題不夠明確時，讓模型反過來提問以幫助您收窄問題範圍，共同協作釐清問題 。

* 資訊整理與分析：利用模型將多個來源的資訊（如公司財報、網路論壇評論）進行綜合和摘要，以獲得更精簡和全面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