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公民人權協會研究小組
中華公民人權協會於2022年11月13日下午特別邀請公益講師蘇熙文醫師,舉辦醫療人權公益講座「走出情緒壓力的幽谷─精神科醫生不願告訴你的事」。由內科醫師進行疫情後的情緒管理及正確飲食的衛教。
疫情下抗憂鬱劑使用量升高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COVID-19 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憂鬱的盛行率大幅增加了 25%。台灣人抗憂鬱劑的使用人數,也從140萬人擴大到154萬人,增加了10.4%。
疫情改變生活,必須的隔離手段,讓許多人成為暫時的孤島。民眾的壓力不斷累積,其中包括健康的隱憂會擔心自己和家人可能會重症或是死亡;必須隨時注意防疫的高壓生活,要記得戴口罩消毒;長期壓力之下,還不知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影響民眾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精神科疾病的認定是舉手表決?
問題是,在憂鬱症人口高速成長的背後,蘇醫師指出,精神科診斷的憂鬱症和過動症,宣稱是生理疾病大腦異常,看診時卻沒有檢查大腦,就開立精神科藥物。
精神科使用精神失調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但是很少人知道,這本手冊已經出了五個版本了。第一版只有112種疾病,到第4版已經增加為374種疾病。精神科所謂的失調症,例如過動症、憂鬱症,一個一個被加入手冊,但整本手冊卻沒有定義什麼是「正常」。
蘇熙文醫師在演講中提供民眾一項常識,其實DSM這本手冊裡面的病名,是精神科醫生們投票表決定出的。例如1973年,在同性戀代表列席旁聽之下,美國精神醫學會成員以5584人對3810人,投票通過「停止稱呼同性戀為一種精神疾病」。
蘇醫師觀察,不明原因的憂鬱,有40%來自於身體的因素,60%來自於心理的因素。因此出現的症狀,可能有沮喪、睡不著、胃口不佳、想自殺,然而抗憂鬱劑真的能解決他們的憂鬱嗎?藥物仿單和書籍卻告訴我們,抗憂鬱劑常見的副作用會產生憂鬱、遲發性運動困難、靜坐不能、暴力行為和自殺。
CMAJ《加拿大醫學協會雜誌》在2010年曾刊登一項研究,婦女在懷孕期間服用抗憂鬱症藥物,會增加準媽媽流產的機率達68%。
社會新聞背後的抗憂鬱劑
蘇醫師舉出好幾則社會新聞,自殺時使用抗憂鬱劑,殺人時使用抗憂鬱劑,包括美國發生的校園槍擊案。例如2001年6月,美國懷俄明州的唐納.謝爾 服用抗憂鬱劑後瘋狂掃射,法官調查後判定抗憂鬱劑要為這場殺戮負起80%的責任,並要求藥廠賠償800萬美元。這些血淋淋的社會事件,竟然背後都有抗憂鬱劑的身影。
2006年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進行的研究「紓解憂鬱症的持續治療替代方案」,發現13到17歲的青少年,符合憂鬱症篩檢認定的憂鬱症狀,到6週後只有47%仍然符合憂鬱症表現,6個月後只剩下35%。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即使被篩檢出有憂鬱症狀,在適當的支持與追蹤下,症狀大多會自行消失,不須用藥。
蘇醫師提醒民眾,一般的醫療上,《知情同意權》的標準包含:
一、溝通診斷的本質,二、建議之治療或程序的目的,三、建議之治療的風險和優點,四、還有告訴病患替代的治療方式,唯有如此,病患才能在充分告知和教育之下做決定。所以醫師應該取得詳盡的病歷,然後做完整的身體檢查,排除所有可能造成該類症狀的問題。接著醫師再跟病人解釋,他所推薦的治療方式有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雖然抗憂鬱劑造成這麼多負面影響,但是蘇醫師仍用巨大的字體提醒在場聽眾,不可任意突然停藥,以免發生反彈的戒斷作用。
重新認識憂鬱
在拆解了精神科診斷問題,抗憂鬱劑副作用之後,蘇醫師協助民眾重新認識憂鬱。憂鬱是一種現象、症狀,不是一種疾病。憂鬱背後有多種原因,外在症狀只是結果;精神科倒果為因,將「症狀」變「疾病」。精神科藥物只是治標不治本,找出憂鬱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治癒」憂鬱。